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现代派”风波

刘锡诚

“现代派”作为一种思潮

1980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双月刊）发表叶永义的《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引发了一场“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现代派思潮的兴起，主要是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出现于文坛的时间，则稍稍往后一点。《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这样的命题，其实是文坛上求变革，希望从传统意识和思维定势中突围出来的一个理论选择，哪知道，《外国文学研究》的这个讨论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圈子，在相对比较活跃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圈子里并没有得到关注，因而也就没有发生较大的影响。客观地说，这也与中国作家队伍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作家们大多不懂外语，与外国作家交往靠翻译，读外国文学作品靠译本，理论就更不用说了。

1981年的9月，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高行健写了一本题名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作者请老作家、老翻译家叶君健写的序。序言给这本小册子增色不少，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高行健其人其作受到文学界的刮目相看。文学界，主要是创作界，在《苦恋》事件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苦闷期，许多作家的思想是混乱的，苦闷的，其创作，总体说来变得暗淡了，平庸了。作家们都想走出困境，却没有找到突破口。高行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尽管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倡导的现代派文学讨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所提供的“现代小说”的观念和写作技巧，却适应了渴望从西方文学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作家的需要。高行健的小册子引起了王蒙的注意。他于1981年12月23日给高行健写了一封信谈他的读后感。这封信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学季刊《小说界》1982年第2期（5月出版）上，对作者关于小说技巧和形式的阐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你的书是非常有趣、有益、有启发性的，虽然我可以预料，它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为了结束这场长达一年多、而又多少有点儿自说自话式的讨论，在1982年第2期（4月出版）上发表了老作家、老翻译家徐迟撰写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徐文一出来，打破了寂寞，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其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作者很直白地把现代派和现代化直接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文学的现代派，而我们的社会是一定要走现代化道路的，那么，现代派也就将会取代我们一向提倡和坚持的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成为我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徐迟的这篇文章，有意无意地让他一下子扮演了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现代派浪潮之后、在80年代历史新时期出现的又一波现代派文学浪潮的首领人物。

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4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8期上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继而，4月22日，胡乔木于1981年8月8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在5月7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5期上发表，作者在正文前面加了附注：“这篇讲话已经发表过几次。每次发表前，作者都曾经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在《文艺报》要发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它和最初发表的样子已经有了不少差异。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苦恋》事件之后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同时批评了文艺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的“软弱涣散”。经过作者修改后的这篇讲话在即将召开党的“十二大”之前发表和出版，为文艺界及其报刊继续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指导思想。

7月28日，我所供职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第9期的选题内容时，编辑部已经注意到并提出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应予评论。唐因说：“什么是文学的现代化？高行健所阐述的现代化的概念是混乱的。他认为，过去的文学是蒸汽机车，现在的文学是航天飞机！鲁迅、巴尔扎克等是小毛驴！他离开了内容谈技巧，孤立地谈技巧。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主张写感性情绪，不需要经过理性过滤，平淡的生活中自有抽象的哲理。主张作家不用研究生活的真实的矛盾，只要抓住几个寓意就够了。这显然是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中拿来的观点。”未久，《上海文学》于1982年第8期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这三篇被誉为“寂寞空旷的天空”中大的或小的、漂亮的或“难称漂亮”的“风筝”的书信体的文章，骤然把文学的现代派问题升温为1982年中国文坛的热点。编辑部经过多次酝酿，已逐步形成了一个意向性的意见，要在刊物上开展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并责成理论组就30年代文坛上的现代派和几十年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斗争史加以研究，整理材料，为开展讨论的准备。

9月3日，唐因在我们编辑部传达了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工作部署：“要综合地、立体地，从各个侧面宣传‘十二大’的精神。比如乔木关于共产主义的讲话要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要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文艺界对这个讲话反应冷淡。”贺敬之还说：“最近提倡现代派的同志们理直气壮，充满激情。文艺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一场辩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提倡现代派，实质上就是离开‘二为’，离开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在西方思潮面前解除武装。”

“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明确规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时值十二大前后，在中央“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的方针、全党全国大力宣传的政治形势下，《上海文学》发表这三篇提倡现代派的文章，把文学家们的目光引导到关注现代派上，实在并非明智之举。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在报刊上，批评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在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立场。而在私下里，至少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决策者们中间，在现代派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上也出现了分歧，尤其令人瞩目。

