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
周巍峙口述 刘锡诚记录整理
2004年12月9日，老领导周巍峙同志把我叫到他干杨树小区的家里，对我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地方卷都已完成了，要开一个表彰大会，他要在会上讲话，要我帮他起草一篇讲话稿，由他口述，我帮他记录整理。此稿就是受周巍峙同志委托，并根据他本人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五年后，即2009年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时，已时过境迁，并未采用这个稿子，而是根据新的形势和情况另行起草。如今周老已经过世了，他主持和担任总纂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已经编纂完成，如果说《四库全书》等历史上的那些鸿篇巨制，是把已有的文字遗产集中编选出来，而周巍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任总纂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亿万民众的口头文艺记录写定，使之进入浩瀚的中国文化史册行列，在中国文化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从1983年起，我有幸跟随他参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编纂、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文化项目，受益终生。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把他口述、笔者记录整理的这篇佚文公诸于众，作为我对老领导的纪念。
——刘锡诚 2016年8月10日
朋友们，同志们！
继1997年11月召开的“全国文艺集成志书工作会议暨成果表彰大会”之后，文化部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再次对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优秀成果进行表彰，我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及有关文艺家协会主持编纂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从1979年开始，先后启动至今，前后历时25年，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如今地方卷书稿已全部完成。就地方卷的编纂工作来说，可以宣告这一宏伟的文化工程的主体部分已大功告成了！全部十部集成志书298卷的出版工作，也将在2006年全部完成。这是文艺工作者献给祖国、献给全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份珍贵礼物。
作为文艺园圃里的一名老兵，我受命担任这套大型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的统一组织者和总纂负责人，在作出这一宣告的此时此刻，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历史是无限的，而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的一生从事过许多工作，但组织和编纂这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大型丛书，在我的生命史上则是一件费时最长、倾力最多的工作。25年来，这套由十部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万里长城”的大型文艺集成志书，从资料采集到编纂出版，克服了种种艰难曲折，现在终于脱稿竣工了，先后参与资料调查、搜集、采录、编纂和编选、审定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全国10万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化工作者，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以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崇高品质和科学敬业精神，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彪炳青史的辉煌文化鉅制。在此，我要特别提到已故的著名学者和文艺家、各部集成志书的主编钟敬文、张庚、吕骥、吴晓邦、李凌、马学良等先生，他们为所主编的集成和志书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心血和辛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我还要提到现在仍坚守在编纂和审定工作岗位上的贾芝、孙慎、罗扬等主编先生，以及把心血甚至生命都倾注于这项事业中的全国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和基层文化干部，他们为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们感谢他们！我们也不会忘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文化厅（局）、民委、文联、民协以及艺术科研单位和领导多年的关心、支持和领导，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
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绩，是所有参加搜集编纂工作的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和不断克服种种障碍与困难的结果。回想在启动之初和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指责。一方面，有的文化厅的负责人说：“活人的事情还办不完呢，哪有时间办死人的事！”他们把我们组织调查、采录、编纂、出版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看成是办死人的事，与继承、弘扬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没有关系，与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建设没有关系。他们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割断了继承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与发展新时代的先进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在“旧”文化——即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吸收、扬弃、发展起来的，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在这种错误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发展观的影响下，许多该做的工作，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落实，许多早该保护的民间文化遗产往往因而湮灭于一旦，造成了不该有的损失，这是令人痛心的。另一方面，也有人说我们编纂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是“超前意识”。意思是说，现在搞这件事，是超前了，搞早了。这种责难，也表现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传统民间文艺的性质、作用、意义和现状，缺乏正确的理解，自然也是毫无道理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在不断衰落，失传，甚至湮灭，搜集、采录、编纂、出版等工作迫不及待，带有抢救的性质，通过这些手段把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抢救和保护下来，供我们学习、欣赏、研究、弘扬，作为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同时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怎么是超前呢？这是早就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在建国以后确也陆续做了一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过去采取的措施和工作的力度不够大，或出现过一些曲折罢了，而现在围绕着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在全国开展的调查、采录、编纂、出版，在规模上、深度上、科学性上、自觉性上、人员和资金投入上，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除了上面说的来自两方面的指责外，我们也还遇到了其他一些问题和困难。比如经费。有些地方的领导，口头上也说重视，但实际上却不落实或迟迟没有落实，使当地的编纂、出版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编辑工作本身，也由于种种原因，如学术观点的差异，如新老编纂人员的衔接等，或多或少使进度受到了一些影响。总之，由于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存在，又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使全国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和拉大了。
