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满天下 知音世不稀
——刘锡诚先生访谈录
访谈时间：2017年2月17日
访谈地点：北京刘锡诚寓所
采访人：王雪（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受访人：刘锡诚
文字整理：王雪
王 雪（以下简称王）：刘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我们主要谈谈您的人生经历。
刘锡诚（以下简称刘）：谈——！尽管谈。
一、小小农民刘锡诚（1935—1953）
王：您是一个来自于农村的孩子，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子？
刘：我是农村出身的孩子，我的家庭是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父亲一辈上去曾经有过书香的家庭，但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他农村的全套活儿都会弄。与哥哥分家时，只份到菜园里的一间房子，靠自己的劳动盖了一个农村简易的四合院，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我父亲在农村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因为他读过私塾，也读过新学的相当于一个初小或者中学水平吧，能写毛笔字儿。我们这个家庭就没有什么遗产，我记得就是从我祖父那个家庭里过来的时候，拿过来几本书。就是线装的书，什么《左传》啊，《论语》啊，其他的遗产一概没有！
王：能谈谈您在老家的求学生活吗？
刘：我上学的时候村里边有小学，但是没有学校，在小庙里，只有小学三年级以前这种。高小呢，四五六年级，就是到外面的村儿。每天都走读。
我儿时生活在战乱时期。先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打仗，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村子外面，常常有人被杀死，尸体就仍在庄稼地里。有时候在操场上上操时就能看到打仗的狼烟。在邻村于留街村西边的塚子上上高小时，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老师的屋里去聊天，然后走了。后来听说这个老师被活埋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环境。
战争的环境导致学校办不下去。我们的高小就迁到县城南边的一个叫南流泉的小村子里。我们走过一个很长的峡谷，来到一个高悬在断崖边上的小庙儿，就在这个小庙里建立了我们的高小。同学们就坐在地下上课，晚上也睡在铺草上。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我们每个礼拜六回家拿粮食，礼拜天下午回学校里来。但是也不够，白天基本上就是同学们一起到山上去偷地瓜！没有学到什么，所以后来考试不及格，我自己背着包就走了。我穿过青纱帐，到了城北边剧城乡一个叫懒边的小村子，投奔在这里当老师的我的堂哥。我就在那里去上学，在老乡家里住宿。这个剧城的剧，就是古代剧国的地方。
到了1947年，考取了我们县里的昌乐中学。上了不到半年，就解放啦。八路军对国民党实行分割包围的办法，把青岛和济南包围起来，打了一个潍县战役，把我们昌乐解放了、接管了。我在家呆了大概一两个月吧，又把我叫去上学了。上到初中毕业。毕业那年是1950年夏天。这个时候接受了新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建立不久，我就入了团。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最早的一批的团员。我初中毕业，考取了潍坊第一中学。在潍坊学习时情况有所变化，我是从农村来学生，跟城市的学生格格不入，跟那些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更是保持距离，基本上跟城市同学没有交往。这里距离我的家50里地，来回就是100华里，当时才十一、二岁，每周来回走一次。那时没有见过公共汽车，电子管收音机，没坐过火车，很自卑。地理、物理、化学课程都有了，还有英文。但是学得不好，我的志向是文学。很自然地，农村学生都喜欢文学。
就是这样，我基本上是一个农村孩子，上学的时候很不正规，处于战乱时期，没有正经地学习过。还是有爱好，很努力积极地学。
王：这种情况下您能考上北大很了不起。
刘：潍坊一中毕业后要去考高等学校，没有思想准备一定能考上，所以我报名时候报最好的学校！就报的北大。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俄文系。考场是在青岛，也没去过，在当时山东大学的一个旧址那里从青岛回来以后就到家里种地，压根儿没有去想能不能考上。一天傍晚，在场院里收割豆子，一位路过我们家场院的同学喊我的名字：“刘锡诚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去报到啊？你考上北大了！”连人影我都没看清，不知道是谁告诉我考上北大了。
王：上大学前您的视力一度非常不好是吗？
刘：我长期生活非常贫困，家里的饭食没有油水，特别是春荒时，吃的都是榆钱、榆皮、榆树叶子，因此长期是夜盲症，晚上看不见。
王：您没想到能考取北大？
刘：对。只是胆子很大，一定要报好学校。考上就去上学，考不上就回来种地。第二天我到五十华里意外的潍坊一中办手续，然后回到昌乐，到云疃区公所转户口。办完这些手续回到家里，我母亲给我包上一个包袱，里面有被子、褥子、穿的衣服。拿着，当天就买了火车票往北京来了，我父亲送我到火车站。
二、北大学生刘锡诚（1953—1957）
（一）北大俄文系与曹靖华老师
王：您读的是苏俄文学系？
刘：我报考的第一志愿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但是没有考取，录取到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俄文当时在全国是一个热门学科，曹靖华是我们的系主任。他是五四后未名社的主要作家、翻译家。他在未名社时就出过《烟袋》《第四十一》。
王：《第四十一》非常知名。
刘：这我要说说。我在民研会工作的时候，曾跟随访书家路工先生去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旧书店、旧书摊去逛，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襄阳路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出版公司1937年出版的小64开硬皮的《第四十一》。拉甫列涅夫著的这本“特印插图本”的书，当时只印刷了500本，我买的这本编号为490号。当时我的工资只有46块钱哪，我买回了这本书。一直珍藏着，现在也不知道哪去了。