综览这个阶段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章，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题或声音。党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论题集中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上，约略计有：《人民日报》于8月25日发表了胡采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8月29日发表了贺敬之的《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人民日报》于9月1日发表了陈涌的《文艺评论工作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光明日报》于同日发表了郑伯农的《要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发展规律》。《人民日报》于10月13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发挥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李基凯的《塑造艺术典型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一些作家评论家轻视文化的作用和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及外来影响一味推崇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一周后，《人民日报》又于10月20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而在文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则大都与上述《上海文学》的三个“风筝”的通信和徐迟、叶君健的提倡现代派的文章讨论和争鸣的。上海《文学报》10月14日发表了外国文学研究者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是与非》；11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1期发表了理迪（李基凯）的《<</B>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光明日报》12月30日发表了袁可嘉的《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上海文学》第12期发表了陈丹晨的《现代派与中国文学——致冯骥才同志的信》。转过年来，《文艺报》1983年第2期上发表了李准的《现代派与现代化有必然联系吗？》；甘肃《当代文艺思潮》于1983年第1期发表了刘锡诚的《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辩难》；等等。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

1978年夏天《文艺报》复刊的时候，张光年代为写《复刊词》，宣称新复刊的《文艺报》不再作为中宣部的“喉舌”和“哨兵”，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在现代派问题上，就是一个现实的检验。作为对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9月初的工作部署的呼应，《文艺报》很快便于1982年第9期发表了社评《文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按照贺敬之的口径重点讲了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中的精神，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要在文艺工作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期配发了一封署名“启明”的读者来信《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信中说：“读了《上海文学》第八期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受益匪浅。由于他们是在对高行健同志新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评论中，阐述了他们对一些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趋向的意见，所以就特别使我感兴趣。他们的文章中不乏引人思考的见解，当然也有使我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东西。”作者指出，“这涉及到我们的文学是走现代派道路还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

9月18日，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参加了。党组书记张光年传达了胡耀邦在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在顾问委员会的讲话精神，提出作协应作的几件事：1，机构改革同时要考虑到体制改革；2，深入生活要讲究效益，要及时总结；3，提倡一下报告文学，能迅速反映生活；4，抓紧评论队伍，兼顾影视评论；5，评奖还要进行。我注意到，张光年自责说，一段时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估计过低了。

现代派问题在文学界的升温，涉及到了、或者说冲击到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从10月15日起，持续三天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在西苑饭店召开。15日上午，由翻译家、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发言，讲题为现代主义电影问题。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发言，讲题是美术领域里的现代派思潮。16日上午，由外国文学研究家袁可嘉发言，讲题为西方现代派。下午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陈冰夷发言，讲题为现代派在苏联。17日上午，由甘肃《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主编谢昌余发言，内容是现代派思潮产生的根源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天津文学》副主编金梅发言，讲题是文学界的“名气危机”，揭露有些青年作家忙于出入于宴会，住高级宾馆，游走于庐山、北戴河等，导致文学创作陷入低落；中宣部文艺局理论处长徐非光发言，主题是讲现代主义是病态的文学、世纪末的文学；重庆《红岩》杂志主编张胜泽发言，讲当前文坛上灰色的东西所以多了盖来源于现代派思潮的影响所致。总体看来，这个研讨会，是个关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学术性的研讨会，其思想倾向，更多的是对文坛现状的批评和忧虑。

