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克芹诞辰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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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旧作《在文坛边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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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沙汀推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四川省简阳县红塔区业余作者周克芹写了一部题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长篇小说，于1979年发表在当地出版的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这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在重庆文联工作的老作家张惊秋（殷白）的赞赏，他写了一篇长文《题材选择作家》评介这部小说，并于1980年1月将稿子分别寄给了《文艺报》、周扬和沙汀各一份。我们考虑到小说是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还没有公开发表，便将评论稿退还给了作者。作者收到退稿后，即将这份退稿寄给了荒煤同志，请他转给《文学评论》。周扬同志接到殷白的稿子后，便于2月3日修书沙汀，予以推荐，并把殷白的文章和载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内江三十年文学作品》一并寄给了他。沙汀收到信后于2月18日给周扬同志回了一封长信（实际上是一篇书信体的长文）。他在信里还说：“罗荪同志来，我们已经约定，等他们看完作品后，就派人来同我就作品交换意见。这事您就暂且不必管它，安心做您目前更为迫切需要您做的工作，等您有了时间，再看那剩下的一部分，然后对作品进行通盘考虑吧！”[1]

由于他这几年与我联系较多，便将周扬和他的通信以及殷白的文章，一起交给了我们，并对我说他读了周克芹的小说，也认为是部好作品，建议在《文艺报》发表。在给周扬的信里，沙汀给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很高的评价。

在3月3日编辑部碰头会（冯牧、罗荪和唐因都在场）上，决定将周扬和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列入发稿目录；限于篇幅，殷白的文章稍后再发。到10日发稿之前的一次碰头会上，唐因提出：“殷白的文章还是应同时发，否则将是一个案子！”于是又决定，殷白的文章与周扬和沙汀的通信一起发表。后来的事情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唐因的考虑比我周到。

编辑部把决定发表的意思，信告了殷白同志。殷白得知沙汀将他和周扬的通信以及他的文章交给了我们，我们决定发表周、沙的通信后，急忙于3月13日给《文艺报》主编冯牧和罗荪各写了一封信，历述他的稿子投寄和处理的过程，告了我们一状，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总的意见是：如发周扬致沙汀信而无我那篇东西，可加个注，注明见《四川文学》4月号。这个办法看来有些遗憾。所以我又提供另一办法，我兄如厚爱，是否可以转载形式发表，因为实际上这篇东西已经在《沱江》1980年1月号发出，《文艺报》可以作为转载自《沱江》（专区的小刊物），而不是转载自《四川文学》。事实上《四川文学》也可以说是转载《沱江》的。这样处理似可免去我的遗憾和歉意。而且很可能《文艺报》出在前，《四川文学》再早也要在4月中旬才能见。……”唐因的考虑和决策果然是对的，否则，不真成了一桩“案子”了吗？

当时，我在编辑部里主管文学评论，收到殷白的稿子时，并没有读过在《沱江文艺》上发表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决定退殷白稿子的事，应当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加上我孤陋寡闻，当时也不知道张惊秋（殷白）是延安鲁艺出身的老同志，退稿一举无疑是冒犯了鲁艺出身的老评论家，尽管我是无知又无意的。现在检讨起来，还是怪自己浅薄，差一点儿埋没了这部好作品。幸得老作家沙汀及时向我们推荐评介文章，又亲自把周扬和他的通信交给我，才把事情挽回过来，最早评介了这部好作品。

周扬和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2月3日和2月18日）以及殷白的《题材选择作家——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最终同时发表在《文艺报》1980年第4期上。殷文文末标明：“原载四川省《沱江文艺》1980年第1期，本刊转载时作了删节”。

周扬不愧是修养有素的老批评家，尽管他并没有读完这部长篇，但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小说的价值所在。他在给沙汀的信里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75年我国人民和‘四人帮’激烈斗争中的一个短暂的曲折时刻，地点是四川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历史背景回溯到农业合作化初期，展示了从那时以来的时代风云的变化莫测和农村新旧势力的反复斗争，描绘了各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的面貌都不相同，亲近如父女之间、姐妹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每个人的性格、遭遇和觉悟水平的不同，心灵深处各藏有自己的秘密，彼此也并不能完全开诚相见。人物的命运，和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们在生活中经受了多少的颠簸，心中有多少良好的愿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又是多么丰富啊。作者对农村环境和人物个性的描绘是栩栩如生的。谁能说农村不是一个广阔天地呢？谁能说这些普通的每天从事平凡劳动的农村男女特别是青年男女不是足以震撼大地的伟大力量？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已经充分地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无论如何，已使我们多少看到了这片令人神往的天地，看见了在其中活跃的一些充满活力的可爱人物。小说也描写了我们农村中、社会中的不少消极面、阴暗面，但并不给人以消沉的感觉，相反给人以鼓舞的力量。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蕴藏的无穷潜力。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努力表现劳动人民中这种真正的力量。”[2]

由于周扬和沙汀的推荐，《许茂》和他的作者周克芹，一下子登上了中国的文坛。这部小说的发表，改写了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坛没有描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历史。它的问世，与我们编辑部萌生呼吁“文学，要关注九亿农民”也不无关系。后来，这部长篇小说又荣获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1] 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文艺报》1980年第4期。

[2] 周扬《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文艺报》1980年第4期；又见《周扬文集》第5卷第198—1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到简阳拜访周克芹

​1980年5月2日《四川文学》编辑部与作协分会的行政人员举行聚餐会，邀我参加。那饭店的名称，我忘记了，是家老字号。在餐桌上，见到了老作家沙汀和艾芜。沙汀已从北京回到了他久居的这座城市。沙汀和艾芜同住在作协新巷子19号宿舍里。我去看望过沙汀了，没有到艾芜家里坐。艾芜在中国文联恢复活动之初，组织的第一个西南前线访问团，就请他和刘剑青当团长，那时，我已经认识了他，但不像沙汀那样熟。在饭店里见到他，正有一个与他交谈的机会。我被安排在二老的身边，我们一起喝了酒。