王：看来您对曹靖华老师比较崇敬。
刘：曹靖华创办了北大俄文系，跟外语学院不一样，北大俄文系重视文学教育，外语学院培养口译人才，北大俄文系是培养语言文学的，也聘请了苏联的专家，我在这个地方接触了苏俄文学和苏联文学，读了不少书。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大批评家。这是我后来走文学道路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点。
王：曹靖华老师和民间文学有什么渊源吗？
刘：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曹靖华就翻译了很多苏联的民间故事！曾经翻译了有名的《魔戒指》，在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中人人皆知！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编的第一本书《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月版）就选了曹靖华写的《〈魔戒指〉序》，作为培养民间文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材料。曹靖华还编过《列宁的传说》《斯大林的传说》《夏伯阳的传说》……介绍苏联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理论方面，应该讲，他是先行者。钟敬文也把他算作重要的民间文学理论家之一。
王：那时他重点翻译了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
刘：对。民研会成立初期，在理论上我们借鉴的不是西方，而是苏联。苏联的理论对我们那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苏联的诗学理论，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曹靖华老师对我非常有影响，我选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民间文学。他推荐给我十几本参考书，这些书的图片在《文汇报》上都发过。文学评论家朱寨看了以后专门在报纸上批字，批了一大通，寄给我，说这些东西很有价值。
王：这些经历对您毕业分配工作有相当的影响吧？
刘：恩。北大毕业时，我是唯一参加分配组工作的学生干部，我没有占用教育部分配的名额，是曹靖华直接把我送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来。我走向文学的道路，后来走向民间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曹靖华老师他对我的培养和教诲。
（二）北大中文系的明星闪耀
王：北大还留给您哪些回忆和财富？
刘：北大俄文系除了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以外，我们还有很多选修课，我们都选修西语系的西洋文学史。我还选中文系的课程，跟中文系的同学同一班上课，中文系开的文学理论（杨晦）、中国文学史（陈贻焮）、中国新文学史（王瑶）、语言学（高名凯）我们同一班听讲。王瑶的新文学史我是从头到尾听的。我们班的男同学与中文系同年级的同学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同一层，大家朝夕相处，大都熟悉，其中也有我中学的同学、毕业后当了戏剧家张庚秘书的董润生。
中文系当时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正常的讲课之外，还邀请外面的人去讲学。比如《红楼梦》，他们就邀请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和本系的吴组缃教授同时讲授，打擂台式的方法，讲授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对我们学生来讲，无疑在思想上产生很大的启发。
由于何其芳的爱人牟决鸣（延安鲁艺出身）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我跟何其芳比较熟悉。在建国初期50、60年代，文艺批评家中，除了周扬和冯雪峰这样老牌的革命文艺家以外，还公认有三大批评家：何其芳、张光年与林默涵。当时何其芳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整理者注），所长是郑振铎。1958年，在批判风潮中，我就参加过北大文学所批判郑振铎的会议，郑振铎出国参加会议请假，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逝世。1959年，苏联青年汉学家李福亲（清）自费来华访问，何其芳就叫我去见面，并要我陪同李福亲到故宫、前门、天桥、大栅栏、颐和园等地参观游览。“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我爱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工作，我也曾由文化部干校转到学部河南罗山、息县干校劳动，与何其芳一块在后勤班里干活，他养猪，我种菜，一起劳动了两年。
吴组缃在中文系开的课，我们外系学生也去旁听。后来，1989年4月，我被选为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会长，1998年1月（？）下台，我和王文宝去拜见吴老师，请他出来担任会长这个职务，并将学会的挂靠单位从社科院文学所改为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您简直是半个中文系出身。
刘：是啊，当时我名义上是学外语的，但实际上我搞的都是文学。毕业以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了几年，“文革”后，从“五七干校”分配到新华社，做过翻译、编辑、记者。后来先是到了《人民文学》（1976），继而在《文艺报》（1978）。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像王瑶，都是我在《文艺报》时的作者。向王瑶老师约稿的那次，还有一个文坛故事呢。
王：哇，请您给我们讲讲。