10月20日，《文艺报》两位副主编和我研究工作时，唐因提出，《文艺报》迫切需要发表一篇与徐迟商榷和评论高行健的《初探》的文章。次日，即10月21日，召开编辑部组长以上干部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受命就现代派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汇报发言，发言涉及苏联百年来对现代派的态度与做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对立，当代西方文艺的现状，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否一定要出现现代派，现代派的真实观，艺术技巧与内容的关系，研究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目的，借鉴西方现代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等方面。这时，唐因的思考已经成熟了，当即在会上指定由李基凯执笔写一篇与徐迟的《现代派与现代化》商榷的文章。《文艺报》1982年第11期开辟“讨论会”栏目，转载了徐迟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和《上海文学》上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同时配发李基凯以理迪的笔名撰写的与徐迟商榷的文章《<</B>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表明我们对提倡现代派是持批评态度的，至少是应该讨论的。在“讨论会”栏题下，加写了《编者按》：“最近又有读者提出今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上，徐迟同志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章，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更有利于建设我国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很好的。”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于，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工作之前，徐迟一直与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张光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曾为《人民文学》写作《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文章，在文学的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积极的先导作用。《文艺报》作这样的版面安排，显然是把老朋友徐迟放在了被批评的“砧板”上。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的耳朵里，引起了他的不快。张光年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晚吴泰昌来，……说下期《文艺报》转载了徐迟提倡现代派文章，同时发了李基凯写的‘质疑’文章。我觉不妥，但这期已经付印了，听后不胜忧虑。半夜醒来，越想越不对，应当提意见。”11月1日日记：“晨为《文艺报》11期内容打电话给唐达成、孔罗荪。8时唐来，谈考虑转载徐迟文经过。我系统地谈了几点意见，主张停印、抽换，说明这是郑重考虑的参考意见，请他向党组、贺敬之转达。如来不及，就按中宣布意见办，我保留自己意见。”11月2日日记：“唐达成来信，经向贺、冯汇报后，认为《文艺报》11期如停印，会引起震动，只好在12期补救。（中宣部）文艺局将邀报刊开会（打）招呼，不要同时都来批现代派。//看了李基凯批评徐迟文清样，确实不好。补看了《上海文学》杂志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通信等材料，应妥善处理。”11月3日日记：“下午看了《文艺报》第十期上洪明批评文艺上现代派思潮的长文《论一种艺术思潮》。写得还好，有分析，但一开头就断定我国此刻已形成此种思潮，则估计过重了。还看了与此有关的另一篇文章。这期《文艺报》内容较丰富。”11月5日日记：“晚贺敬之来。……谈到批现代派，他表示赞成我的意见。”11月7日日记：“下午唐因来谈。表示同意我对讨论现代派问题的意见。”[1]

笔者因于10月23日赴南京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学术讨论会，11月3日才回京，离京后的这些日子，编辑部和作家协会围绕着批评现代派问题发生的事情不得而知。11月4日我一上班，陈丹晨就向我通报，刊物转载徐迟的文章和发表李基凯批评徐迟的文章，张光年和罗荪（《文艺报》第二主编）要我们撤下来，而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和冯牧（《文艺报》第一主编）则不同意撤。这期刊物现已付印。从这个消息中，我体会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在现代派问题上，领导间出现的观点分歧使事情严重化了。第二天，11月5日，中宣部文艺局长杨子敏打电话来，我接听的，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报告文学座谈会，要给中宣部写个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中宣部批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代派，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讲清为什么要组织讨论，掌握几个界限，也由中宣部批转一下。”接听了杨子敏的电话后，我旋即给《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同志打电话，转告他报告文学座谈会的请示报告由他们写。关于开展现代派问题讨论的报告，我们当然遵照程序去办。但《文艺报》呈送的请示报告，中宣部是怎样批转的，因时间久远，手头又没有留下材料，记忆已经模糊了。《文艺报》转载徐迟文章和发表理迪的商榷文章这件事，也触及了或者说伤及了在文艺思想上相同、在私人关系上也一贯友好的《上海文学》编辑部，特别是主持工作的李子云。[2] 于是，《上海文学》又在1983年第2期上发表了文艺界前辈夏衍的文章《致友人书》。尽管我们十分尊重夏公，但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却是我们并不认同的。

此后，1982年11月8日，《文艺报》在新侨饭店六楼会议厅召开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以及会议的主题，当然是按照请示报告和中宣部批示进行的。会议由冯牧主持。应邀到会者的有：文学评论家兼文学界的领导：陈荒煤、许觉民（洁泯）、梁光弟（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作家：王蒙、林斤谰、郑万隆、冯骥才、邓友梅、李陀、刘心武、张洁、理由、谌容；外国文学研究家：张英伦、柳鸣九、高行健。从邀请参加会议的这些人选来看，我们编辑部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定位为就现实主义如何发展、如何借鉴现代派文艺问题交换意见。[3] 下面根据我的笔记，摘引几位作家的发言要点：

