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与我
——我的自述
刘锡诚
我于1935年农历正月十八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郑王村。我的父亲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在我的少年时代，他既教会我学习模写柳(公权)体字，又教会我耕耩锄割全套的农活。我在本乡本土读完了初中三年，1950年夏天便由农村到了潍坊市，就读于该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偏见和农村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熏陶，使我与城市同学格格不入，而天然地倾心于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在初中读书时就曾常与三五知己聚在一起舞文弄墨，分享着我们在《农村大众》报上发表文章之后的欢乐。每逢寒假回村，总要在乡亲们的怂恿下参加演戏；前年回家为我的老父亲奔丧时，几位父辈的老汉谈起我与一位同学演《王秀鸾》的情景时，竟然眉飞色舞地夸奖了我一番，使我感到一阵脸红。在校曾斗胆写过一个剧本，班里曾经演出过(此事我早已忘却，是我的挚友董润生今年春天忍受不了某些政工干部的迫害自杀前向我提起的)。读孙犁的小说、孙谦的电影剧本，自己也偷偷地模仿，想把自己所看到的农村写出来，虽然没有成功，自己却一直珍藏到"文革"风暴袭来时才忍痛付之一炬。
1953年夏季，一个年满18岁，学过物理学却未曾见过电子管收音机，学过英语却几乎答了白卷的农村孩子，只身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山东大学参加高考。一心向往能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却被录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即使自己的理想受到了挫折，这个消息对于一个整个假期忙于农活，由于营养不良长期患夜盲症，从装满豆子的大车上跌落下来自拣了一条小生命的我来说，已经足够高兴一阵子的了。乡亲们高兴的程度不亚于我本人，因为在我之前，到北京上大学的，在我们县里似乎还没有听说过。好在北大俄语系由曹靖华先生主持，偏重于文学，许多课程都是与中文系同堂听讲，还听说解放前很多作家是出身于外文系，而非中文系的。此外，可自由选修，既能听蔡仪的美学，又能听何其芳和吴祖缃的《红楼梦》讲座，既能学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能学西语系开设的西洋文学史。班上志同道合的几位同学组织了"十月"文学社，编辑出版《十月》作为我们试笔的园地。
经指导老师曹靖华先生的推荐，我于1957年的不平凡的夏天分配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直到十年内乱爆发。在工作岗位上的十年中，我编了几本书。值得一提的有《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和《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写了几十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列宁怎样评论劳动人民创作》、《拉法格的民歌和神话理论》、《高尔基的民间文学观》。翻译了几十篇东西，值得一提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恩格斯)、《论民间文学》(高尔基)和《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与人合译，科学出版社)。
十年内乱中有一半时间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南息县干校、文化部静海(团泊洼)干校度过的。1971年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先是作翻译，继而编辞典，后来又当记者，最后做国际新闻的编辑，转眼过了七年。一个养成了文艺工作习性的人，太难适应新闻工作的要求了，尽管我深深地记住"文化工作危险"论的教训，却仍然不能不坚决要求回到文学战线。1977年成了《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为伤痕文学的兴起尽过绵薄的力量。1978年参与了《文艺报》复刊的筹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在文艺界前辈张光年、冯牧、孔罗荪等同志的指导下，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写作了一些文学评论文章，收集拢来，也有六七十万字之多，编成三本书，即《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和《作家的爱与知》。与几位青年同事合编了《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上、中、下三册)，与冯牧、阎纲同志合作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已出老、中年评论家选集二十本，青年评论家的选集待编)。
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我不得不在行政工作之余在两条战线上努力拼搏：一条是继续写作文学评论，但不能再作过去那种宏观的评论了；一条是转而研究史前艺术和原始神话。这是十分艰难的。但也有好处，能比较过去更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中国文学应该走的路。
多年的文学编辑生涯，几乎把形象思维的能力都给消蚀殆尽了。倒是逻辑思维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每每在繁忙而不讨好的编辑工作之余，写一些叫做文学评论的文章，记下对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一些感兴趣的作家的感想与议论。于是就慢慢地挤到了文学评论家的行列里充数，其实，与其说是评论家，勿宁说是文学编辑家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几乎没有时间把所要评论的对象钻研得很透彻，在纵向的和横向的文学现象的比较中确定其地位和长处。就写作而言，也多是急就章，平常反复考虑的一些问题，只要动起笔来，也就一气呵成，很少有跨出几天或一周时间的。因此，我所写的文学评论大都是片断的、以主观感受为基础的评论。德国艺术史家恩斯特·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曾经说过："一个自然的爱好者对于植物界美观的赞美，可以有极多的启发和兴味；可是无论如何，不能将它来代替植物学的研究。同样，知道一个有才具的人对于艺术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是很有益，而且是很有趣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拒绝把它作为科学的建立和正确的知识。"我的文学评论正是如此。尽管在评论某些作品或某些作家时尽可能客观一些，但毕竟还是以主观感受为基础，不敢奢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艺术哲学的建设起什么作用。
