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座谈“一带一路”与《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刊发时间：20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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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中国民协、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联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咨询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所承担的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最终成果，作者以20世纪我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对这100年间出现的各个流派、重大问题、代表人物、重要著作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力求客观的评述，全书分上下两卷，共计110万字。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潮，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由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主持。陈建文对《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一部站在20世纪末期的学术制高点上，回望两千多年来中国民间文学整体样貌和学术品质的巨著，与中国民协的“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有着深层的精神契合。
会上，李准、仲呈祥、朱庆、乔晓光、冯立三、刘晔原、吕微、萧放、叶涛、陈泳超、施爱东等专家学者认为， 20世纪是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国流派”诞生、成长、逐步走向成熟的世纪，该书作为我国民间文学领域的第一部学术史，以丰富的史料、卓越的史识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概貌，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著作的空白，也为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一千三百年前，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写过《唐书》 ，然后在退休后的公元710年武则天死后第六年写出了《史通》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史，对历史学研究的研究，现在还是经典。现在民间文学的研究家、组织管理者刘锡诚先生也是在退休之后写出了第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 《史通》是史学的学术史，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学术史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时代整个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没有到一定程度不会出现学术史。民间学术史本身的出版，是整个民间文学事业繁荣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个书是应时而生。
这本书是第一部对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全面、认真、客观梳理的著作。它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把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分成了绪论和六章，虽然有一些标题还可以再推敲，比如说第六章歌谣运动。全书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从民间文学研究讲，有对民间文学研究的研究，包括神话研究，传说研究，民间故事的研究，民间史诗的研究，民间歌谣的研究。从民间文学学科理念讲，有对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研究，对民间文学方法的研究，对民间文学学派的研究，还有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研究；从民间文学研究的载体来讲，有对民间文学调查，民间文学采风，民间文学组织、民间文学活动包括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的研讨会，都梳理出来了。
这本书是应时而生，它的开创性，甚至原创性，甚至文献性、它的新鲜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二点就是刚才说的，搞历史学要有三长，史学、史识、史才，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建议，史才就是你的构思、想象。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从这个史识角度来看，分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从作者主观尽量的尊重史实，有什么说什么，再一个从整个收入介绍评价，采取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所以我感兴趣的第二点就是忠于史实和开放包容的一种学术品格。因为我对民间文学没有研究，但是我看这个书我得到了很多东西，从整个视野上打通了民间文学研究和民俗学、文献学、哲学、人类学等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从各种研究方法上，各种研究观点都采取了一种开放包容这样一种态度。