王蒙说：现代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混合体，其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在艺术观上，现代派不重视生活是唯一的源泉，尤其不重视社会生活。它的特点，一是主观主义的，二是非理性的。它强调艺术的不可解释性。今天，我们要与非理性、唯心主义世界观划清界限。

李陀说：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上。19世纪与20世纪的现实主义有何发展、有何区别？我们往往把好的东西当作现实主义，不注意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20世纪的现实主义吸收了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就有很大的发展。如果说“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比较单一化，那么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就多样化了。

林斤澜说：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着重客观描写。否则，就是别的什么主义了。《聊斋志异》所以雅俗共赏，是借助于一些主观抒情的东西。现实主义也要吸收一些主观抒情的东西。当然要合于民族的欣赏习惯。

邓友梅说：这几年的失误，不是现实主义多了、饱和了，而是现实主义还没有讲透。现在的情况是，说洋为中用、吸收和消化为民族的人少了。一个民族总是要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文学是否可以曲折一点反映生活？我主张兼收并蓄，各显其能。吸收最好别叫人看出是学哪一家。也可以有部分同志更多地吸收外国的，也应有更多的同志学中国古代的。

冯骥才说：我个人的创作，正处在一个苦闷期。去年、前年，创作比较沉闷。去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篇谈写人生的文章，后来引起了争论，有人误解，以为写人生就不写社会问题了。

洁泯说：小说中采用意识流，属于创作手法和技巧。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但应该说是积极的。

《文艺报》编辑部在中宣部的批准下召开的这个会，一方面对主张现代派的作家们的观点开展学术上的商榷和有限度的批评，坚持在“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口号下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编辑部在现代派问题上的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又得不到作协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处在了夹缝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就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召开的。会上的讨论并没有多么深刻，不少人的发言好似是在表态，而对于《文艺报》来说，显然就是张光年所设计的“补救”措施，给人一个“讨论”的印象就足够了。对于我们编辑部，特别是“二唐”两位副主编来说，虽然张光年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分别应召到他家里去，表示同意张光年的意见，作为补救措施的座谈会也开过了，但分歧依然是深刻的，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消弭。

压力下做出退让，但并不情愿

两天后，在11月10日召开的《文艺报》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制定1983年计划）上，唐达成在评价此前召开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时发言说：“现代派的会开过了，我很震惊。党的“十二大”刚闭幕，全国、全党工作要开创新局面。这个精神，在到会的作家中，一点儿都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谈问题。与全国人民的距离太大了。他们一头栽到了‘形式’里。‘形式’固然很重要，但脱离了巨大的历史要求，能建设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吗？能用共产主义精神陶冶人吗？作家们与全党全国的距离太大了。李陀的发言，与我们的分歧很大。他认为没有‘形式’的大变革，文学要衰落。‘文起八代之衰’。五四时代要摆脱文言文，要打到孔家店。说现在‘形式’束缚着我们不能表现。表现什么呢？他只从‘形式’提问题，西方现代派的思想感情才符合我们的时代。所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越来越衰微。近一个时期以来，作家们没有写出好作品来，很多作品写的是些闺房趣事；理论家也在提倡现代派。真正的好创作，多出在外地的扎根比较深的作家笔下。如西北的陈忠实啦，路遥啦，邹志安啦，作品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啦，……”[4] 我的笔记中没有记下唐达成指称的李陀这段话，倒是在李陀发表于《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的《“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里找到了他的这个观点的完整表述。李陀说：“记得在那个会上（指1980年《文艺报》约集冯骥才、李陀、王蒙、张洁、宗璞、刘青峰等开的一个小会），我谈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在文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问题。我有那样一句话，意思是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结果这观点后来被许多文章‘不点名’地进行批评，意思是不能把形式的创新说成是什么‘焦点’。”

唐达成对这个“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的感受，其实也是我们的感受。到会的作家们在讨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时，完全不涉及“十二大”的精神，只关注形式的变革，而唐达成的指出，可谓一针见血。后来的许多研究1982年现代派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也大多忽略了唐达成所提醒的文学与“巨大的历史要求”的关系这一文学发展无法回避或无法绕过的问题。文学毕竟是意识形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概莫能外，想脱离“巨大的历史要求”者，无异于那些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人。

年底召开的这次编辑部会议讨论决定，1983年要继续开展两个讨论：一个是现代派问题，一个是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