刘：1978年2月13日，我接到主编张光年转来李何林先生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严文井并转张光年的。信中对《人民文学》第1期的“本刊记者”报道中引述他在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有意见，说刊物歪曲了他对“两个口号”问题的看法，他没有说过“国防文学”起过团结作家抗日的作用。他还随信附来打印的《两点声明》，同时将其散发给了有关人士。
《人民文学》编辑部决定约请沙汀、王瑶就30年代文艺问题写文章，由我去向他们组稿。王瑶老师给我的回信，至今我还珍藏着。他的信里说：
锡诚同志：您好！兹有一事相烦，最近我已被借调至文研所工作（编制仍在北大），鲁研室工作已经结束，前承寄赠之《人民文学》，望能将地址改为“北京大学镜春园七十六号”敝寓，以免展转之烦。专此敬布谢忱，即颂 时绥 王 瑶 （1979年）五月廿五日
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
王：哦，原来是这样。那您俄文学得还好吗？
刘：俄文…学的凑合吧，学是正式学的，但兴趣不是在这里。我们那个时代，苏联和苏联文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介绍他们的东西很多，我也翻译过一些东西，包括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多通过俄语。你不能不承认他们走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的教条主义我们也接受过来了。
三、文艺工作者刘锡诚（1957——1977）
（一）与江绍原、钟敬文的交往
王：您毕业后踏入社会，就跟民间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期间和一些老一辈民间文艺家有过交往吗？
刘：江绍原在世的时候，和我关系非常好。江绍原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他20多岁上就成为北大的教授！《歌谣》周刊时代，被推荐为“风俗调查会”的主席。远远超出于像我们熟悉的这些人的水平。他写的《发须爪》《中国古代之旅行》这些书，观点独到。他老年时还每天到图书馆，人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全国解放后，他自学了俄语，翻译了不少苏联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1952）、《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集》（1957）、《鹦鹉讲的故事》（1958）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们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他也不把我看成小孩子，他还帮我在科学出版社出了书，1959年出的（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整理者注）。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我提交给《民间文学》杂志，发表在该刊1961年第9期上。
王：您在生活中和他交往多吗？
刘：我常常到他那里去，他很有学问，但非常平易，他的儿子在50年代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家庭很凄惨的。就一间屋子，当时鲁迅离开了八道湾以后，最外头一间房子，一进去以后，南房是周作人住的，北房他住着。就是一间屋子！他的二儿子就在当屋的一个床上，他妈妈每天去图书馆给他借书来。“文革”后，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审和顾问。他逝世时，我正好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刚办了手续没有多久，商务的领导要我给做的悼词。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江绍原身后留下的书不是很多，但都是很珍贵的，包括北大早期的《国学门周刊》，上面写着，他送给周作人的，周作人送给他的，毛笔字都写着。我让王文宝去把他的这些书转赠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我特批了500块钱给他家里。这些书一部分交给民研会了，在民研会保存着。王文宝大概也拿走几本，他自己编辑出版了，记得天津的渤海湾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迷信信仰》。
王：您大学毕业后在民研会就与时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有接触了，20世纪80年代后，又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上成为同路人。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眼中的钟敬文吗？
刘：钟敬文最早是散文家。抗战时期他加入了部队，做记者写过报告文学，转战在华南地区。后来他到了大学，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时候主编的第一本杂志叫《民间文艺》，一共出了一年。后来不出了，改成《民俗周刊》。钟敬文从一个文学家转到搞民间文学。（20世纪）30年代到杭州后他也要搞民俗，但是严格来讲，他是一个文学家出身的。他去日本学习回来以后，他更重视德国、法国的经验。过去我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在文艺界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抗战晚期他跟一些进步人士逃到香港，因为国民党当时迫害他们。在香港组成了达德学院，他在达德学院当教授。学校以外，他又成立了中国方言文学研究会，讨论用方言研究民间文学的问题。
王：您在《文艺报》工作时发过钟先生的稿子对吗？
