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学—历史批评一辩

刘锡诚

从总体来看，当今我国的文学批评的构成形态是多元的、庞杂的。所谓多元，就是指以不同的甚或是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的甚或是对立的艺术观和艺术方法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杂陈纷呈、兼容并存。所谓庞杂，就是说形形色色的探索、创新中隐匿着乔装打扮、生吞活剥的移植(引进)，多数还未能经过咀嚼、消化、整理、吸收而成为严整的、无懈可击的体系，倒很像是一件色彩斑驳、极不协调的百衲衣。这种多元而庞杂的特点，是经历过一次社会大变革之后，在克服"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和陈腐的文艺观念，建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过渡时期的特点。在一个时期里，各种西方文艺流派的文艺思想蜂拥而至，被奉为上宾或至尊天神宙斯，应该说是不足为怪的。而且从大处计，从长远计，不广泛吸收外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有益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借鉴，重新倒退到封闭的时代，那是不可想象的。

许久以来，一些在新时期一开始就站在文艺斗争前列，对于繁荣和发展新时期文学不同程度地发挥过自己的作用的批评界朋友，对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大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的情绪，当大家看到创作中脱离社会生活、远离社会生活、淡化社会生活的倾向得不到疏导，作家的群众观点得不到重视而孤芳自赏的空气有增无减的蔓延，用纯粹意识想象活动代替和排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理论日益受到某些报刊的厚爱和恩宠的时候，这种惆怅逐渐变成了倦怠。他们对于一些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感到难于苟同，但是考虑到持有这样的艺术观点的，多数都是一些有才气的青年人，因此不愿意写文章进行争辩，怕无意中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他们也不同意用"左"的思想去批评这些唯心主义观点，时时警惕着"左"的思想的再起。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些人却把曾经对开拓新时期文学起过推动作用的同志，当成了他们前进途程中的障碍物。最近在报刊上读到，一位论者写道，近年来，中国文坛出现了被人们称为"新派批评家"的一批人，他们以一种散漫的集团冲锋方式，轰毁了文艺批评的旧讲坛，结束了少数人垄断文艺批评的旧局面。也许这是一段惊人的自白。这样的叙述方式所谈的并不是文艺理论批评本身的问题，而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一些所谓"新派批评家"，某种企图"垄断"文艺批评讲坛的欲望。至于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那是不重要的，即使论者所说的"新派批评家"，也难成为多数，况且有许多同志并不把自己列入这个"新派批评家"之列，不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的。值得重视的是对旧讲坛的轰毁。如果指的是文学批评家们因袭而来的某些封闭的、陈腐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观念、原则和方法，那么，这种"轰毁"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不必计较所用字眼是否恰当，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如果把一些被干百次证明并不陈腐而且仍然富于生机的思想、观念、原则和方法一股脑儿给"轰毁"了，那么，这种"轰毁"就是不值得肯定的，没有价值的。这种"轰毁"我们间接地、直接地经历过多次了，恕我不去重述一遍了。如果上述的"新派批评家"的所谓集团冲锋方式的"轰毁"确实存在的话，根据我的有限的见闻得出判断，他们所要"轰毁"的，所要否定的，所要排斥的，或者说得文雅一些，他们所要超越的，大概首先是为许多同志多年来所坚持的美学的、历史的(亦即社会的)批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亦即社会的)批评被某些批评家说成是一种狭隘的功利论的批评，是一种对文艺的发展"扯后腿"的批评。在他们的笔下，过去的、现在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一切弊端，无不来自这个狭隘的功利论的文艺批评观。他们把文艺创作看作是与社会性、政治性、思想性之类无缘的超功利的精神产品，他们主张排除功利需要的局限而进行纯粹的审美评价，只有用美作为评价标准才是最理想的、最能把文艺当作文艺来分析的批评。

这种超功利的、纯粹的审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派别在新时期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一些信奉者，这也是文坛上贯彻双百方针、思想活跃的表现之一，是无伤大雅的，尽管它的理论基础是康德的主观唯心论的现代化翻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学批评流派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们以否定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作为存在和企图征服文坛的前提，从而导致了，至少是引发了在一些文学青年中脱离或疏远当代改革、开放、搞活的沸腾的社会生活(包括历史现实生活)的文学思潮。这种超功利的纯粹审美的文学批评所排斥的是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是作家对变革中的客观世界的关注和热情。这种抛弃对内容、历史感、社会性等要求，追求文学是纯粹意识的想象，文学是内心压抑的转移与宣泄等等早已在文学史上失去生命力的文学观，割裂了对真、善、美的辩证统一的要求，只把美当做惟一标准的文学批评观，实际上是80年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反映。

文学批评在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时，不可能完全脱离开一定的社会集团、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然于一定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之上和之外，因此，文学批评比起文学作品来更具有功利性。在这一点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自然也不例外。60年代，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影响，文艺战线的领导曾提出过"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是一种对文艺的功能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理解的产物。事实证明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文艺观不仅不能给社会主义文艺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反而造成了文艺题材的狭窄化、单调化。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调整了文艺政策，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讲话中提出，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也不要提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不能把对其他事业的要求同样地移之于文艺事业，但一定时代的文艺又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的政治，更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就决定了文艺批评不可能是完全超功利的。普列汉诺夫就说过："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的适应。倾向于这种观点的只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某一种--不论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缘故而消失，那么这种倾向也就没有了。"当然，在历史上，文学批评家的功利主义批评观与政府的功利主义批评观有时是有矛盾的，即使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二者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在批评观上有时也有矛盾和差异。一般地说，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决不意味着对文艺作品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狭隘要求，而是尽可能完美地把审美评价与历史评价统一起来。任何艺术作品首先必须是艺术，必须是美的文学；同样，没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就不可能完成文学艺术的社会职能。坚持审美评价与历史评价的统一，不是降低了对文学的要求，而是提高了对文学的要求；不是降低了对文学批评家的要求，而是提高了对文学批评家的要求。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不仅应当具有发达的欣赏艺术和欣赏美的能力，而且还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抱着浓厚和强烈的兴趣，对包括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在内的对象的透辟的认识和丰富的知识，否则就难以胜任自己的职责。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恰恰是批评界许多朋友所深感不足的。

文学创作落后于生活的现象，早就有人呼吁过，但至今仍然存在。这里所说的"落后"是相对意义上的，因为文学本来就是生活的再现，生活中还没有提供出可能性，哪里谈得上再现和反映呢?文学批评既脱离生活又脱离创作，既落后于生活又落后于创作的情况，就显得更加严重。有些批评文章无异于向壁杜撰出来的自说自话，有的则无异于发高烧时的胡话，有的人热中于树立各种各样的牌子，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以便"占山为王"，至于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关心的，怎样促进能够反映我们时代的风貌、具有史诗规模和气度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则尚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而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做的。

我推崇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判断文学的批评观，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批评观是不要发展的，是一成不变的，是靠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句话就能解决文学的问题的。我所以要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辩护，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排斥、贬抑和否定美学的、历史的批评的思潮得到了一些报刊的无节制的支持，从而成为导致文学脱离当代生活主流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各种文学流派(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所创造和发现的艺术规律、艺术经验，都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而且社会主义文学(包括文学批评)也可以有，甚至应该发展不同的流派。不能认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应该惟我独尊，排斥其他批评流派，一切流派的有益探索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共同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

(原载《光明日报》198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