12月4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张光年有一个发言，批评《文艺报》对现代派的批评。因为是党组的扩大会，所以我也列席了，故而有笔记。张光年说：从版面上看，转载徐迟的文章，同时发表理迪的文章，当然是意在批评徐迟关于现代派的观点。我不是说现代派不应该批评，《文艺报》应该抓，不抓会捂出病来，问题是你们对全面情况的估计不准确，是不是文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派？这是一。第二，是对象的选择。徐迟的文章里固然有信口胡说，但他的创作实际却并不是这样的。他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周立波在延安鲁艺的西方文学讲稿，而且在讲稿前面写了一篇《读周立波遗稿有感》，那里面讲的是现实主义。对象选的不准，就难免造成惊慌。王蒙同志找我，求我向《文艺报》的同志们告饶，说他太狂妄了，得罪了《文艺报》的一些评论家！后来问题处理得还比较好。我们谈了几句，意见就一致了。周扬同志也认为大家一致了。由于对象没有抓准，方法就不对了，是用《时代的报告》的方法来批评现代派，我完全可以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我给徐迟写了信，我不是与《文艺报》为难，而是要保护《文艺报》。如果开座谈会，很可能会出现“真真假假”的效果，事实上就是那样，在会上检讨一番。会后，王蒙到我这里来，说他很满意冯牧同志的意见。[5]

我不知道王蒙对《文艺报》的不满指的是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他，我们甚至都没有把他发表在《小说界》上的致高行健的那封信算作提倡现代派的第四只“风筝”。其时，张光年正在把王蒙从北京市文联调来中国作协任《人民文学》的主编，他们过从甚密，这个背景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说我们对王蒙有所不敬的话，那也不过是对他发表的《夜的眼》、《海的梦》等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小说，在不同情况下表示过一些非议，甚至批评，譬如在《北京师院学报》编辑部于1980年召开的王蒙创作讨论会上，《文艺报》的阎纲、刘锡诚，《文学评论》的何西来等人的发言，在肯定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对他的这一组小说发表过一些批评性的意见。难道对您的几篇小说也不能发表一点批评意见吗？1982年在中国作协委托《文艺报》编辑部主办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从全国各地借调来的评论家们组成的预选读书班上，在讨论和提名优秀作品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对王蒙的作品全都投了反对票。当我向党组书记汇报时，张光年表现得很不高兴，当即把王蒙的《相见时难》加了进去。这些事，当然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王蒙的耳朵里，也许造成了他对我们编辑部的不满吧。

 由《文艺报》主办、冯牧主持召开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之后，《文艺报》与一些领导者和老同志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座谈会的召开而得到缓和。一方面，如唐达成在编辑部会议上的发言所指出的，提倡现代派者们闭口不谈文学与“巨大的历史要求”的关系，只讲“形式”的变革才是文学创新的焦点；另一方面，一些老同志继续向《文艺报》施加压力，如严文井于1983年1月19日给张光年打电话，“对《文艺报》批现代派仍然深感忧虑”；20日，叶君健给张光年打电话称，他给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出摊》写的序言，“据说遭到唐因点名攻击”，要来面谈，并于次日到访，“对唐因在会议上的批评表示气愤”。等等。

但唐因、唐达成并未因这些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据张光年日记载：（1983年）2月11日，“唐因、唐达成来谈，表示不同意夏衍文（笔者按：指发表在《上海文学》1983年第2期上的《致友人书》）中对近几年来文学批评的消极评价。[6] 我说不要这样看，我刚看完此文，固然不全面，我还认为（是）好文章。《文艺报》对‘现代派’的批评方法不对，文风不好，脱离了老、中、青作家，值得总结经验。建议抓住徐敬亚文，深入批评，不要扩大化。”[7] 按照张光年的意思，对提倡“现代派”者不能批评，而对倡导“朦胧诗”（同样也是现代派之一脉）的《崛起的诗群》就要“深入批评”，何解？为什么对现代派进行的批评和讨论（栏题不是标明了“讨论会”吗），就是用了《时代的报告》式的方法，而对《崛起的诗群》的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呢？无非是“现代派”倡导者的背后有几位文坛老人，而“朦胧诗”倡导者的背后没有这些文坛老人。这时我们这些《文艺报》的编辑们还没有转过弯来，1983年第2期上又发表了李准的《现代派与现代化有必然联系吗？》，甘肃《现代文艺思潮》第1期上发表了刘锡诚的《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辩难》，继续对徐迟等的现代派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张光年在2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同谢永旺的通话中，谈到《文艺报》批评‘现代派’，我对刘锡诚文章表示不满。”[8] 对于《文艺报》来说，毕竟来自上下内外的压力太大了，冯牧、唐因、唐达成们不得不在做法上悄悄地做出退让，改弦易辙，以缓和与一些领导人和老同志的紧张关系。1983年第3期，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和呼应徐迟观点的文章——尹明耀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

