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骧两周年祭

刘锡诚

转眼间，老友顾骧逝世两周年了。去年底写了一篇《文坛风云中的顾骧》纪念他，这里再做点小补充。

《文艺报》1981年第23期（12月7日出版）发表的署名“谷言”（顾骧）的《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这篇文章，引起了香港舆论界和文艺界新的震动和忧虑。这是我们始料所未及的，其时，笔者正作为中国作家团的成员在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香港《明报》于1981年12月25日登出一篇题为《过多抚摩昔日创伤而叹息  文艺报批判作家离轨道》的文章，报道和评论了此文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文艺界领导涣散软弱的一些提法：

12月上旬出版的《文艺报》发表谷言题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的文章，它说：文艺战线也确实出现了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有害的作品与言论。应该看到，某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某些人的言论中表现出的自由化倾向，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的反映。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必然要对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章说：党中央对此早有察觉，一再提出重要的意见。应引为深刻教训的是，我们文艺界的同志，对党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意见，没有及时地引起充分的注意，对于错误的作品、观点、言论，没有能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有说服力地进行批评。文艺战线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文章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一个时期以来，赶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与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沸腾生活的基调不很合拍。一些作品，过多地抚摩昔日的创伤而叹息，过分热中地追求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缺乏振奋人心的昂扬的时代强音。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党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对文艺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严肃的、与人为善的批评与对人处理的慎重方针，给文艺战线带来了新的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受到抵制。

 “谷言”这篇准社评式文章，虽然是经我的手发表的，但当我在看到《明报》发表的文章时，慌忙中一时忘记了。但据我的经验，要么是出自我们编辑部同仁之手，要么是上面什么人写的授权在《文艺报》发表。这种化名之作，在《文艺报》过去是常常有的，因为要传达上级的某个意图，或奉命之作，而又不愿意署自己的真名或大家都知道的笔名，便临时起一个名字，或谐音、或有寓意，或也许什么意思也没有。“谷言”也许就是“姑妄言之”的意思吧。香港人却不以“姑妄言之”来理解这篇文章的用意。这篇准社评总的思想是：“文艺战线也确实出现了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有害的作品与言论。应该看到，某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某些人的言论中表现出的自由化倾向，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的反映。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必然要对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错误思潮的要害，是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提法和对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峻的，预示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纠正软弱涣散的斗争，并不因批判白桦的《苦恋》的告一段落而结束。

这一年的12月26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联合召开香港文艺界座谈会，“谷言”文章所提到的大陆文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成为与会者最为一个关注和求解的问题。由于我的身份是《文艺报》编辑部的在职人员，被看作是代表团13人中一个最近乎官方人士的成员，又因为刚刚过去不久的批评白桦《苦恋》的重头文章是《文艺报》发表的，所以在会上我被指名来回答这个问题。12月27日的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署名陆浩、题为《新诗主流和自由化倾向》的“特稿”报道说：

对于大陆上出现的自由化倾向，《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刘锡诚也坦率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强调说，文艺作品的自由化倾向主要是由于作者从主观出发，脱离了生活和社会主义轨道，但这是个别的现象。自由化是应当加以批评纠正的，例如白桦的《苦恋》受到了批评，但他的另一些好作品也同时得到了创作优秀奖。文艺批评应当客观地分析问题，并不是专打棍子和专戴帽子的。

刘锡诚还指出，除了自由化倾向外，国内文艺界也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他并列举竞相出版推理小说及侦探小说为例，认为这种倾向是理应受到批评的。

我在回答提问时，强调自由化倾向的出现，是因为有些作家“从主观出发，脱离了生活和社会主义轨道，但这是个别的现象。自由化是应当加以批评纠正的，例如白桦的《苦恋》受到了批评，但他的另一些好的作品也同时得到了创作优秀奖。”我的答问，没有像《文艺报》发表的“谷言”的文章那样说自由化倾向是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如果说企图摆脱党的领导，那就成了政治问题了；我还强调自由化是个别的现象，是不难纠正的。

2017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