第三个我觉得刘锡诚同志写这本书的这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还有文联出版公司敢于出大力气，付出代价扶持真正的学术著作，这种精神值得鼓励。我觉得这对当前整个文艺界、文化界特别是学术界这种浮躁之风是一个巨大的反拨。这种精神很值得发扬，这种做学问的精神多一些，我们现在一年出几十万本书，少出一半，少出十分之八都要比现在好的多。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我是专门从学校赶来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召集的这次会议，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同时，我要向刘锡诚先生表示一种由衷的人格上与学术上的崇高敬意。因为为博士生考试命题，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来晚了，刚才前面各位先生的发言没听见，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简单表示两层意思：第一，早在新时期之初，刘锡诚先生在《文艺报》任副主编时，就给我很多教益，是一位我尊敬的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前辈，他退休以后，集中精力研究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文艺的学术史。我还在文联工作期间，他作为一位退休了七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老领导，申报这个科研项目，我很感动，甚以为很有学木价值，就支持他继续以文联研究室研究员名义申报这一课题，最终得到批准。
我感到：他这种治学的精神是学界的榜样，值得提倡和发扬。十余年来，刘锡诚先生不趋时，不从俗，甘于清贫，潜心学术，坐冷板凳，淡泊名利，令我輩敬佩。这部填补了空白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其开拓意义和学术价值，将随着历史的推移愈益显现出来。所以就这一点第二，我想表示一种建议，就是刘锡诚先生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脊梁，特别是学术建设的脊梁。中华文化的学术史，正是他们一砖一瓦垒建起来的。当下的中国，太需要这种脊梁了。大概两个月以前，在北大召开了一个会议，也是叶朗先生大概近20年来干了一件事，组织一批高校的老师，完成了19卷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并在这个基础上，又组织一批教授学者一起集体攻关，完成了8卷《中国美学通史》和6卷《中国艺术批评史》，这都是开创性的。当然，就学术研究来说，我个人认为，一部学术史证明，真正最有价值、最有见解的、最有建树的学术专著，常常还是出于那些作为中国文化脊梁的专家学者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潜心学术，辛勤耕耘的个体精神劳动的结果。刘先生的这部著作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他的学术生涯、研究生涯无疑为当下那种浮躁的、浅薄的、趋时的不良学风起了净化剂作用，树立了正面的榜样，给予了有力的匡正。所以，我作为下岗职工，真诚地表示表彰这样的学术成果，是学术界出版界学习、领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举旗帜，引领导向＂重要指示精神的题中之义，也建议文联表彰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我们真正应该把像刘先生这样的学者，推到中国学术建设宝塔的塔尖，照亮我们的学术航程，而不要再把那些恐怕只有资格在学术宝塔塔座位置、或至多在塔腰上给他一个位置的，不恰当地捧到塔尖，如时下所谓的某些学术明星。那样，于中华民族的学术建设是不利的。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感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承办的这次“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咨询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使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在“一路一带”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下研讨中国的民间文化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增订本），也给我机会直接听取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批评和指导意见。
拙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我在退休后的第7年，即2003年，得到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仲呈祥同志和理论研究室的同意并报请中国文联党组批准，继续以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的身份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3BZW055），并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开始了我的这次“蛮荒之旅”。研究课题于2006年完成结项，经国家社科规划办聘请的五位业内专家评审，获得了“优秀”等级。接着，有幸被时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高有鹏先生纳入他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书系”，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出版后，被国内一些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授予点的高校采用为研究生的参考书和台湾东华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的参考书，从而促进了对百年民间文学学术进程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探讨，陆续出现了多种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为了促进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于2007年7月23日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与会专家们从多方面对拙著进行了剖析和评论，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批评意见。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和从拙著延伸开来的学术论文。从这次会后，我下定决心在余年进行一次较大的增订。这次增订完稿于2012年3月，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引文和标点的误植等外，民国时期有的章节作了调整，也作了一些内容上的修订或增补，如第三章的郑振铎、许地山、汪馥泉等，花费时间最多、改动较大的，是第六章《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其中有些节、段，几乎是重写的。这次增订再版，删去了一个附录，总字数从原版的85万字达到了110万字，大约增写了十七八万字。回顾这部书的写作和增订，前后历时十年。增订本的出版，要感谢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同志促成中国文联文艺基金会的出版资助，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朱庆和责编顾苹同志，感谢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主持的第十二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给予我“学术著作奖”！这个版本仍然留下了一点缺憾。我苦心收集的360幅插图未被采用，原本希望出一个插图本的愿望落空了，无法与读者和同行们共享。