我对沙老说，我想去一趟简阳，见见周克芹。沙老告诉我，周克芹至今还是个农民，且家境十分贫穷，生活相当窘困。他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写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的。我被周克芹的故事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吸引着。在沙汀的启示下，坚定了亲自走一趟简阳的决心，去会一会这位至今还没有脱产的农民干部和业余作家，听听他的故事。行前，沙老还交给我一些绵阳和万县地区的内部文艺刊物，要我有机会时，见一见那里的作者，同他们谈一谈创作问题。

​从成都乘火车到简阳，路途虽不远，火车却很慢，旅途甚是寂寞。5月5日来到位于川东沱江边上的简阳县城。简阳县城就在周克芹供职的红塔区的辖区内。在站上乘坐一辆三轮车到县委招待所住下。招待所离区公所不远。

第二天一早，我打听好路，步行来到周克芹工作的区公所找他。他领我来到他居住的房子——区公所的一间公房。办公室兼卧室，大约有6—8平米，窗户被堵起来，室内阴暗无光，墙上糊满了旧报纸，床上挂着蚊帐，床上床下到处是书，靠窗摆着一张小小的木质写字桌，上面吊着一个25瓦的灯泡。那部30万字的《许茂》，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此前别人向我介绍说，周克芹生活穷困，他不得不把家里的门板摘下来去卖掉，而为了怕碰见熟悉的老乡和同事，只好扛着门板，到本县最偏远的集市上去卖。

见面他对我说的，与我在京开会时常常听到的，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思想。他对我说：“罗丹说，文学就是发现美。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美，至今还有用。真善美本身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温柔敦厚，心灵美好，为啥不可写？作家的高低不在于思想多么尖锐，语言多么尖刻，关键在于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美。有人说，龙庆是个中间人物。这说对了。他的内心是美好的。像许茂这样的老农民，我不同意别人那样的写法，他生活的坎坷不幸，是时代造成的，他的心灵却是美的。四姑娘、三姑娘，也都是从生活深处发掘出来的，我是想把美展示出来，同时把破坏美的势力给予鞭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农民是最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

 我听着他的话，环视着他的生活环境，回想着别的人向我介绍的情况，我终于从里到外彻底理解了这个周克芹，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写出那样一个许茂，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对那些把农民和农民干部写得很坏的作品那样不齿。这个收获，还得感谢沙汀给我的启示。

他还对我说：“农村干部，有一段时间是不看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因为写得不真实，人和故事都有一个框框，把大家的胃口搞乱了。今天写农村题材，除了要有丰富的过去的生活积累和写得真实外，还要有新的生活的体验。读者对象也变了。现在，区社一级的干部，都是有文化的人了。农村题材的作品，不光是给农民读者看，工人、知识分子也要看。要尽量做到雅俗共赏。”

在周克芹的斗室里，我读到了一封几个青年农民写给他的信，给我的心灵深处很大震动，因此引录在这里：

周克芹同志：

我读过《许茂》后，促使我不禁要问，你是在什么时候来过我们这里，并把这里发生过的很多事情写成了书？也许书的作者——克芹同志，是同我们一样的农民？要不怎能为我们说话呢？

你的书写出了许多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你的书教给我们有些不曾明白的道理，你的书对发生那些可悲的事有一定的见解。这是写这本书的人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表现。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也有过引以为荣的兴旺时代，但是今天，造成贫穷落后的是谁？根源在哪里？‘历史是人民写的。’再过若干年，人们心中又会有一本不是文字写的书的。

我们是勤劳勇敢的民众，我们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我们生活在农村，经济上极度贫穷，文化上极度落后，这能怪我们懒吗？不是的！统治者们不帮助我们摆脱贫困，不教给我们文明道德，他们却利用庄稼人的弱点制造灾难。在十年浩劫（岂止十年！）的大悲剧中，在有的人看来，造成我国贫穷落后的，似乎是腰无分文、目不识丁的庄稼人！现在看来，真是可笑又可悲啊。

作家同志：像这样的书，多多益善，虽然它还不怎么完美，艺术结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并不重要的。所以要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看过你的书后，郁积在胸中的闷气可以舒散一点，因为你的书还能教我们学到识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

紧握双手

四川沪县几个青年农民  80年4月2日

这几个农民所以肯花费半天时间写这封信、愿花费8分钱的邮票寄这封信，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为了出名，而是要向作家表达他们由衷的敬意和他们的一些社会政治观点！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农民读者中引起的震荡，要比在知识分子读者和我们这些职业读者中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我们有些评论，与这封三言两语的短信比较起来，显然有些“隔”。周克芹对我说，他对报刊上发表的好几篇关于《许茂》的评论很感谢，但并不满意，也不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评论的发表，是在周扬给沙老的信发表之后，不得不发的，评论并不实事求是。他说，周扬给沙老的信才是实事求是的。

我心满意足地告别了简阳。简阳这个沱江边上的小古县城，因出了一个周克芹而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后来，周克芹与我通过多次信。我们的交往是通过沙老连接起来的。沙老也一如既往地常向我提起周克芹，要我读读他的这篇那篇小说。1984年周克芹在《青年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小说《果园的主人》。我到干面胡同沙老住处去的时候，沙老告诉我，他看了，有新意，要我也看一看，有心得的话就写一篇评论。我在沙老的提示下，写了一篇《社会的变革与现实的合力——评周克芹〈果园的主人〉》的评论，发表在1985年2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

                                    ——摘自拙著《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