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编辑家与评论家刘锡诚（1977—1983）
王：您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期间，与大批知名老作家建立了联系，还扶植了一批新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80年代的文坛和文学报刊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对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一切与当下的状况有很多不同，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刘：我做过记者，当过新华社驻上海蹲点记者组的组长（主要蹲点单位是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和复旦大学），后又当过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的组长，但我头脑还比较清醒，始终没有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康平路）、北大清华写作组（迟群、谢静怡们）有任何接触，直接对新华总社领导负责，连打电话，也到分社去用分社红机子打，故而没有陷进去。从1971年到1976年，经历过差不多六年时间的新闻编辑、内参编辑和蹲点记者生涯后，我感到自己不是做新闻工作的料，不适应新闻工作，还是回文艺界吧。我就要求到了《人民文学》，后来参与了复刊《文艺报》，并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后又任主任，主持文学评论工作。文学对我来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毕竟有些基础。
过去有个说法，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是不可分割的两翼，有时候创作走到前边引导批评，有时候文学批评走到前面引导着创作。这个过去我们从别林斯基的写作中可以很好体会到。别林斯基每年他都写一个述评，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点到为止，他也举了很多作品很多作家，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成为被历史淹没的东西，无影无踪了。但是像果戈里等一批著名作家。在他们的评论下成就为十九世纪杰出的伟大俄罗斯作家。
我们这个新时期文学呢，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批评家，没有好的编辑，刘心武也出不来，卢新华的伤痕文学也出不来。刘心武的《班主任》出来，是有个过程的，崔道怡还健在，是他提出来的。提出来后都拿不准啊，放到刘剑青的桌子上，我跟刘剑青一个办公室，他自己也拿不准，后来又送到张光年家里。好的编辑像张光年、崔道怡、刘剑青，他们同时又是批评家，有了他们，作家就出来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就出来了。《伤痕》发表之前在复旦的黑板报上讨论得不得了，经过大家的讨论后来才出来，《文汇报》起了很大作用。
王：您是编辑与批评家一肩挑？
刘：（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我作为文学评论编辑，兼搞文学批评，文学批评锻炼了我的判断能力，那个时候读作品是拼命读啊，张一弓的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在家里夜里读完，第二天早上我就出差到贵州去，在机场打电话给编辑部，这个作品一定要请人写文章！马上写！我们做文艺批评还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不是编辑的话没有责任感。那个时候我写的东西多，全国各地的刊物上都有。
王：那时搞文学评论脑海里有什么标准吗？
刘：在文学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为文学评论编辑，我们的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服。我们做了好多人的人梯，不客气地说，好多作家没有我们的话，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周克芹是周扬、沙汀发了话、发了文章后，我立马到他的家乡和工作的简阳去看他，写评论文章。他当时穷苦到什么程度？他把自己的门板拆下来跑到离县区较远的集市上去卖掉。他坚持写作，我们和省作协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新的批评家的帮助那就更多了，我们当时举办过几个读书班，开座谈会，叫他们来京参加读书班、写作班，请他们写文章，给他们发表文章，他们就出道了，成名了。
王：当下的文学批评跟您那时候的状态有什么区别吗？
刘：现在的文学批评我不好发表意见。提出来还是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扎根到农村，要接地气，都是对的。现在低俗的东西太多，散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散文固然不能端着架子教训人、做政治的传声筒，却也不能无病呻吟。我不在这个行里了，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我们当年，新时期的时候，我们不仅强调有个人的批评素质，而且要有责任感。
五、民研会的领导刘锡诚（1983—1989）
（一）调转航向
王：您是如何从《文艺报》调到民研会的？
刘：给钟敬文召开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六十年庆祝会后，散了会，周扬临走叫我：“你来来来，到我车上来。”他把我叫到他那辆红旗车上去，当时还叫了文联党组的书记赵寻，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然后就跟我说：“叫你到民研会去你怎么不去啊？”因为在这之前吶，贺敬之、周扬已经给冯牧讲过几次叫我到民研会去，我表示不去。作协的张光年、冯牧他们也都反对，不让我走。但周扬当面要我去，弄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老领导啊，只好去就去吧，那怎么办啊？钟敬文就曾经跟我说，“那里是个火海，你往火坑里跳！”因为乱糟糟的，闹纷争很厉害。
王：您主持民研会期间都做了哪几件大事？
