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君同志

刘锡诚

　　偶然的机会经过和平里集贸市场，看到腊月二十三送灶用的糖瓜和麦芽糖，已经上了小商摊的货架子，成了儿童们和儿童的父母们的抢手货。于是突然想起，送灶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由此便想到了乡间一年一度送灶的活动和那个既叫人讨厌又叫人敬畏，年年都要用麦芽糖把他的嘴巴黏起来以防止他到玉帝那儿去乱说乱道的灶王。由此也便想起了鲁迅先生早年写的那篇题为《送灶日漫笔》的小品文中讽刺的那些类似于灶君的“活人”。

　　传说，灶王本姓张，名叫张郎。原来他是个种地的农民，后来不想种地了，决定去经商。一去多年不归，音信杳然。家里的农活，和年迈的老父老母，全靠媳妇丁香一人累死累活地照料。在连衣食都无法保障的极为困难的日子里，丁香殡葬了去世的公婆。张郎在外面发了财，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当他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早年那个穷汉了。丁香尽其可能地招待远行归来的丈夫，却遭到了丈夫的冷淡。他写好了一份休书，把丁香休了。丁香忍辱拉着牛车踏上了漫漫的长路，终于来到山中一个人家，要求借宿。这所茅屋的主人是一个打柴的小伙子，终年劳动，却至今没有说到一房媳妇。丁香的到来，二人便结为夫妻。有一天，来了一个讨饭的人。虽然蓬头垢面，衣衫褴缕，丁香认出来人正是她的前夫。她深情地招待他吃面条。当他在面条碗里吃到了被他休掉的妻子的荷叶首饰时，醒悟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被他休掉的妻子，顿时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一头扎进灶塘里去，给闷死了。他的游魂到处游荡，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无所归依。这时玉皇大帝下界视察，正遇上张郎的游魂。念他姓张，与玉皇同姓，就封他为灶王官。从此，人们每到腊月二十三，都给他些烂面条吃，羞辱他。还给他糖瓜和关东麦芽糖吃，以黏住他的嘴，不让他上天在玉帝面前去白人是非。老百姓对灶王爷的态度，有明显的两重性：既捉弄他，又敬畏他。大率是为了自己的平安，所以每到腊八过后，就要到集上去买些糖瓜和麦芽糖来，以便在辞灶时向灶王爷上供，黏住他那张爱在上司面前搬弄是非的嘴巴。

　　旧日乡间祭灶的日期一般是腊月二十三，少数地方也有腊月二十四的。平常的日子，玉帝是不准灶王上天去的，因此也就没有在玉帝面前白人是非的机会；老百姓也就并不把他当成什么大神来伺候，最多是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摆上一碗烂面条。如今，活人中的各路“灶王爷”则不然，他们并不一定是在这个约定俗成的日子下界来打听人间的是非，来享受人们的祭献，而是随时都可以用各种名堂“下界”来吃供的。检查工作啦，参观学习啦，调查研究啦，采访报导啦……各路“灶王”都下界来，巡视一遍，回到天上去向“玉帝”汇报。灶王虽小，可平民百姓谁敢得罪？于是，也就学着辞灶的仪式，买些糖瓜和麦芽糖招待他们，让他们吃好住好玩好，但求他们“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破费些糖瓜一类的供品算得了什么，只要平安为上。时代变了，灶君同志的胃口远比墙上贴的那张纸灶王大得多了。糖瓜已经不能把这些“灶王爷”们的嘴巴黏住了，稀有而又贵重的生猛海鲜、珍禽异兽、名牌产品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了新时代的黏住嘴巴的麦芽糖，没有这些，是难免“灶王爷”们不会到玉帝那儿去白人是非的。

    鲁迅先生当年所写的那种“饭后的公平，酒后的宏议”，可真是源远流长，得到了空前的弘扬。下午二时开会，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到会者们焦燥不安，毫无结果，只好一哄而散的事，似乎也属小巫见大巫了吧。如今误信“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会议主持者自然是不存在了，因此每会必饭的“饭会”如同腊月二十三一样似乎成了定例。连那些一向以清廉高雅自居的文艺评论家，也懂得了肚子与评论之间是不可分开谈论的，那些主持者们则常以老百姓对付灶君的捉弄态度对付灶君同志，用麦芽糖黏他们的牙齿和嘴唇，用革命小酒使他们的神经兴奋，让他们当着面说好听的，当着面给某作家某作品以高度评价，吹得天花乱坠，至于灶君同志们到玉帝那里去说些什么是无所谓的，即使是骂娘也无所谓。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发表于《中文导报》（日本东京部）1995年1月12日第71期，题为《灶君同志的“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