民间文学原理（包括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包括历史上和当代记录的作品）和民间文学学术史是民间文艺学这门新学科的三个构成部分。相对于前二部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也比较少，特别是没有现成的著作可以借鉴。只有30年代中期刊物上发表过几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概述。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5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朱泽培•柯吉亚拉出版了一部《欧洲民俗学史》，讲的主要是欧洲各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1952年苏联有俄译本。1963年我曾翻译过其中的一章《泰勒和原始文化》，发表在《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5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1963年4月）上。作者比较客观，没有政治偏见，连苏联高尔基等的民间文学思想都有论及。6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曾借助《美国民俗学》杂志的介绍，请《译文》杂志一些朋友翻译过许多国家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发展概况的介绍类文章，也没有发现其他国家有类似这本有系统的民俗学史或民间文艺学史问世。
史学以行使历史裁判为职责，史家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一部学术史，既要注重学术史料的搜集与编纂，为后史留存下丰富的信史资料，又要有独立的理论观点，做到“鉴往知来”。“鉴往”就要对以往学术发展中的各种人物、流派、思潮、观点、成果进行梳理、鉴别、褒贬、选择。“十七年”时期，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我们基本上没有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十年“文革”后，进入历史新时期，民间文学界批判了“十七年”间“左”的思想路线，摒弃了大跃进中形成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方针，提出并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开始学科建设，全面恢复和重建被政治化了的民间文学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认识。本课题成果的撰著和增订修改，就是在这个转型时期大背景下上马并完成的。
我自己认为，拙著大体显示出三个特点；第一，牢牢把握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国情特点，一切从国情出发。第二，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建构和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点。第三，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放和包容精神。
第一第三两个特点，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讲得比较多了，这里不赘。对第二个特点要多说几句。民间口头文学是下层老百姓的文学（近年来学界有人对“民-人民”的种种阐释，并不能改变民间文学作者的下层地位），而下层老百姓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基本成员和财富的基本创造者，他们的口口相传的文学，往往以形象的、幻想的、诗学的方式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着社会现实，臧否人生，承载传统，给老百姓以精神力量，体现着他们的（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因而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民间文学所承载和所体现的这些观念，有的带有明显的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新的观念所代替，有的则跨越时空带有普适性和继承性。相比于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之间有更多的粘连或联系，但意识形态性特点使民间文学与悬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民俗相区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述过“双重的文学”的概念。他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一部以民歌（民间文学）及其与文人文学交互影响（“全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达到文人化”[1]）为主要线索的文学史。笔者遵从和接受了他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是把民间文学作为与作家文学并驾齐驱、互相给予影响的另一门类的文学来评价、来书写的。
增订本的出版，为我60年民间文学研究历程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民间文学学科十多年来虽然被教育部的某些人所冻结，但学术研究却在一代代年轻学者手中被推向前进，学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由于个人的原因未能将这些新成果吸收到拙著中来。如现代文学研究者孙玉石教授在《郭沫若何中孚编<</span>民谣集>序》一文里对郭沫若民间文学见解的“超越性“的高度评价：“有述有议，高屋建瓴，笔致优美，短短六百字，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从民间歌谣的产生看它的性质、价值以及对于新的国风产生的期待。”对于“左联”的理论家们，《学术史》中只讲了两个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周文，但潘汉年却被忽略了。至于周扬，由于客观原因，论述也没有到位，在他诞辰百年时，我又写了一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传记文学》2015年第8、9期），全面论述了他对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贡献，却没有能够吸收进我的这部著作中。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1]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一编第五章，新月书店1928年初版。此据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文所引，均见该书，只写章节，不另注出页码。
