想起韦大列男爵
刘锡诚
围绕着“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话题，总是讨论得很热闹。我曾在微博写了一句话：“我们在高唱中华文化走出去，却没有一部像《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那样的《中国民间故事》在世界各国流行！”不想这句话引起网友的关切和共鸣。这又使我想起百余年前一个走进中国文化的名叫韦大列的意大利人。
早年意大利驻华公使韦大列（Guido Vitale）男爵在华任职期间，每年夏天都要到北京的庙里，去向那些乘凉或进香的平民百姓搜集歌谣，并编纂和翻译为一本中英对照的《北京的歌谣》，1896年在意大利出版。此事在“五四”过后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和学者中间，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这毕竟是历史上出版的第一本北京近世歌谣。还有一本歌谣选集，是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900年搜集出版的《孺子歌图》。
在韦大列之前，的确未有人搜集和出版过北京歌谣。我国古代有“采风”之说。西周时编订的《诗经》里，收入了十五国风，是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十五个邦国的民歌，再往北的燕、蓟等国的歌谣，没有采集和纳入。到汉武帝时，北方伸展到了燕、代、雁门、云中、陇西，可惜乐府收集和编辑的稿子散失不存了。所以，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所收民歌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却也没有见到有燕蓟一带的歌谣。而韦大列当年直接 “与（北京）人民交接”，从他们口中搜集来的这些北京歌谣，不仅提供了最早的北京民间歌谣记录文本，而且让北京歌谣走向了世界，让世界认识了民间北京以至民间中国。
中国历史上各类文籍汗牛充栋，作为七朝古都的北京，搜集和出版第一本民间歌谣的，却是一个出使我国的意大利贵族。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中国的旧文人普遍缺乏“眼睛向下”的平民意识，瞧不起平民百姓的歌谣和才智。这就是旧中国的一种国情。韦大列为了搜集歌谣，曾求计于他的“先生”（老师），可是这位先生，“他固执而且担保中国不曾有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韦大列说：“有些人要反对我所说的（民歌中有）真诗的星光，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在那些与中国人的世界全（然）隔绝的人们，这种意见自然是容易碰到的。有些个歌谣（不论比起这书的全量有多么少）是朴实而且可感动人，在那些对于中国人的忧乐只有一点知识的人，也可以看作为诗的。”
五四运动爆发，促成了中国知识界和文艺界在文化观上的巨大转变！旧文统受到抨击和摒弃，民主、科学、平民意识成为时代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和何德兰的《孺子歌图》，充当了西洋小孩子们了解中国的启蒙读物或曰入门书。今天，当我们在思谋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家和民间文学家们，实在有责任编出一部《中国民间故事选集》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发表于天津《今晚报》副刊201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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