刘：1978年恢复《文艺报》以后我是编辑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想发表钟敬文这个“左派”写的东西，我就到钟敬文家里去约他的稿子。他给我一篇大概是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的《民间文学谈薮》这本书的序言。我拿了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当时我没有用他原来的题目，改成了《民间文艺生涯六十年》。正好这一年（1983年）他是80岁寿辰。现在经我改的这篇原稿我还留着。发了这个稿子以后，我同时给胡乔木和周扬各写了一封信，我说，党外民主人士钟敬文今年80岁，建议你们给他写一封信，对他80岁表示祝贺。胡乔木有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但是周扬接到我的信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延泽民（此前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民研会的事，我跟延泽民说，钟敬文80岁，咱们是不是给他搞一个庆祝会？因为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搞祝寿，我就说他是民间文艺60年，搞一个活动。他同意了。人都是我请的，因为他们都不了解这些人。我请了对外友协的主任林林，请了林默涵，请了周扬，我还亲自跑到新华社去请了文教记者郭玲春。林默涵还问我，你怎么又管起民研会的事来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到了《文艺报》了嘛。
钟敬文来了以后，周扬就问我，你问问钟老，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先生好？我就去问钟敬文，我说，周扬同志问你，是称同志还是称先生啊？“称同志！”，他说。我就去把现场那个会标上的“先生”改成“同志”。就在这个会上，周扬讲话，后来《民间文学论坛》的杂志发表了周扬给他的信里边的两句话，评价他：“成就卓著，众所共仰”。
王：哦！原来是这样开始交往的。
刘：是，我跟钟敬文通过这件事才认识了。我的老伴（马昌仪）第一个研究钟敬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曾经到他家里去做访谈。后来因为钟敬文的学生太多了，在西山的会议回去以后，他们对我有意见，张紫晨就说，你还挑一个旗帜？我们开完这个会，他们回到北师大又接着给钟敬文开了一个会，照了一张相，其中外人只有一个人，贺学君，其他全是北师大的。就说我来夺他们这个旗帜。张紫晨、乌丙安他们都是这个看法。所以我老伴儿她就把他开了头的钟敬文研究放下，不再继续研究了。
但是钟敬文和他老伴儿跟我们关系非常好，因为过去我发表的比较好的文章有几篇，一个叫做《钟馗论》，钟敬文看到后，收到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50年》里，他在《前言》里专门提了这篇文章。我还写过一篇《歌谣搜集的首倡者》，钟敬文看了以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很高兴，收到他那个书里。他写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那个打印稿，小本本，他给我送过来，叫我谈意见。那时还没有公开出版呢。
王：您之后和他还有哪些交情？
刘：钟敬文对我呢，是很器重吧。1998年我63岁生日那天，他和马学良两个人跑到我家里来看我。就坐到这个沙发上！那时他已经95岁高龄啦，你想想，他对一个晚辈……2013年在追思他诞辰110周年的会上，我作过一个追思他的发言文章叫做《一个愿意做泥土的人》。我说：钟敬文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本师，却是我所崇敬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想象。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诗人钟敬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荫圆。”他的“舍得将身作泥土”的献身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受他的道德文章所感，在他健在时和逝世后，我先后写过好几篇散文和纪事，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倾慕、评价和思念。计有：《莫道桑榆晚》(《深圳特区报》1992年6月22日)，《钟敬文的杭州情结》(杭州《文化交流》1998年第3期)、《西湖寻梦》(《钱江晚报》1998年6月13日)，《步履蹒跚到百年》(《热风》2001年12月号)，《仄径与辉煌——为钟敬文百年而作》(纽约《中外论坛》中文版第1、2期)，《送钟先生远行》(《文艺报》2002年1月26日)、《与大山同寿》(天津《今晚报·今晚副刊》2002年2月1日)。他这样一位愿做泥土的人的学者，对我这个后辈，非正宗的学生还是很看重的。钟敬文晚年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亦师亦友，堪称莫逆之交。
（二）下放与改造
背景：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思潮下，刘锡诚都亲身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1960年他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劳动锻炼，“四清”时期到山东曲阜“改造”别人，再次成为农民。
王：您在大学期间就入了党，也是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也好，可是也接连到内蒙古劳动锻炼，到河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再次接触农村对您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刘：我在大学里第二年就入党了。因为在大学里边我跟城市学生没什么交往，我所能交往的都是干部转业的、参军的这些人，跟我比较友好。应该讲，我的出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我1950年就入团了，54年就入党了，我也是学生干部，还可以。但是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啊，我们生活的时代恰恰是毛泽东主席很重视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不断地搞运动。
王：您工作三年就到内蒙古去了？