朱庆（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
刚才听了前面几位领导和专家的发言，感觉有两句话要先说出来：一句话是对这本书的评价，“这才叫学问！”第二句话是对刘锡诚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这才叫做学问！”
今天这个座谈会酝酿很久了，今天终于成功举办，有这么多领导、专家出席，说明大家对今天会议的主题和这部著作都非常重视。我作为出版单位代表，作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人，首先要对刘锡诚先生这么信任中国文联出版社，把这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交给我们出版，向您个人表示感谢！同时要向出席今天座谈会的领导、专家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希望这个会议开得好，传播得更好。
今天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专家都是刘锡诚先生的老朋友了，关于他的学问、他的经历、他的业绩，大家可能比我了解的还多。刚才陈建文书记已经作了高度评价，李准主席从专业角度也进行了权威的点评。作为一名出版人，我换一个角度向大家汇报一下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小插曲，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这本书是我担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第一批由本社自主投资出版的图书。我是2013年6月份才到任的，大约七八月份的时候，陈建文书记找到我（他当时还是理论研究室主任），说有一位专门从事民间文艺研究的老同志，现在有一部很权威的学术著作，希望你能支持出版，并将一批资料转给了我。他强调这是一批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建议你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把书做好。
接下来便是见到了刘锡诚老师和这部著作的2006年版。当时的感觉是又失望，又高兴。失望的是这么优秀的学术著作已经在别的出版社出版过了，而每个出版人都希望自己是一部图书的独家首次出版发行。高兴的是刘老师亲自跟我说，他又花了几年时间对这本书进行了精心的加工整理，更完善、更权威，并且原来版本只是在小范围内做过交流，还没有广泛的传播开来。我自己长期从事学术出版，通过与刘老师的交流和对书稿的初步浏览，我个人的感觉是——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文化传承价值极高，值得我们下决心把这部著作列为重点项目。我记得那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这是一部前无古人，后20年无来者”的一部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权威著作。大家想想看，完成一部研究跨度一个世纪，篇幅超过百万字（本来还有大量的图片）的大型学术著作，没有牢靠的功底和十年二十年的潜心研究是不可能出成果的，所以我说后二十年无来者，是说很难超越。
这部著作的出版也赶上了好的机遇。当时我们正在中国文联党组的支持下，专门规划如何在艺术学刚刚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出版界还没有形成艺术出版权威品牌的背景下我们文联社的定位与方向问题。当时我们的《中国艺术名家作品集》已经被列入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其中《傅庚辰作品集》正在启动阶段。同时由仲呈祥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艺术学文库》也刚刚起步，收到了各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中国文联党组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
再说一个插曲。文联社的资深编辑顾苹同志跟刘锡诚老师常年保持联系，这部书的责任编辑自然也就由她来担任。按照常规，一部“齐、清、定”书稿三五个月应该完成出版工作。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却历尽曲折。一是这部书稿完成排版后，我们发现它大大的超出了原来的规模和预算，超出预算将近一倍。二是责任编辑顾苹同志接手这项工作后做了眼部手术，医生不允许从事大量编辑工作。到了后期，顾苹同志的老父亲病重住院，需要女儿的照顾。这样，她是一边自己治疗，一边照顾家人，经常带着书稿在父亲的病房里做编辑加工工作，就这样保证了这本书的高质量出版。
今天大家看到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高品质的精装版本。其实在第一版付印时我们做的是平装版（在座的专家一定有看到过），因为成本压力太大了，我们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最终还是“出精品、出传世之作”的观点占据了主流，我们希望百年以后，这本书还能被很好的流传下去，这也是每个出版人的追求。再说了，我们作为中国文联唯一直属的出版社，为文联人出好书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当我们再一次大规模印刷出版的时候，就全部高标准精品版了，高成本和超预算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
应该说付出还是有回报的，这本书目前已经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这也是国家级的奖项。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中国出版政府奖，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它做得更精，传得更广。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两个效益都最大化，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实现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文艺创作不仅要有高原，还要有高峰。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们文艺出版实践中的一个高峰，是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文联出版社作为中国文联唯一的直属出版社，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文联使命和品牌在出版领域的延伸”，今天在这里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件事我们是做对了。接下来，我们还要不断为服务文联工作大局、服务各文艺家协会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做有益的贡献。目前，在中国文联的支持下，我们现在有两个大的规划项目，一个叫“中国文艺资源整理工程”，另一个叫“中国艺术出版资源素材库”建设工程。这两大工程基本上把中国文艺概念下的东西统统整合到一起了，既包括传统出版概念下的，也包括数字内容资源涵义上的。希望得到在座的领导、专家和媒体朋友们的支持。