刘：我到民研会去做领导的时候，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我首先开了工作会议，又开了峨眉山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搞这个事情（的背景）就是，“十七年文艺”有很深刻的“左”的影响，民间文学界“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排斥异己，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钟敬文，也批了胡风，好几个人。我执政以后提出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理论，重要的就是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区。不能再继续批钟敬文，不能再把民俗学看出是洪水猛兽。我们经常提精华与糟粕对立的问题，现在还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信仰敏感，把文艺与政治扭在一块，直到1982年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闭幕这一天，中宣部和文化部搞一个茶会，招待全会代表，胡乔木，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他作报告，首次提出要解除文艺与政治的捆绑。所以1982年在中国文艺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但我们的文学研究没有跟上，民间文学更加迟钝，不提这个问题。因此，2012年我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长文，以《1982：为文艺与政治关系松绑——记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为题，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8日），《党建文汇月刊》予以转载，后收在我的专著《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里。
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开了很多会，而且在深圳开过很大的理论研讨会，因为我从作家协会过来，我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是怎么回事情。但这一点就跟“十七年”执政的人产生了矛盾，他们不肯放弃“左的”在思想和做法，不能接受这个原则。
1988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体研究要义》，提出了整体研究这样一个学术理念，回答有人对我的批评，全面阐述我的学术研究理念。我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不仅在理论上研究，而且也重视田野，我自从事这项研究开始就多次深入田野做过调查，我不把民间文学看成是民俗的产物和民俗的一部分，但又不排斥民间文学与民俗生活的血肉关联。这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由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的助产士
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这个工程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刘：在我执政期间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主持上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最早上马，就是我前面提到的1981、1982年的西山会议，延泽民确定了把三套集成纳入民研会的“九五”计划，正好要我到民研会去工作，由我来主持这个事情。一个是制定一些调查编纂规则，一个是确定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即民间文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一定时间过去了，老百姓、普通群众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他们会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他们可以不选这个了，而民间文学我们定位为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我们要确定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说，只要现在老百姓还在传承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完全把它们变成遗产！
王：很难想象民研会能做成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大项目
刘：我们首先确定的是指导思想问题。然后是发文件，建立各级工作班子。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群众文化团体，要制定一个指导全国各级民研会和文化部系统群众文化部门和文化馆的文件，是一件难事。一个小小的民研会要单独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根本做不到！所以当时找到国家民委的副主任洛布桑，他们很支持，因为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普查需要我们支持，但是要文化部参与其事，困难就比较大。我们最早把文件递到文化部后，周巍峙部长批了：文化部不管文学！请王蒙同志研究。后来我钻了一个空子，我找了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司的副部长丁峤，我对丁峤讲，这你得帮忙，丁峤说等周部长出差不在北京的时候你来找我，我给你批。结果就是这样！于是，由我起草了向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的报告：
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为了采录和保存我国各族人民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使我们的民间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我会拟编辑出版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这项工作，得到朱穆之部长和周巍峙副部长的积极赞同和支持。各地闻讯，很受鼓舞。现在许多省区已行动起来，云南率先成立了三套集成的领导班子，并准备普查和搜集。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民间文学作品大量蕴藏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民委已同意共同签发文件，为了得到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和民委的赞助，根据朱穆之和周巍峙同志指示的原则，我们对原来草拟的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研会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又进行了修改。现送上，请予审定。希望文化部领导大力支持，能同意签发此件为荷。此致敬礼！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4年4月15日。