编纂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五年前召开的那次工作会议暨表彰大会上，我曾经作过初步的考察和阐述，这里就不准备重复了。但在刚刚过去的这五年中，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诸如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或经济一体化、国家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电视的普及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农民进城务工而带来的全国人口大流动，这种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给一向主要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而创作和流传的中国民族传统民间文化及其文化传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原本产生于农耕文明下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逐渐地、部分地失却了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变得十分脆弱，在许多地方，有些形式和门类，甚至因“人亡歌息”而归于消亡，有的甚至因传承的中止而使文化传统局部出现断流。此外，外来文化对我国本土的民间文化的冲击，特别是美国通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冲击，也加剧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脆弱性。今天的中国是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的，我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的、健康的、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即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但我们不能做外来文化的奴隶，更不能以牺牲本土的民间文化为代价。现在，有些天真烂漫的年轻人缺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知识与修养，盲目地模仿外来的通俗文化和商业文化，以为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醒他们，一个贬损、甚至忘掉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加速濒危和消亡的趋势，更证明了我们工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诚然，文化总是要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迁的，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文化嬗变的规律；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鲜有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这样的文化变迁，传统的民间文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每日每时都在遭遇着衰落、断裂、乃至消亡的威胁。形势的变化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为我们的民族和后代留住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形势的变化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我们更加团结奋进。
传统民族民间文化面临的历史命运，已经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思考和忧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上，不断有代表和委员提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呼吁和议案。学术界和文艺界人士纷纷发出呼吁，报道各地的传统民间文艺景况、提出保护、搜集方面的建议。近十多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时刻关注着各国的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境遇，连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民间创作和非物质遗产的文件。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遗产文化产公约》，对口头传说和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和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要求。我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04年8月28日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了这一《公约》，成为第六个批准此公约的缔约国。与之相呼应，我国政府已于2003年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25年来围绕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所进行的调查、搜集、编纂和出版工作，以及已经搜集起来、但尚未纳入集成志书中的大量原始资料、民俗实物等，为以后继续开展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资料涉及口头文学、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5个民间文艺领域的10个门类。如此规模的、自上而下地开展的采风行动及丰硕成果，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尤其是20世纪百年文化史上，是仅见的，是此前一切类似的田野调查和搜集采录，包括蔡元培先生领导的中央研究院20年代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进行的田野调查、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们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所做的调查、40年代末文艺工作者在陕甘宁等边区所进行的采风，以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搜集工作，都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在外国的文化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次大规模的采风及其辉煌成果，将永载史册。
民间文艺是民众的艺术创作，体现着民族的文化精神，滋养着一代代的中华子孙。民间文艺为民众所创作，也为民众所享用，过去、现在、今后也会永远活在亿万民众的心中。不论因为什么原因，忘记了、泯灭了自己民族的民间文艺及文化传统的民族，都是可悲的。历史证明了，民间文艺对民众的思想、社会的道德、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稳定，起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不知道民众的艺术创作，就不可能懂得劳动者的真正历史。鲁迅曾经说过，民众的文艺创作，甚至比民族的生命力更强大。他在《摩罗诗力说》里写道：“我想，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那最有力、最能鼓舞人心的，大概要首推文艺。我们远古祖先的想象，沉入到大自然最神秘的领域之中，跟万物暗相契合，这一切，都和心灵相通。他们唱出他们所能唱的，这就是诗歌。那声音经历无数年代而传入后人心中，不但没有跟死人一同绝灭，反而一天天地传播开来，比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更强。”（原文系文言，此引系译文）我们祖先创作的神话、传说中的一些著名人物，经历过几千年几百年的漫长时间，至今还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出现在我们的现代事业中，像填海的精卫啦，移山的愚公啦，佘太君啦，穆桂英啦，老黄忠啦，等等，仍然生活在现代生活之中，仍在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以神话人物嫦娥命名的探月飞船，将把中华民族先民的瑰丽幻想变成现实，把民间文艺与生产斗争、科技进步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现代化。民间文艺的生命与影响，将因而在新的时代得以继续传扬，深入人心。