今天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主角应该是刘锡诚老师。再次祝贺刘老师的大作成功出版，也祝各位领导、专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顾苹（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我跟刘老师的认识因为我来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在中新文艺大系编辑部做编辑，老的文联人都知道这套书，是先有这套书才有这个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于1982年随着中国文联出版社成立而诞生。《中国新文艺大系》是在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席热情支持下编纂出版的，并亲自任总顾问，陈荒煤任总主编。在中宣部、文化部及中国文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按历史时期划分，由近及远的编纂。从“五四”运动前后到1982年底，共分五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第五辑（1976-1982）；
《中国新文艺大系》第四辑（1949-1966）；
《中国新文艺大系》第三辑（1937-1949）；
《中国新文艺大系》第二辑（1927-1937）；
《中国新文艺大系》第一辑（1917-1927）；
每辑按文学艺术门类和题材分集，各辑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导言。《中国新文艺大系》囊括了文学艺术各门类的理论作品和史料，其理论部分包括文艺基础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文学作品部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诗、杂文、儿童文学；艺术作品包括 戏剧、电影、电视、曲艺、音乐、美术、摄影、舞蹈、书法、杂技等等。
《中国新文艺大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被称之为三大丛书之一。三大丛书包括：《中国新文艺大系》、《当代中国丛书》、《中国大百科丛书》。
其中一卷民间文学集是刘老师担当主编，我们是因为新文艺大系而结缘。就这样我们一直有着交往。
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到，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刘老师这本书由中国文联文艺基金支持，刘老师找到我，当时我们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作，应该多少年没人能超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书，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空白。此书可以说是刘老师的毕生心血，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有110多万字和大量珍贵的图片。这本书在2006年的时候虽然已经出版过一次了，这次在原有稿子基础上进行增补和修订，增补了17、18万字，是我国第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者以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对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独特的审视，全面细致地描绘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图景。会在文学界、学术界、史学界产生久远的影响。。
作为这本书的责编，真正感觉到刘老师做学问的严谨和在浮躁的社会里，他在这个市场能孤独的坚守，非常不容易。所以这本书被评上民间学术著作奖的第一名可喜可贺，也是实至名归。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再推荐刘老师这本书参评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争取刘老师这本书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首先我向我的老师刘锡诚先生致敬、祝贺！其次我还要向中国文联出版社表示我的祝贺！特别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顾苹老师！你为这么好的一部作品付出的心血，配得上大家的感谢。刚拿到书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封面装帧特别的好，从外表上看就是一部高档次的精品书。
先生的这部著作在河南大学出了第一版以后，我就写过一篇评论的文章（《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收入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关于先生学术贡献，我还写过其他一些文章（《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看学科的范式转换》，同上）。新版《二十世纪中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主体部分虽然在2006年第一版（98万字）中就已经成熟了，但新版（110万字）又增加了十几万字的内容。从个人感受的角度，我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我对先生这部宏大著作的基本评价：在客观性中追求主观性，在主观性中追求客观性。