此件在周部长不在的时候上报，由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司的丁峤副部长签署，同意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合主办。丁峤批后，由少数民族文化司下发，这个文件是这么诞生出来的。
王：那周部长最后表示支持了吗？
刘：当然周巍峙非常支持，周巍峙当时担任国家艺术基金小组的组长，后来也是我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领导成员。周扬是主编，我意要设立两个副主编，我提名周巍峙和钟敬文为副总主编。因为如果我不把周巍峙列为常务副总主编的话，贾芝会跟钟敬文两个闹，根本没法工作。这样我就把周巍峙列为第一常务副主编，第二个就是钟敬文。这样下来就保证了周巍峙搞七套文艺集成志书时，把我们民间文学的三套集成纳入其中，列为“八五”计划项目，也就有了经费！如果单靠民研会根本不可能做起来！同年，即1986年5月，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成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从此，民间文学集成统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所属的规划办公室领导，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和负责编审工作。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由此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时期。
然后就是培训干部，成立总编委会，成立总编辑部办公室。确定了钟敬文任故事卷的主编，贾芝任歌谣卷的主编，马学良任谚语卷的主编。副主编时由他们提名聘任的。他们不能做具体工作，就是看稿子。所以成立了总编委会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是马萧萧，第二任主任是贺嘉，第三任主任现在还在，叫刘晓路。从普查到编纂，前后25年时间，有20万人参加普查。我虽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但我没有把自己我列为副主编，我的职责是组织领导、提出并确立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建立组织，服务工作，开会啦、培训干部啦，等。
第一次培训干部的会议是云南开的。1984年3月17日，来自14个地州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是为全国第一个成立的省级民间文学集成办公机构。这次会议是全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主题的省级工作会议，带有全国“试点”的意义，为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及其全国普查拉开了序幕。
王：您还有一件大事？
刘：第三件事是主持了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调查和学术讨论。
根据1986年中国芬兰文化协定的有关条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部）于1986年4月4日——15日在广西南宁市联合召开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讨会”，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了“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这是一项牵动人数较多、组织工作复杂、包括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多项内容的大型国际双边文化交流活动。这项活动在中国文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文联、民委、三江县委和人民政府、三江县若干村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指导、协助和支持下，经过全体到会代表和全体考察队员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样的双边国际合作，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民间文学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教授首倡的。1985年10月，趁劳里·航柯由马尼拉去东京途中顺访北京之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代表、副主席贾芝和我以及书记处书记贺嘉，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代表、秘书长农冠品，与芬兰文学协会代表、协会主席劳里·航柯在京进行了会谈，就1986年4月在中国广西南宁市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达成了协议，两国三方于10月16日通过了《1986年中芬学者联合进行民间文学考察及学术交流计划》。
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于1986年4月4日—6日在南宁市西园饭店举行。应邀出席研讨会的正式代表67人（其中芬兰代表团5人）。中国方面62名。4月7日，开始在三江进行实地考察。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中青年民间文学学者和5名芬兰学者组成。中国方面考察队员分3个组分别到林溪点（皇朝寨、岩寨）、马安点（马安村、冠洞村）和八江点（八斗小、八斗大、八江村）进行田野考察。林溪点考察组组长是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杨通山（三江县文联主席）；马安点考察组组长是祁连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室主任、副研究员）、马名超（黑龙江师大副教授）；八江点考察组组长是兰鸿恩（中国民研会副主席、广西民研会副主席）、张振犁（河南大学教授）。以劳里·航柯教授为首的芬兰学者5人、中国学者贾芝、中国民研会两名青年学者和两名翻译为第4组，该组没设具体考察点，而是根据考察计划，在三个考察点范围内安排考察项目、流动考察。