多年后，1987年5月14、15日张光年在中顾委党委“帮助”他的生活会上张光年的《我的申辩和再检讨》里说的一段话，对我理解他在批评现代派风波中的态度大有帮助，不妨引几句在下面：

四、作协的两位同志批评说；文艺报批现代派的时候，光年同志说批的不对、批的对象不对，要求拆板。中宣部坚持住了（大意）。我回想确有其事，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那时文艺报特意转载了徐迟同志一篇论点不妥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李基凯的简单化的批判文章，还同时发表了指名批评叶君健同志的文章。我当时认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肯定和文艺界、知识界的广泛赞许，对于拨乱反正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积极作用；他的其他几篇报告文学也是好的。“清除精神污染”中抓住他的一个小辫子，把他当成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来批，是不妥当的。叶君健同志多次代表我国作家出席国际笔会。笔会里有些外国资产阶级作家总是抓住魏京生事件进行反华叫嚣，都遭到包括叶君健同志在内的我国作家的严正驳斥，使得每次以国际笔会名义起草的反华呼吁决议不能成立。我想，我们今后还要派他担负这项任务，有时派他一人只身前往。我们不能因为他一篇错误不太严重的短文，使他丧失了在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家发言的条件。……当时我对文艺报同志表现出生硬态度和急躁情绪，我愿意道歉。但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9]

张光年生前曾当面对我说，要复印一份他在中顾委生活会上的《我的申辩和再检讨》给我，但很快他重病住院，他的这个许诺未能兑现。在他身后我读到他的这段检讨（自白），明白了他对现代派的认识上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但由于他和文艺报编辑部同仁们的地位、处境、出发点不同，故而在做法上出现了分歧。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冯牧1983年1月15日在中国作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关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场讨论时，是这样概括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批判地继承、吸收外国文学遗产、文学技巧、表现手法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提出问题和主张的同志，动机和目的都是积极的，都是想使我们的文学提高思想和艺术的质量。讨论的内容是，要不要现实主义，要不要现代主义，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西方文学诸流派的问题。这个讨论还刚刚开始，我不认为是小题大做。我认为这个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讨论必须把它当作学术性的讨论来进行。我们反对大轰大嗡，一拥而上，一窝蜂地先下论断的不良风气，我们坚持讨论必须首先把你所要争论的对象的观点搞清楚。讨论必须是与人为善的、平等的、学术性的讨论，不能无限上纲，采取群众运动的做法，要采取正常的，百家争鸣的做法，使这些问题越辩越明，最后使我们文艺界能够在文艺方针、政策、文艺创作、文艺理论以及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或者基本上的一致。”[10] 继而，1月20日冯牧又在中国文联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谈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里谈到对现代派的批评问题，他说道：“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艺，特别是当代外国文艺成果的关系。去年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有同志提出要‘合理地’排斥现实主义，有同志把生产力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说现实主义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应当排斥其他创作方法，相反地，现实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现实主义的道路只能越走越宽。不能否定现实主义，也不必否定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的关系是借鉴而不是代替。现在有些人硬把世界风行的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归入‘现代派’的阵营，但只要读了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还基本上是一位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借鉴还是以我为主，在继承我国民族和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包括汲取西方现代派中的精华。我们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有民族特点，必须和我们祖国现代化的实践密切结合。现代化与现代派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派是西方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不能取代现实主义，更不能代替整个革命文艺。对于这些文艺思想的争论，要正确运用‘双百’方针来解决。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使我们的队伍逐渐迅速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从而同心协力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我们理所应当的贡献。”[11] 同年8月下旬，冯牧又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办的作家暑期读书班上作的题为《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旗帜问题的一个理解》的发言中说道：“现在有的同志提出要‘合理地排斥现实主义’，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摒弃现实主义。有的同志则讲得更加露骨，干脆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要用某种西方艺术为圭臬的现代主义取而代之。对这些显然是错误的主张，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对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澄清是非，明辨方向。”“在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含义和界说时，不能不涉及目前正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着的所谓现代派问题之争。有些同志认为，这场争论，是艺术问题之争、旗帜之争，是一场要不要走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要不要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之争。意见分歧的核心在于走什么样的道路和举什么样的旗帜。我认为，这场论争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究竟是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文艺的精华（包括西方现代派的有益的东西），还是用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来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我们的文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还是必须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是坚持我国优秀的、革命的文艺道路，发展这个传统，还是全盘否定这个传统，搞民族虚无主义？是不断地丰富、积累、发展文学艺术的经验，还是以‘创新’为名、用西方现代派文艺中那些明显地反艺术规律的所谓技巧和手段来破坏艺术规律？这三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像有些同志所主张的，我们的文艺只能走现代主义文艺的道路，我们难道能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吗？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这场争论的必要性和严肃性，不能认为这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争论，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12]