先生这部著作的文献基础部分非常充分、厚重，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是为先生这部著作的客观性之所在。但以此也就有人发生疑问了：这样一种范式的学术史著作多少年后是不是还有人能够重写？我认为很难了。因为，先生本人就是半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先生长期担任学术领导职务），正如先生自己说的，“从年轻时就曾投身于民间文学队伍的行列，从80年代中期起又重回到此行里一连工作了八年，前后五十年来陆续积累了不少史料和做了一些笔记，没有这些积累，要做这样的课题是想都不敢想的”（《二十世纪中民间文学学术史》第16页，下同），所以我说，几乎没有人能够再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这样一种亲历者身份的学术工程。我曾在《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一文中，向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项工作，原本是应由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学者来做的事情，但我们没有做出来，所以先生写出这部著作以后，我觉得非常惭愧和内疚。我认为先生是出于对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不满意，才以近七十岁的高龄投入这项浩大工程的，而原本，先生他可以不必这么辛劳，因为我们没有写出来，所以他才不得不亲自动手来写这部学术史。这就是我说的主观性的意思，即先生的主观性意志，换句话说，即便我们这一辈人写出了一部同样题目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先生自己还是要写，因为他要表达自己主观上的独到观点。于是，先生以自己意志的主观性完成了这样一部超百万字的大著作，而且这部大著作在文献资料的客观性上，又是非常充分、厚重的，我们大家读了以后都感觉到，这本书引用材料的来源和清晰度都值得信赖。作为学术著作，一旦在材料上站住了脚跟，就为认识上的客观性奠定了经验的基础。以上是我对先生的著作的基本评价：通过主观性意志追求客观性认识；通过客观性认识表达主观性的独到观点。
但是，如果进一步说明，我所谓的通过客观性认识表达主观性，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通过客观性认识体现主观性的人格精神。先生对人、对朋友几十年如一日，不因为你当年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身份、地位有了什么变化，先生待人的态度就会有什么变化；先生对人、对朋友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平等与真诚。先生的这种人格精神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著作里面，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表彰了许多在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学人、学术论著、学术事件、学术组织；但还有很多在学术史上并没有什么影响或影响不大甚至已被历史淹没无闻的人和事，都被先生重新发掘、整理出来，连我们干这一行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历史上还有那么多的人和事，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但先生注意到了。先生的这个“注意到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先生做学问的客观性认识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先生的主观性人格精神的鲜明体现，就像先生平时待人的平等与真诚一样。正如我在评论先生的藏书时（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7681-action-viewspace-itemid-40279）就已经说过的：“先生收藏的就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历史，就是这一百年来，先生认识和不认识、曾经谋面与不曾谋面的人（包括学者和热爱民间文学的普通人），为民间文学这门学科流下的汗水以及付出的心血。我想，只有先生这样宽厚的仁者，才能够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听取每一个人关于这门学科（尽管不同）的意见，一辈子都不曾改变。”如若没有真诚、平等待人的主观性人格精神，我想，许多人写出来的学术史一定不会像先生这样写的学术史。同样的学术史，为何写？写什么？怎样写？除了要有客观性的认识方法，还要有一颗主观上的公平心、诚恳心。这就是我说的，在客观性中追求主观性的第二层意思，即在客观性认识方法中体现主观性人格精神。
而我说的在主观性中追求客观性，也还有第二层意思，即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不仅仅取决于材料的客观性。如果我们实录历史，就会发现，就表象而言，历史仅仅是许多人的主观性活动、行为的过程、事件，而这些过程、事件之间是看不出什么客观性也就是必然性联系的。例如，当我们说到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曾经转移于几个地方，出现过多个运动中心：由北京大学转移到中山大学，从中山大学又转移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延安的鲁艺，完全是因为国内政治和抗日战争的影响所致。如果没有国内政治、没有抗日战争这些外在的偶然性条件，就没有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心的转移；反过来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心的不断转移，是在外在的历史因果性的客观性条件下，民间文学学者群体主观性意志的偶然性选择，而以此书写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就将只是一部受外部条件影响的主观偶然性的学术史。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民间文学学者群体的主观性意志的偶然性选择来书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这样的学术史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可言了。那么，如何把学术史理解、解释即处理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内在因果性事件和过程呢？亦即，任何把主观性、偶然性表象的学术史书写为客观性、必然性规律的学术史呢？先生使用的方法就是“学派”的概念，特别是在“绪论”的第二节中，先生着重阐明了该著的核心思想：二十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就是一部民间文艺学诸流派彼此消长的历史。这样，先生就用客观性、必然性概念的普遍性思维方式，代替了对历史表象的主观性、偶然性特殊性描述。以此，“学派”的概念，就成为了整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核心概念即第一关键词，而“学派的消长”则成为了该著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所谓“学派”，在先生的学术史著作中，主要指的是“文学学派”和“民俗[学]学派”：“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上，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价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第7页）。上述两种学术思潮，换一个说法就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目的的学术流派（众多流派都可以归纳到这两种学术思潮的门下）的学术主张：一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主张、思潮，另一种是为人生而学术的学术主张、思潮，先生特别推崇后一种思潮主张，称之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的一个人文学科”（第9页）。
