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添枝加叶

                      —— 评刘锡诚近著两种

                        武新军

                （河南大学，开封，475001）

     退休后的刘锡诚先生仍然笔耕不辍，近年来又相继推出论著两种：《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在文坛边缘上》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通过作者1977—1981年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时的记忆、笔记材料和往来通信，展示出新时期文学蹒跚前行的艰难历程；《文坛旧事》采用了传记体的形式，作者依据与传主相交往的经历，生动地呈现出他心目中的晚年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何其芳、钟敬文、何其芳、周立波、汪曾祺形象。

 在刘先生看来：不少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喜欢抓大的论题和大的构思，而常常忽略微观的研究。其实，对于任何研究工作来说，倒往往是从一枝一叶入手，才能较容易地把握一棵大树的全貌。刘先生动手写作这两本书，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近二十年来，在大学里工作的不少学者，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在撰写文学史时，习惯于认真梳理和勾勒文学史承传演变的线索，这诚然有助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但过于强调文学史线索的清晰性，有时候反而会损伤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利于培养学生严格的“历史意识”。刘先生在著述时，非常注意新时期文学每个关键环节中具体的文学事件，特别善于抓取新时期文学向前行进的每一步中所特有的困惑、焦虑和分歧。可以说，作者正是希望从这一角度，来给当代文学史添枝加叶，并以此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

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譬如，作者以详尽的材料，记录了十几次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1977年10月20—2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1977年12月28—3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座谈会； 1978年2月5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举办的“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1978年8月《文艺报》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别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1978年10月20—25日《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举办的三刊编委联席会议（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10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1979年中旬《诗刊》编辑部召开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1979年2月28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9年3月16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1979年10月24日和12月8日《文艺报》编辑部连续两次举办的“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座谈会”；1980年3月15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造座谈会”；1980年10—11月周扬邀请文艺界高层领导召开的“老干部谈心会”；1981年2月12日中宣部召开“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此外，作者还详细描述了几次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作评奖活动：如1978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评选”评委会议；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主办的中篇小说评奖活动。作者在描述以上每次会议时，都尽可能详细地介绍每位与会者的发言，通过这些发言呈现出与会的文艺领导、批评家、编辑和作家们之间微妙的分歧、普遍的困惑与深层的焦虑。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是如何艰难地挣脱沉重的枷锁和羁绊，一步一步地向前挺进的。

上述史料，有许多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因此弥足珍贵；也有一些曾在过去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但这些史料的学术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因为，作为当代文学的亲历者（尽管作者自谦处在“文坛边缘”），作者熟知各种文学事件的内在关联，能够驾轻就熟地把孤立的文学事件，纳入到整个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去，使其恢复了活力和思想史、文学史的意义。每篇不起眼的文字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故事，凝聚着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的尖锐冲突，具有文学史的内涵。如果把这些碎片整合到文学史中，可以给文学史增添不少感性的内容，给文学史写作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譬如，沙叶新《扯“淡”》，单看这篇文章，并无多大意义，但如果知道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所引起的反响，它就成为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文学史意义的事件：“这涉及到文艺战线上的大争论——如何评价第四次文代会通过的文艺方针，以及按12号文件、按第四次文代会精神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评价。” 作者对《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乔厂长上任记》、《将军，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呢——悼念赵丹同志》等作品的讨论同样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这两本书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此深有感触：为完成《〈文艺报〉（1949—1989）研究》课题，我曾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文艺报》的每篇社论、编者按、读者来信和批评文章，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揣摩编辑者的意图，并寻找支配编辑者思路的各种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寻找被当代文学史写作所所忽视、遮蔽、扭曲的大量文学史细节，以期认识当代文学思潮演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阅读时感觉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缓慢地爬行（特别是阅读1949—1966年的《文艺报》），有时为了解开一个疑问，证实一个假设，需翻阅大量旁证材料：当事人的文集、日记、回忆录。当所有的文字材料不能解决疑问时，只好想方设法地四处寻访知情者，但因为时代久远，所面对的常常是无功而返的懊丧。因此应感谢刘锡诚先生不辞劳苦地用文字呈现出自己宝贵的记忆。

胡适曾经劝说梁启超、张元济等人尽早撰写自传，为后世留存写作“信史”的材料。文学史不应该是只有根须、枝干，而应该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当代文学的亲历者们（编辑也好、文艺领导也好）的宝贵记忆都可能成为这棵大树的组成部分。作为晚辈，我热切地期盼着能出现越来越多的添枝加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