从冯牧发表于1983年的三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82年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中，冯牧始终保持了一个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上的坚定性。

并非多余的话

2007年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二部），笔者从其中关于现代派这桩文坛公案的文字中，发现我们做过的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东西，在王蒙笔下是这样描述的，不妨引述一段他自传里的文字：

当我将乔木对我的意见忠告说给周扬听的时候，周扬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他主张更多的探索，更少的干涉。他后来到处讲“唯陈言之务去”，讲“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他甚至在一次发奖会上直截了当地讲王蒙，说王蒙有思想，要鼓励他的探索，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以至《文艺报》的一些人对周有意见，将所谓批评周扬的“读者来信”转给周扬示威。这是以往几十年他们所绝对不敢做的。十二大后，周已经不是管文艺的副部长，而只是顾问了。但周还是在文艺界管着太多的事，讲着太多的话，他没有适时后撤。这是他不那么明智的地方。也许恰是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的地方。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他们特别不满于曾任夏公秘书，后是《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李子云同志，认为是李在串连党内外的力量搞异端。几乎将李调出文艺界。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包括气得一度两人之间不说话的李子云同志，也仍然肯定他是好人。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还向一些对他持严重批评保留态度的人物求援，好像他是在只身与现代派血战，身负重伤，快顶不住了。他还发展加码，说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不仅仅是政治上一致，而且必须文艺思想文艺理论上一致。他能代表中央的文艺思想吗?不太像啊。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商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了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了民间文学研究会。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后果。经过改组，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中坚人物各自东西。

我与胡乔木同志也浅谈过这个话题，有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忧患意识”是受了现代派而且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哲学思潮的影响，我说恐怕未必，忧患云云，更像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来的，但是胡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知识太多，可能自找了麻烦（现在忧患意识作为一个正面的词，已经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胡还专门对我说:“希望对于现代派的讨论，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有言在先。胡向我大骂《当代文艺思潮》，我介绍说，它的主编谢昌余同志曾经在省委主要领导（后在中央工作，地位很高）身边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他大说“荒谬”，但态度平和了些。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戏内有戏，戏后有戏。

王蒙的想象力够惊人的。他把《文艺报》编辑部在现代派问题上的认识和措施，想象为我们与周扬“叫板”，而“叫板”的结果，是《文艺报》的被改组，从主编冯牧、副主编唐因，到编辑部主任刘锡诚、理论组长李基凯，这些“中坚人物各自东西”，“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了。《王蒙自传》第二部于2007年出版至今已经好多年了，最近他又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段文字移录到了他的新书《王蒙八十自述》里，并且还以《我所经历的几次风波》为题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16日的《瞭望》专刊上。其中“现代派风波”一段中涉及到的几位同事和领导如今都已成为故人，仍然有幸活着的鄙人，有责任出来说说当年事情的真相。王蒙说的那个时候，我在《文艺报》工作，我不敢说，批评现代派这件事没有影响到作协党组对《文艺报》班子的看法和信任，并因而产生了改组其领导班子的想法，但我不知道编辑部的“中坚人物”中有哪一位当时是反对周扬的，相反，我们在大的方面，大体上都同意和赞扬周扬同志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立场和理论概括，更谈不上与周扬“叫板”，因此而造成编辑部在周扬的意图下被“改组”。且不说那个时候的《文艺报》也并非所有的成员都是“同仇敌忾”、一个鼻孔喘气。我第一次知道周扬关于现代派问题的意见，是从顾驤的《我与晚年周扬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桩文坛公案的前前后后》那篇文章里，但周扬在中宣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时间是1983年4月30日到5月3日，而不是1982年10月《文艺报》批评现代派的当时。周扬说：