于是，当先生用“学派”、“目的”（先生称之为“价值观”）等概念来思考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时候，影响学术史的（如国内政治、抗日战争等）外在历史原因就被转换为“学科内部”的内在性纯粹学术原因，即民间文学学者群体在用概念思考学术目的——尽管诸学派通过概念思考的学术目的并不一致，因而学派“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而且从来也没有统一过”（第9页）——的理论条件下，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就具有了其自身内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发展动力，尽管先生的描述学术史的时候，仍然“以社会政治事件作为学术分歧的标准或参照”（第8页）。或者这样说也可以，虽然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两大主要流派出于两种不同目的（实践和“纯”学术）的学术论争，看似主观性、偶然性的表象，却一致地指向了学科自身在客观上必然地追求的内在性、独立性学科目的——尽管先生反对“把民间文艺学看成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封闭性的学科”（第9页）——而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这样，先生就用“学派”的概念，建构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历史逻辑，而不仅仅是描述了其主观性、偶然性的历史表象。这就是我说的在主观性中追求客观性的第二层意思，即在主观性主张中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以上就是我眼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即该著所体现的作者的人格精神的高度与认识方法的深度，而要最终完全实现这一高度和深度，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任重而道远。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老师的著作，我在北大给民间文学研究生专门开设学术史课程，这个书老早就列入了首选的必备参考书，我也反复研读过多遍，这一次又补了不少内容，我觉得下学期又可以更加深入的学习。刘先生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大家前面已经说了非常多，我都完全同意。我现在想说一个话题：刚才大家都说刘先生这本书写完之后，后来就没人写了，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话题。后来人还能写，而且必须写，只是后续的跟刘先生还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一，刘先生还可以“再书写”。据我所知，材料还没用完，还积压着很多。本书在建国以前这个部分，我敢肯定，能修补的很少，也就小打小闹，留给我们的饭碗不多了。但是建国以后，这些材料才是冰山一角，而且跟前半段比起来，刘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做流派、学术理念的提升，这个工作还没来得及做。为什么还没来得及做？大家都知道，历史越近越难总结，还有方方面面活着的人。但是这个工作必须做。据我所知，刘先生还有很多很好的构想，想做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的编年史，这可是一门学科最基础的工作，说明对资料的判断，刘先生还有大量的比现在呈现的要多得多的东西。那这一步工作怎么做呢？刘先生年龄大了，希望有后来的人帮他做，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但是还很为难，因为这东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所以我倒觉得中国文联和民协可以牵头搞这么一个项目，以刘先生那里的资料为基础，然后进行建国以后的整个学术史撰写工程，这里面可以生出更深厚、完整的东西，会对学术界有更大的贡献。
第二点，是刘先生本人的“被书写”。建国后民间文学的整个过程，他是非常清楚的，本人有很强的代表性。刘先生这一代人，都应该有被书写的意识，他们自己忙不过来，我觉得文联和民协得有这个意识，咱们来组织这么一个课题。刘先生其实已经写了很多的，他有个人的好恶或者先后的安排，如果我们做一个课题，就可以有通盘的设计，然后采用专题访谈的方式，来帮助他回忆。甚至，我认为这里的“刘先生”应该是一个复数，包括想刘魁立、马昌仪、刘守华、乌丙安、段宝林等等很多同辈人，对民间文学的各时段、各问题进行统一的问题采访，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说法，这个很重要。老先生们不用太费力气，只要说就行了，我设置一些话题让老先生不断的说，这些东西汇集起来，建国以来的民间文学史将会非常丰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我就觉得刘先生这部书，是打开了非常大的天地，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我就想说这个，谢谢大家。
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首先，向刘锡诚先生表示祝贺，《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修订本上下两册出版，并且获得大奖，可喜可贺。该书第一版2006年出版至今已经十年多了，已经成为民间文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凡是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史、学科史的时候，这是一部绕不过的著作。
在此，我想谈两点感受。
第一点，我特别钦佩刘锡诚和马昌仪两位先生的严谨。像刘先生这部著作，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十几年的写作，呕心沥血而成，从第一版到第二版，又经过了十年，增加了将近20万字，刘先生对于史料的全面搜集，对于观点的精心提炼，其严谨程度令人钦佩。刘先生的夫人马倡仪对《山海经》的研究也是如此，数十年的积累，全方位的研究，对《山海经》的图像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刘先生曾经是民协的领导，在退休之后，近30年来专心于学术研究，甘于坐冷板凳，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