从初学文学的时候起，就阅读而且崇尚19世纪俄国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文学评论，认为他们把社会历史批评、哲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熔为一炉，把文学批评事业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一向把他们当做效法的楷模和标准。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要求文学面对现实，批评社会，解剖人生等重要原则，至今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我们在为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呼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汲收了他们这些主张，而加以改造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生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家所主张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仍然要面对现实，仍然要批评社会，仍然要解剖人生，--这些原则才是文学发展繁荣、文学密切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文学富于活力之所在；所不同者，在于今天的作家多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前途充满了信心。近几年来，各种新学说、新流派、新思想大量输入，对我国文学评论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促使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三十多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从多少有些封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我还得坚持我曾经奋力捍卫过的那几个原则。在文学评论的演武场上，有许多强手、高手出场，演示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或见则见过、闻则闻过的枪法，而我并不为所动，只能耕耘我那几亩地，只能在许多新枪法中固守我所熟练一些的"老"枪法。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及其基本原则，是我的文学评论的灵魂，如果放弃了革命现实主义这面旗帜，我的文学评论也就无异于自行取消了。我相信，现实主义是多种文学创作方法和评论方法中最富于生命力的一种，它不会因为其他方法的兴盛和衰亡而显得萎靡不振和无能为力。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开放的，善于吸收并能够吸收其他流派的优长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
我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上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但成绩不好的学生并不见得就没有自己的追求，连那些最被同学瞧不起的学生都会咬住牙默默地为实现自己的追求而刻骨铭心。而我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却也顽强地在心底里默诵着"求深，求新，求真"这六个字。
先谈谈求深。所谓深，就是指文章的见解要深刻，而不是浮光掠影、花花哨哨。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之艺术的反映，文学评论旨在评论、分析作家怎样反映生活，评论、分析作家怎样把生活真实转变为艺术真实。评论家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所要评论的作家是怎样认识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他对生活的评价有没有新的东西，即是否从生活中发别人之所未发，有没有发现真理。因此，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评论社会生活。评论家的任务不是跟在作家后面当吹鼓手，作家每发表一篇作品，评论家就阿谀一番，讨个喜欢，把自己变成木耳一类的寄生者；评论家也不是站在一旁手持木棒，看到一点问题就向作家挥舞的打手。评论家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善于从作家的创作中看出他是否对生活有真知灼见，是否从生活中发现了真理。评论家如果本身不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不密切地注视并研究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不具备分析生活、认识生活并帮助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理论素养，那么他就很难胜任评论作品和作家的任务，即使勉强写了文章，内容也必然是浮泛的、苍白的。
文学评论毕竟不是政治评论和社会评论，因此，不能停止在判断和评价作家对社会生活(当然是作家作品里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的认识上，而应当把社会历史评论与美学评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作家把生活变成艺术的这一过程以及在创作过程中的创作问题，特别是艺术形象问题。作家的创作，并不是把实际生活照样搬进作品里去，而是通过提炼和集中，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体现在艺术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上。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能具有洞悉社会、认识历史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评论的巨匠们所以集中笔墨于分析典型形象的塑造的原因。
评论一部作品或评价一个作家，目的在确定它(他)在文学发展上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古典作家们所说的，论定它(他)给文学发展带来了什么新鲜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就要进行纵向的考察和横向的考察，尽其可能地确定它(他)的坐标位置(恕我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名词)，即它(他)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在当前文学运动中的地位。没有这种纵向的考察和横向的考察，而只是孤立地评论它(他)的长短是非，那就由于缺乏标准而变得没有价值了。这一点，正是对一个评论家是不是具备能够胜任此项事业的功力的考验。因为，文学评论家必须依靠自己对中外文学的知识与感受的积累和库存，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对所面临的对象作出宏观的估量，再从这种宏观的估量进到微观的评价，从而根据主观的感受建立理论的法则。教授写作课程的教师在教学生写作时，通常总是要求学生写文章要扣紧主题，去掉枝蔓，不要跑题。这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这又毕竟是教书先生之见。这里所说"建立法则"，就是根据研读作品的主观感受，联系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进行想像和类比，甚至离开所评作品、作家，就当前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某些迫切问题，提出理论见解。这固然超出了就事论事、扣紧主题这类作文规范，却是文学评论应走的道路，文学评论也只有这样才有生气，才有味道，才有建树。如果文学评论仅仅是作品内容的简化、归纳、重复，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语言特色的旧套老调，那真真是读之无味的垃圾，白白浪费国家的纸张和读者的时间呢。