现代派不是不要批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好？是讨论的方法，还是批判的方法？我对某某（按：冯牧）讲过《文艺报》对徐迟的批判我不赞成。他确实没有理论，他讲话随便。他是什么场合与什么人讲的？冒失的批评会不恰当。《文艺报》（是）办得好的。王蒙到我那儿说，他感到有点压力。艺术问题还是采取讨论的方法，不要做结论的方法。艺术方法问题不要做硬性规定，让文艺家自己去讨论为好。这些问题不会涉及四项基本原则，荒谬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讨论的方法加以澄清。[13]

“改组”《文艺报》编辑部的动议，其实更早些时候就有过了，不过不是已经没有实际权力的周扬，而是来自于当时的中宣部长（他在一个会议上说“《文艺报》是‘右派掌权’。”）但那个动议毕竟没有能够顺利实现。如今，30年后，终于在王蒙的自传中看到，由于《文艺报》的“中坚人物”在现代派问题上“同仇敌忾”地向周扬“叫板”，导致了《文艺报》的“中坚人物”的被“改组”，冯牧改任《中国作家》主编去了，唐因改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去了，刘锡诚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了，李基凯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未免有点移花接木，天方夜谭的味道。别的同志的被“改组”我不了解真相，不敢乱说，我自己的离开《文艺报》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却无论如何不是因为反对周扬而被“改组”走的，恰恰是周扬同志当面要我到那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担任该会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接着被任命为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分党组书记）和被选为协会的驻会副主席，做他的助手，协助他主持该研究会的日常工作的。我是被周扬同志提拔了，我成为80年代中国文联当时所属的十个协会中唯一一个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担任协会一把手的青年干部。周扬甚至在我到任后抱病来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扩大会上，当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理事们的面，向大家介绍我是新来的一位文学理论家。周扬同志要我到民研会去工作，冯牧同志三次表态不同意，“顶”了他的老上级，最后冯牧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事不过三呀，锡诚，为调你的事，我已经顶了周扬同志三次了，你自己解决吧！”我的过失是，当周扬同我谈话后，就认为既然周扬同志亲自同我谈话要我到民研会去，冯牧同志传话要我去，我答应了他们之后，却不懂得人事调动还需要经过我的所在单位中国作协党组的批准，就幼稚地去办了调离手续，因而得罪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从《人民文学》时就是我的老领导张光年同志。当我一旦醒悟到自己的疏忽后，赶忙跑到光年同志家中去说明情况，向他道歉，检讨自己的无知。所幸的是，《文艺报》的“中坚人物”中，唐达成、陈丹晨都不是被“改组”了，而是被提升了。前者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其实他是最坚定地主张批评现代派的副主编），后者当了报纸版的《文艺报》的副主编。可惜的是，王蒙的这段描述，当事人冯牧、唐因、唐达成这三位《文艺报》的主编副主编，如今都已成了故人，再也不能出来发言了。如果确如王蒙在他的自传里所说的，张光年把在现代派问题上不能与他同道的冯牧以及他所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进行改组，那就是曾经与同他并肩为新时期文艺奋斗过的冯牧和他领导下的《文艺报》的所谓“中坚人物”们的宿命了。

30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我们《文艺报》的那几个“中坚人物”在现代派风波中的观点和做法，自是有值得自省的地方，譬如在文学观念上，对现代主义文艺缺乏包容和吸收的态度，一笔抹杀，对提倡现代派的批评操之过急，尤其不该拿对新时期文学有开辟之功的徐迟以及几位青年作家是问，把我们的主张强加在别人头上，等等。至于我个人，也许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及其作品在我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上影响太大了，导致了我对现实主义的过于钟情，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违心地承认现代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2013年5月19日脱稿  2013年10月26日改定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