刘：对，我第一个经历就是1960年下放到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去的时候七个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是单位内定不要的人。张敦同志原来是办公室主任，中宣部的干部，是早年时候的归国华侨，老牌的共产党员。但反右的时候他上万言书，中宣部把他精减下来，放到民研会来做工作，他是一个。还有一个女同志，进城之前在东北就当过区长，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这个，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家乡在1958年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怎么进入呢？就是男女分开，女的一拨住在一起，一块儿吃饭，男的一块儿吃饭，分开了，家庭没有了，个人的锅灶都砸了。我的伯父，伯父的女儿，即我的堂姐姐，他们都是在59年饿死的。我自己的妹妹大便时掉到粪坑里头。
所以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要检讨、受批判，党内检讨、批判。运动结束后，我就被下放了。下放的地点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达拉特旗。这次下放是带户口下去的，北京户口被注销啦。到公社办手续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36斤定量改成29斤。我立马从一个国家干部变成牧民、农民了！我先是在草原地区的一个蒙古族的家里住着，后来旗里把我调到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去当生产队长。1960年是三年困难的第一年，全村人没有粮食吃，我有责任啊，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村民就要到那个队房外头排队领明天的粮食，国家给的粮食，一个人几两，一家给你两斤、三斤粮食。当着面过秤称了，这就是明天的口粮。
王：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吗？
刘：把我们这些干部放到鄂尔多斯高原去劳动锻炼，不知道是什么人、怎么决定的。刚出发，我们的态度是很高昂的，记得经历过很多的考验，第一个考验，是在包头下了火车，走到黄河边上，要渡黄河，而这时正是冰封开化、大量流凌涌流而下的时期，从北岸到南岸足足有十里地远。我们没有渡河的船只，只好扛着行李下水踩冰过去。第二个考验，是生活考验。1960年始三年困难第一年，缺少粮食，强调“瓜菜代”，老百姓有瓜菜代，他们可以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们没有啊。我住在一家以畜牧为业的家里，和他的全家睡在一个炕上，他们也不种庄稼，靠养羊牧羊为生。我的心情逐渐变坏了。领导上也觉得我们在牧区下放不行了，便把我们调到农业区的生产队去。我当了大圐圙村（生产队）的队长。但我每月就只有29斤定量，而我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天与村民们一起下地干繁重的体力活，锄地呀、抢收呀，而我却没有瓜菜代，天天吃不饱。与我合作的那位名叫张达的副队长，他是另外一个村子的农民，他看在眼里，很同情我，就领着我到他家里去拿些咸菜副食来给我吃，让我度过了缺粮这一大关。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王：接触的过程中接受和感受到了来自民众的情意。那你们对当地有贡献吗？
刘：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是我们的任务，但我们还是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了些事情。譬如，配合宣传，我们到过各公社去采访调查好人好事，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撰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高原骏马》。为此，我去过远在库布齐沙漠边上的解放滩公社调查采访，进过沙漠，增加了很多见识。又譬如，我们向旗委宣传部建议，把当时流浪在包头打杂工、讨饭吃的青年作者贺政民在旗里安排个工作，旗委宣传部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贺政民的长篇小说《玉泉喷绿》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韦君宜同志的重视，给予出版，并在《文艺报》上写了评论文章。我自己，在旗里也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奖给我一个笔记本，至今我还留着。一年后，我有幸被单位调回来继续工作了，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
王：之后又去哪儿了？
刘：第二次就是1964年的“四清”。参加四清不是纯粹锻炼，主要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去清查和改造别人。我在山东曲阜孔村公社担任队长，但我那时候也带有严重的“左”的思想，在村里整那些有错误的农民和干部，把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农民当成是路线斗争，当成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我住在老百姓家里，和他们个锅里吃饭，同样会参加劳动，我也帮助他们怎样种好地瓜。在曲阜前后一年多的时间。
王：知识分子改造，是个老问题。
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当年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检讨、批判。下放劳动只是一种方式。像我们下放鄂尔多斯，连户口都带下去，下去以后啊，就把自己完全当成农民了。在底下干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表演，得真干。在民间，时间长了，既了解了农民，也变成了农民。在内蒙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还能回到城市、回到机关里来。事实上，有几位同事，就没有被回收到原单位来。
有一次，我生病了，去包头看病，过黄河后，住在夜店里。过去我们读高尔基的《夜店》，只是想象农民在夜店里是怎么回事情。这次到包头看病，真的住进了“夜店”——马车店，就是像个礼堂那么大德房子，住在地上，躺着的，坐着的，光着身子的，穿着衣服的，男男女女都在一起，从夜店看到了在夜店里老百姓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