此次民间文学考察是一次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与过去的历次考察不同的地方，除了参加者来自两个操不同语言的国家的学者外，最大特点是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包括录相、录音、摄影）和科学方法，记录活在群众口头的民间文学作品，观察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在群众中活的形态和讲述人在讲述中的作用、特点，探讨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对民间文学的形成、变化的影响，研究侗族传承与现代文明、与其它民族的传承的交融现象，等等，从而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与特点。根据县文化宣传部门提供的170名左右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故事手和歌手名单，各考察组的队员们在考察过程中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扩大线索有新的发现。诸如在调查歌手传承路线时，发现了不少未在县文化部门提供的歌手名单中的歌手，在调查故事的传承路线时，发现了“故事之家”，同时，也发现某些故事手并非民间故事讲述者，而是民间说书人。
（三）民研会的初心
王：我的感觉，现在民间文学的研究力量都在高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似乎离我们比较远，听起来她像是一个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人的自己组织的协会，说起来是一个为民间文艺家服务的组织，实际上又像是一个领导机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您是怎么看待民研会到今天的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个组织的？
刘：这是我一生经手做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但这是很无奈，没有办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发展很快，在香港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下，民研会的队伍中很多人写通俗小说，像江苏的马春阳，天津的冯育楠，都是写通俗小说的嘛！而中国作家协会又不管这一块，也不吸收这些通俗文学作家入会。这就给民研究会的增加了很大压力。所以1986年11月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届二次理事会上，经过多次协商，做出了更改会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决议案，上报中宣部等待审批。
我在这次理事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说：“理事会期间28名理事提名更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议案，经常务理事会讨论提交理事会讨论，并已作出了更改会名并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追认的决定。关于更改会名的问题，酝酿已达七年之久。在各分会的工作中，大家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是研究会的地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和干部的福利待遇。因此，更改会名是人心所向。但是，我们从驻会工作的角度，也想提出几个问题供理事同志们和各分会考虑。第一，根据会章规定，会章修改权归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无权修改会章的，特别是更改会名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改会名意味着对现行的会章要做全面的、根本性的修改。第二，更要会名意味着成立一个新的单位，撤销一个单位，必须事先向有关领导机关申报批准。理事会之后，我们立即向有关领导机关申报，在未获批准之前，不得自行公布和使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称。第三，理事会的决定必须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追认。”1987年5月，中宣部批准了我们的报告，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继承传统”。什么是民研会的初心呢？应该是1950年郭沫若、周扬他们在成立这个研究会时的讲话。郭沫若讲了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是五个宗旨：（1）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2）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3）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5）发展民间文艺。20世纪50年代，名称叫研究会的不光是民研会一家，舞蹈叫舞蹈艺术研究会，曲艺叫曲艺研究会，当时都不是协会。民间文学当时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家”，主要是搜集研究嘛。
王：改名以后有什么不同？
刘：有一点改变，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吸收一些民间艺术家、讲述家入会。过去不是的，就是搜集者、研究者。会员由原来的800人增加到2000人。在工作内容上、工作方法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有决议的。
民研会存在的问题，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很少，特别是领导层！每换一届领导，他都按照个人的理解来做，我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下来的，现在已经到第十次代表大会了，其中换了好几个主席，都不是研究这个行当的，他们个人喜欢什么就搞什么，这样就没有法定的限制。会章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解来修改，真正的初心应该是周扬和郭沫若他们创会时的初心。
说到底，在民间文化领域里边，只有民间文学最直接的反映老百姓的意见，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这些方面，是直接的表现形式，它们对老百姓价值观的反映，一定程度上是带有普适性的，上一代讲究“孝”，下一代也讲究“孝”。报恩问题，本尼迪克特写《菊花与刀》讲中日两国恩义的差异。就是我们动摇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动摇了。孝的问题最明显，现在，大家都承认孝，在民间作品里是有普适性的。就是说，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集中反映中国文化精神，就是民间文学。
