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过一次窃笑

经验过一次窃笑

读邵燕祥的一篇《说“笑”》的文章，心情十分沉重，头脑里不禁浮现出自己曾经经验过的一次笑，是古人名之曰“窃笑”的那种笑。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起来造反，其势不可阻挡。那时我在王府大街64号（现在街名和号码都变了）中国文联大楼2楼上班。机关里也蠢蠢欲动，纷纷竖起旗帜，成立造反战斗队。造反派们把机关里的走资派召集起来，向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宣布夺权，要人事干部把公章交出来。公章交出来了，夺权也就算完了。工作了那么多年，总是糊里糊涂，到这时才懂得什么是权！

 “五·一六通知”一公布，形势逼人，文艺界陡增了莫名的恐惧感。为了加强刊物的革命色彩，5月21日，我便和一位同志去上海组稿，到朱家角调查新故事的活动，然后到嘉善开座谈会。6月3日，一早从广播里听到点了陆平的名字，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赶紧回京。6月10日吧，回到北京的当晚，就有同志来家里看我，向我通报单位里揭发单位里“走资派”的大字报的情况，态度十分友好。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一上班，文联大楼二层楼梯口的那面墙上便贴出了一张揭发和批判我的大字报。署名的就有来看我的人。年轻气盛的我，哪里容得下？看到大字报，一阵热血冲上了头顶。我不服。马上想到，昨晚还向我示好，今天就开始整我了。在单位里，我虽然是《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负责人，多少有点儿小权，但并不是要“批倒批臭”的“当权派”、“走资派“呀。接下来，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出来，我被定位为“走资派的接班人”，“修正主义苗子”。我还听说，单位的当权派借着作检查，说他的修正主义理论是从我那里来的。所以到6月底的某天，造反派就把我和“当权派”——“走资派”一同扭进了一间被称为“牛棚”的屋子里，看管起来。指定给我用来写检查交代的办公桌上，用红笔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打着一个大红叉子，名字下面有一行注释类的字：“修正主义苗子”。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心情很恐惧，也很屈辱，不知道往后还会有什么花招，但一看到这行字，心里也倒也踏实了些：还不是敌我矛盾！

正在胡思乱想着，窗外人声鼎沸，隔壁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他们在院子里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先生打翻在地，那是一片水门汀地，在他高大而衰老的身体上施行了一番革命行动，“踏上千万只脚”。他们用带有铜扣的皮带抽打他。时值夏季，穿着单衣，随着皮带的起落，田老身上被打得一条棱一条棱地红肿起来，变得血肉模糊。那些被康生之流封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们一面抽打着他，一面狞笑着。是狞笑！我没有见过野兽的狞笑是什么样子；狞笑大概只有当人的兽性发作时，才会出现。我从窗户里看见了狞笑！这个场面过去了三十年了，还无法忘记。田汉后来被监护起来，由中央专案组审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后来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时听说，在他临终弥留之际，专案组的人拿着他的手蘸上印油“帮”他在交代认罪材料上押上了手印。这种行径，我也是过了三十年都忘不了的。

过了一会，誓死捍卫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的红卫兵们，涌进大楼里来了。他们在机关造反派的引导下，破门而入，把我们这些走资派和走资派羽翼下的修正主义苗子统称“黑帮”或“牛鬼蛇神”者，从看管的“牛棚”里拉出来，要我们在二楼楼梯转弯处的平台上一字儿排好队，低头弯腰站着，命令老音乐家吕骥教我们唱《嚎歌》。一见到吕骥那样子，让我直想发笑，他个子本来就很矮小，红卫兵把他从一楼拉上二楼来，就像是绿林好汉提着一只毫无挣扎能力的小鸡一样。红卫兵知识固然少得可怜，但他们却都会唱歌，对吕骥这样的大音乐家还是耳熟能详的，所以要他来教唱。当然这是一场侮辱人格的恶作剧。这些人都是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阳翰老啦，刘芝明啦，阿英啦，吴晓邦啦……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不仅斯文扫地，而且还要逼着唱这种类似野兽叫的嚎歌，真是奇耻大辱！每个人脸上都被扭曲了，那样子当然十分难看而且好笑，但谁也笑不出来，也没有人敢笑。

散场后，走资派们便回到被看管的屋子里去。我被机关里的几个造反派拦住围了起来，喝令我把日记本交出来。我被从屋子里拉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的日记本没有来得及放下。他们知道我平时喜欢记日记，想必是怕我把他们的“革命行动”记下来准备秋后算帐，大概也巴望能从我的日记中找些能够镇住我的“钢鞭”材料。我心里对自己的身份有数，就拒绝给他们。造反派中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恕我不提她的名字吧），把我的胳膊扭住，弯到背后，想从我手里抢夺。他们竟然把我当成了专政对象！我使劲抓紧日记本，拒绝交出去，人在绝望挣扎的时刻力气特别大，他们拿我没有办法，折腾了一阵子就把我放了。我旋即到造反派窃踞的资料室去找造反派的头头，那人是共产党员，还是个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生。我向他抗议：×××明明是有问题的人，有什么资格管单位的公章？你可要对此负责！我那时年轻气盛，家庭出身和历史都没有问题，我不怕那个邪，口气很硬。

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却并不死心。过了一会，有人挑唆在楼里东窜西闯闹革命的中学红卫兵来抓住我，把我的头发给剃成阴阳头，教训了我一通。我自是十分恼火，却也没有办法。心里憋着一股子气，就不顾后果地在日记本上写了一篇日记，现在我还记得那几句关键的话：“什么造反派！明明是右派，一夜之间却成了左派！……”写完后，看了一遍，竟然对自己的壮举不期然地窃笑起来。窃笑是属于私人的，不出声的，不必让他人知道的一种心态。一时间，心里感到十分轻松，似乎真的会有朝一日能翻过来，好秋后算帐，那时你们也有好看的！一时间竟忘记了红卫兵给我剃的“瘌痢头”带来的懊恼。荒唐和谬误，愤怒和仇恨，使我体验了一次窃笑的短暂愉快。窃笑原来是在这种时候偷偷地绽出来的。古人说，心以为非而私下里讥笑，谓之窃笑。所以窃笑总是偷偷的，不肯让人发现的。笔者经验过的这次窃笑，当然也是心以为非，当然也是偷偷的，当然也是不肯与人道的那种秘密的笑。

我赶紧跑到地下室的理发师傅那里，请他给我把头发剃光。剃光了头的我在灯市西口大4路（30年后改成了104路）车站上等回家的公共汽车，许多路人以怀疑和好笑的眼光望我一眼，那年头谁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准是个地富反坏右一类的专政对象！那种沮丧的心情是很难重述的。过了一会儿，女舞蹈家盛婕同志也来到车站。她的样子更难看，更可笑。路人在指点着她那“瘌痢头”发笑，而我却只有同情、悲悯和愤恨，没有一点儿笑的欲望。她是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的夫人，老革命，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秘书长，年轻漂亮，长了一头黑黑的秀发，平时总是打扮入时，庄重里透着青春活力。今天竟被折腾成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把人不当成人！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事！我们都是协会的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甚是熟稔，我们互相点了点头。我很替她难受，替她抱屈，但我们都相对无言。有什么好说的？一直到和平里车站下车，又一起走到我们住的10区楼群里，一路上谁都没有说一句话。默默的。谁也不明白，谁也说不清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1999年1月26日于北京

发表于《飞天》（兰州）1999年第6期；《作品》（广州）199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