至于民间文艺对文人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更是自不待言的。如鲁迅所说，比起士大夫的旧文学来，民间文学更“刚健，清新”，每当文人文学衰微时，他们便从无比深刻、无限多彩、有力而聪明的民间歌谣中吸取灵感、吸收营养而回生、而繁荣。回顾世界文学史，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几乎都是从民间作品的宝藏中吸取滋养的，一切诗的概括和一切著名的形象，如追求自由的湘君湘夫人、嫉妒成性的奥赛罗、意志薄弱的哈姆莱脱、淫佚放荡的唐璜等，无不来自于民间创作。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诗经》对后世文学发生的影响有多大！没有瑰丽多姿的古神话，哪里会有相传屈原所作的《离骚》？在我们的这次采风中，在很多地方发现了祖先创作的民间作品的遗韵，如浙江畲族民歌词格中的“三条变”段落结构，被认为是来源于《诗经》中的“三叠”结构形式；如江苏张家港搜集到的河阳山歌《砍竹歌》，显然与相传黄帝时代的古歌谣《弹歌》的“二言四句式”血脉相通。传统的民族民间文艺，对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仍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更重要的表现在作品所蕴涵的民族精神上和所表现的乡土风韵上。拿音乐来说，大家知道，从1935年起，特别是抗战期间，中国的音乐界学习和借鉴民歌传统而造就了一个辉煌时期，相继创作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毕业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青年进行曲》、《松花江上》……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冼星海在延安工作时以《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为题撰文说：“这些成绩在某点上说都是民歌的结果，从民歌洗练出来的。”他还说：“全世界最多最丰富的民歌或许只有在中国；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产生在今日的中国，无疑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从民歌的材料里，可以发掘许多宝藏和参考材料。”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自己也是从家乡民间文艺和民俗生活的启蒙和熏陶下走上文艺道路的，后来，每当进入创作状态时，除了现实生活的呼唤外，民歌的韵律和格调常常萦绕在耳边。即使如今到了耄耋之年，孩提时代家乡田野里飘荡的悠扬哀婉的民歌和茶馆里武松打虎说书的场景，也还时常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民众的生活固然是悲苦的，单调的，但民间文艺中却处处充满着智慧和幽默，而智慧和幽默不仅使他们悲苦的生活洋溢着乐趣和希望，也造就了民间文艺的艺术生命。这种经历和认识，也成为我和大家一起投身于如此庞大而繁重的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动力。
受命组织和总纂全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这一任务，对我来说，一方面是诚惶诚恐，一方面又欣然接受。这既出于责任感，又出于亲和感。宁愿不做官，也愿意终身奉献给这一神圣的任务。这些年我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和沿海边疆。只因身体状况不允许，未能去西藏，成为我心中的一大遗憾。到全国各地考察、了解、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间文艺的认识：到处都是民间文艺的海洋，民间文艺浸润着民族精神。特别是分布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云南啦，贵州啦，青海啦，甘肃啦，新疆啦，所到之处，民间文艺五彩斑斓，繁花似锦，无不显示着群众的艺术想象力，无不体现着民族和群体的凝聚力。我们群策群力在各少数民族中搜集了各种门类、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民间作品，这是继解放初期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民族调查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调查之后，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民间文艺调查，不仅搜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而且基本上摸清了民族民间文艺的蕴藏情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有所不足。我到新疆了解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时，当地向我反映了关于史诗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就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与他们商谈少数民族史诗和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出版及民族语文翻译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实施问题。介绍和宣传我国各民族史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史诗和许多民族中蕴藏的民间叙事长诗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承形式，做好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是保护我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疆民协搜集、整理的史诗《玛纳斯》的数量很多，《格萨尔》和《江格尔》的数量也很多，但翻译和出版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编辑的民间文学集成出了400多本县卷本，但都是民族文字版。这些卷本在本民族中流传还可以，但要向外宣传就不行了。我们的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平等也表现在文化平等上。少数民族的许多重要民间作品具有世界价值，我们要设法介绍到世界上去。但这里存在着一个翻译的问题，所以要组织力量、提高水平，做好翻译的工作。翻译工作是桥梁，这项工作很复杂、很繁重，不是哪个人和哪个单位能完成的，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朋友们，同志们！报刊媒体上有文章说，随着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步入尾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代。我们不仅要善始善终地做好尚未完成的那些卷本的最后修改、审定和出版工作，还要把我们已经掌握的、截止到20世纪下半叶还“活”在民间的这一大宗民间文艺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录像、实物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电脑资料库——这是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的重要与可行的措施之一，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做到资源共享。现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已经初步建成了这样的资料库，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要做到纸质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共生。同时，我们还要培养人才，开展民间文艺的多学科深层研究，充实和健全我们的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体系。民间文艺的保护和弘扬任重而道远，需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文艺界朋友的继续努力。文艺界朋友们共勉之。
2004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