去年我们开了讨论抗战歌谣问题的座谈会，很及时，但不充分。关于长征的问题，红色歌谣的讨论也不充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省卷本出了90卷，洋洋大观，是中国有史以来没有出过的，为祖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了巨大贡献，载入史册，我们这一代人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三套集成”的结束期是20世纪末，这之后，从全国来说，搜集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王：那近年来这个工作有接续和进展吗？
刘：几天前，2月23日，中国文联召开了实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座谈会，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意见》所规定的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问题。《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指出作为“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在我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格局和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激发其生机与活力。
我两次参加文化部非遗司组织的督查工作，走过陕西、山西、江苏等几个省多个县，只有延安的一个县的干部的记录本有民间文学的记录。因此，编纂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大系，必须建立在新一轮的全国普查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的全国普查势在必行。
（四）对民间文学学科的于心不忍
王：民间文学的学科还是一个小学科。
刘：我觉得，轻视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境地，我们前辈花那么大的力量，培养了那么多学生，建立了这样一门学科，把它降低为三级学科，我实在于心不忍。现在也有好多人写文章，但是教育部的有关负责人在这一点上是糊涂的。我曾经找过社科院文学所的张炯。张炯说我们社科院没有动摇，国家社科基金，他们那个办公室，仍然在文学里边有这个项目，只是教育部系统把这个事情搞坏了！
六、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1989—— ）
（一）以沈从文为榜样
王：1989年，您55岁，说自己“在无奈中等待着老年的到来”。“无奈”二字似乎充满着遗憾。
刘：后来我转向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这跟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1990年我就下来啦。1991年2月4日调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做研究员，不用上班。“边缘化”的结果造就了我成为一个学者。
文学史上“京派文学”的代表人之一沈从文后来不写作了，他不是北京人，但他是“京派文学”的骨干。他坚持写军队，写湘西，坚持现实主义。后来他到故宫研究古代服饰，卓有贡献。他的这段经历和向古代服饰研究转向，对我很有启发，要做点稳定性的，时评性的文学评论不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了。
王：在业务上，您没有接续之前做得很好的批评家角色？
刘：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我有锻炼，那个时代我们不仅锻炼自己的识别、判断能力，而且有相当的责任感。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发展我们新时期的文学，一方面就是办好刊物。1990年以后，我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时评性的文艺批评，转向做民间文艺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研究，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就其性质而言，应该是现在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纯粹的遗产。我开始在这种理念下对传统民间文化做深一步的、系统的研究。
王：您以什么为抓手来研究这个问题？
刘：1991年，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任研究员，经钟敬文教授和林默涵同志推荐，我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了一个“八五”科研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于1991年12月18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前后历时五年，于1996年6月13日脱稿。脱稿后，一方面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的要求，专家评审组对拙著进行评审并获通过并获奖。书稿《中国原始艺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4月出版。这本书出版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文艺理论家何西来、陈丹晨、向云驹、吕微、刘爱民等参会并发表了评论文章，予以肯定性的评价。老专家钟敬文写了一篇《我的原始艺术情节》评价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过去有关原始艺术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外国原始艺术的，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书，更没有中国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我一直希望有人写出中国原始艺术的著作来，不能光是格罗塞呀、博厄斯呀所著的著作。日本做学问的人很多，也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