其次谈谈求新。所谓新，就是摆脱陈套，力求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求新是求真正的新，而不是看似新、实则旧的那种假新。以旧为新、以假乱真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在现实中也依然发生。盲目求新、乱求新也不能推进文学评论。求新必须遵循文学的规律，破坏规律或逆规律是不仅不会达到新，而只能误入歧途，传为笑柄的。记得大约是1982年，一家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快速写作散文的文学评论文章，把散文写作分解成若干"预制构件"，作家只要根据需要把这些"预制构件"组装起来，就成为一篇好的散文。围绕着这篇明明是违反创作规律胡乱求新的文章，曾着实热闹了一番，后来也就再无人提起。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新观点、新见解呢?只有鬼知道。
作为一个评论家，他的新观点、新思想不是向壁虚构出来的，也不是从某个外国流派或某个评论家的文章里抄摘来的，而是从文学创作的实际、从文学运动的实际、从文艺思想斗争的实际中提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生动的问题，你回答了，或部分地回答了，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你的思想、你的观点就是新的，值得重视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评论还是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观点，站在了文学发展的前面，推动了文学事业前进的。比如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学是否可以暴露黑暗和缺点的问题，评论界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且具体地评论了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给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又比如针对着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简单化、格式化等长期形成的痼疾，评论界提出了人物性格复杂化、多层次、多侧面地刻画人物等意见，特别是后来对心理分析小说理论的探索，对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理论的探索，等等，很能启发人们的思路。
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与教学不同，每天所接触的文学作品都在你面前展开一个个新的、陌生的世界，从作品里描写的社会生活内容，到表现这些特定内容的艺术形式，从作品所展现的作家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气质，到作品对整个文学秩序带来的新的失调。这些活生生的艺术世界刺激着评论家的大脑皮层不断产生出新的思想、观点，使他的思路和评论与文学界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动态发生着感应，同时，也促使评论家紧追不舍地跟踪着文学的脚步。反过来说，凡是监视着文学的动向，熟知文学界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动态，而叉肯于思考的评论家，往往是能够捕捉到新思想、新观点的。以我个人而论，从1977年(即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前)以来，一直追踪着文学前进的脚步，可以说阅读了绝大部分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后来，又参与主持了两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的预选工作，对文学创作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因而就能不断产生出一些新的思想，使我写出了收集在《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和《作家的爱与知》这三本集子中的那些评论。后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不可能再像前六年那样地对文学情况了如指掌了，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也就大不如以前来得那样快捷。为适应新的情况，现在正从追踪式评论、宏观式评论向专题性评论过渡和调整。
最后谈谈求真的问题。所谓真，在文学评论来讲，就是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趋时，不回避。这一条在我们的国情下有一定困难，弄不好要得罪人，轻则受到孤立，重则身败名裂。大评论家不考虑这些，考虑的是忠于真理和事业，也不大可能因直言而惹来是非。二三流的评论家就不同了，他们之中有的人宁愿牺牲真理和名誉而换取实惠，换得在文艺界安身立命的权利。深与不深，新与不新，充其量是个水平问题、造诣问题，而真与不真则涉及到评论家的品格问题了。
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第一层意思是对社会的批评。文学创作有对社会批评的职能，文学评论则更直截了当，赞成什么、提倡什么，不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赤裸裸的语言，一目了然。作家有创作的自由，评论家也有评论的自由。但评论家在通过分析作品时对社会的批评，并不是可以信口雌黄，而是建立在对艺术作品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真知卓见。第二层意思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应当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把坏说成好，把好说成坏。对作品不能说批评的话，一批评了就得罪人，"小猫屁股摸不得"。有的作家对批评者制造社会舆论，把批评者搞得难以立足。有的作家干脆到报刊上进行反驳，蛮横不讲道理，对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这固然都是浅薄的，但毕竟是现实，是妨碍文学评论讲真话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还包括"剜烂苹果"的意思，不要一看到苹果有烂疤了，就说全烂了，要不得。对一部作品，不要一看到缺点，就以偏概全，说坏透了，要不得。我自己在文艺界工作了三十年，对这两种倾向都深有所感。"文化大革命"前的评论工作不能说没有成绩，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用得多，伤害了一些人，是应该记取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敢批评，或者批评者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倒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
文学评论是写给读者看的。我们应该有写给读者看的这种明确的意识。美国文学批评家托·史·艾略特说过：批评的目的是"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我们不应该看着作家的脸色写评论，如果仅仅看作家的脸色写评论，那么评论就会失去它的价值，而变成地地道道的啦啦队了。读者欢迎说真话的评论，而厌恶说假话的评论，但是，要说真话是需要一点从事业出发的勇气的。
1985年8月1 日于团结湖
10月15日修改
(发表于《批评家》1986年第1期，太原；收入拙著《河边文谭》（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