《中国原始艺术研究》课题完成后，2003年我又申报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并于2006年完成结项，经国家社科规划办聘请的业内专家评审，获得了“优秀”等级。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201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版了110万字的增订夲，获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主办的第十二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 拙著大体显示出三个特点；第一，牢牢把握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国情特点，一切从国情出发。第二，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建构和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点。第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增订本的出版，为我60年民间文学研究历程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二）田野作业方法谈
王：田野作业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在中国的现代民间文学史开始阶段上，就颇重视田野调查。常惠编《歌谣》周刊的时候，就叫他的好友台静农先生回老家搜集淮南歌谣。
2007年6月2—4日，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台湾东吴大学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承办的“200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上作了一个《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的专题发言，从民间文学普查的理念与方法、民间文学的“第二生命”、调查材料的保管、采录工作的现代化和民间文学作品的编码问题等四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
我自己主要是研究民间文学的理论和学术史学术思潮的，但我从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之初起，就重视田野调查，并多次下田野，进行调查采录，掌握第一手材料，使口述民间作品以其“第二生命”在民间和读者中流传。1965年9—10月，西藏平叛之后，我和同事董森到西藏的山南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居民和错那县勒布区的门巴族中的田野调查，1985年4月从保山到沧源等地的云南采风，1985年8月的新疆唐布拉草原哈萨克族调查采风，在翻译的帮助下，都搜集记录了一些口述作品，在田野作业上取得了一些经验。
采访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了一项老作家口述历史的拍摄计划，由征集部的计蕾主任牵头组织进行。我因为修读民间文学专业的关系，非常有幸地被选为刘锡诚先生口述历史脚本的创作者和访谈人。
知道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激动。刘锡诚先生的皇皇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在业内有口皆碑，是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能跟这样一位学术上的大家和老前辈以及建国后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与亲历者见面、聊天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同时，刘先生在领导岗位上的经历使他与周扬、钟敬文、江绍原等中国文艺史中的知名人物也有过很密切的交往，他掌握多少正史中无法记录的秘闻啊，他本身就仿佛是历史本身。他跟唐达成、陈丹晨三人并称为《文艺报》三君子，君子之称，清气如兰，必有一种夺目的光彩，时光尘封了往事，故人依旧在，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契机。我不敢怠慢，集中阅读了刘锡诚的绝大部分出版作品，还询问了几位和刘先生有过交集的师友，认真细致地写作了访谈脚本。
2017年2月17日一早，阳光明媚但寒风劲吹，我和计蕾主任以及摄制组的同事来到了刘锡诚先生的家里，访谈从上午持续到下午，一直到傍晚5点左右才结束，这么长的时间在其他老作家拍摄中是少见的。即便这样我们也才完成了访谈脚本上的约三分之一内容，刘老师做了充分的准备，态度诚挚、激动，老伴儿马昌仪老师几次担心他的身体而要求结束，最后我们实在不忍心再因为这次工作令刘锡诚老先生陷入到往事的情感激流中而伤害他的平静忙碌的晚年生活，收起我们的设备离开了他的家。
中午休息时分，刘先生并未请大家吃饭，一是他的身体不太允许，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他每天勤奋写作，生怕剩余的时光不够他完成自己的计划，写不完自己想写的事，想纪念的人，他是如此专注地投入到这种状态中以至于他感觉不到还有请吃饭这码事。同时他和马昌仪老师清贫的生活也没有令自己养成引朋唤友的习惯。
但刘锡诚老师是慷慨的！他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思考知无不言地全盘托出，仿佛阔大的河面，虽然缓慢地流淌着，不再有携风带雨的劲力，但因为从未停止过努力的工作，积累有无比丰厚的矿藏，还保持有极丰富、细腻的表现能力，令人肃然起敬。
刘先生做事时埋头于事情本身，做学问时沉浸于学问本身，如此纯真。在位时做事业，不做官；退下来后做学问不混学术圈。他并没有在俗世生活中谋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和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亦没有呼风唤雨的资源，没有为后代积攒下任何可以招摇过市的家底，但谁能说什么是过眼云烟呢？君子之风，山高水长！如老农般不让一日闲过的勤奋令他淳朴到接近大地的真实，他知道只有耕作才能产粮食，只有公心恭敬待天才有收成的简单道理。
2014年3月，“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民俗学、民间文学和艺术人类学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前来参会。会议总结道：“（刘锡诚先生）以‘边缘人’自况，淡薄名利，专注科研，勤奋异常，笔耕不辍，同时又颇具担当意识，热切关注社会发展和学科进程。他宽厚朴实、蔼然谦逊、关怀后学、奖掖后进，高尚品德令人敬仰赞叹。刘锡诚先生的为学为人，足为学界楷模，世人风范。”诚哉斯言，相信历史将给予他比现世更高的评价，后人中将有他越来越多的老相识、新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