第二点，吕微先生刚才说到，这部著作似乎是应该由我们这一代学人来完成。实际上，由刘锡诚先生这一代学人撰写学术史，特别是二十世纪学术史，有其无法代替的优势。这批学人，像刘锡诚先生、刘魁立先生，本身就是二十世纪民间文学活动的参与者、领导者，由他们本人来评述二十世纪的学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我们这一代学人写了学术史，刘先生肯定也会再写的，因为有他自己需要表述的思想和观点。
进一步说，从刘先生撰写二十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生发开来，我就想到，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历史回顾和学术总结，离不开刘先生这样的一批学者，他们本身就是参与者，就是历史的创造者。特别是，可能有大量的学术史料，如果不是由刘先生这代学人提供，我们这一代以及再下一代学人是没办法收集到的。
我们希望应该有更多的刘先生同时代的学人参与到学术史的研究中来，留下史料，留下观点。前几天，刘先生有一篇文章传给我们看，是对他主政中国民协时期的一些事情的描述和评述，如果他不写这些事情，当时的历史后人就无法了解，许多重要的学术事件和学术观点就失去了背景。历史不是干巴巴的结论，是有着丰富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的活生生地叙述。这些历史背景，通过当事人的记述，得以保存，得以还原，成为后人正确认识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吕微：我觉得叶涛的建议就是应该搞刘先生的口述史。
叶涛：是的。像刘锡诚先生这一代学人，一方面，请他们自己撰写个人学术史，叙述历史过程，评述学术事件，这是后人无法代替他们做的。另一方，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口述史的工作，刘先生这一代学人，大多已经七八十岁了，还有大量的史料应该写出来，如果有计划、有目的地使用口述史的采集方式，通过影像手段记录下来，将是一件嘉惠学林、功德无量的事情，也是非常迫切的事情，希望民协和中国文联能够予以重视。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一个学习机会，祝贺刘老先生大著的出版，也感谢出版社对出版学术著作的大力支持。我刚才听了上面各位老师、前辈的一些发言，有发自心底的感动。刘先生在他的生命的晚年，在将近80岁的时候，开始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最终修订完成。这种进取的精神的确是对后辈的学术从业者来说是一个有力的鞭策，是一种激励。假如说我们这些稍微年轻人能够像刘先生那样，每个人都那么去努力，都这么甘于奉献，在很艰苦的环境里面孜孜以求，那我们学术界的成果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可能我们的学风会更加朴实，更加具有学术服务人类精神的正能量。
我想刘先生是在精神上给我们一个鼓励，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东西。第二点就是刘先生在他的著作里面，体现他的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大家知道我们一般讲民间文学学科开端，一般都会说从歌谣学开始，刘先生在他的研究中，通过他的对资料的清理，他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起点，应该从神话学的研究开始，这是个重要的观点，而且也是符合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界定，如果说讲中国民俗学运动史从歌谣征集开始没有问题，但是讲民间文学学术史从神话学开始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再一个刘先生在讨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史的时候，对这一段学术史有一个非常清醒而适当的把握，叙述20世纪民间文学史，不仅仅是学术探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跟政治社会的纠结，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学人都会离不开这个大的历史社会的背景，把学问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社会背景里去考察，可能更能看出学术发展的一个样态，我想这个是刘先生比较有学术眼光的体现。
第三个方面我想谈谈刘先生的学术情怀，刚才吕微老师也讲到，他在研究过程中，在梳理一百年学术发展历程中的各位学人、各种流派情形时，对各种学术成果是尽量采取平等的态度看待各家各派，作为文化人他肯定有他的倾向性，但是我看刘先生还是尽量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或者说叙述过程中，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学问作力求公正的评价，当然他对钟先生各个阶段成就、作用的叙述、评价，也是中肯的，我觉得也是很受教育。刘先生在他学术著作里面，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文化包容态度，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胸怀。
第四点就是刘先生还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他做人、做事、写文章，从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过程来看，刘先生有着天然的对民间文化的热爱，这个东西可能支撑他走到今天，写成这么大一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我们看到他在2001年为了民间文学的学科的位置的问题，专门给国家学位办写了很长的信，他重视传承学问和文化的问题，我想这是刘先生在他的研究中，有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民众文化的喜欢，有一种传承民族文化的社会责任在，我想这个是老先生特别有的东西，也可能是那个时代给他的印记，让他有这种情感和责任感。
我想还没有特别认真学习刘先生书，这次也看了一些，但是学习的不够，我想简单讲这几点。
另外一个就是探源工程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简单讲两句，这个书作为探源工程的成果的开端，我想“一带一路”的探源工程可能是中国民协未来要继续推进的工作，我想提一个角度，是否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交通文化的角度考虑，“一带一路”肯定离不开交通民俗传统与民间文学，那么中国古道的风物、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歌谣，以及历史遗迹，其实值得“一带一路”探源工程里去关注它。我想以后可以专门开会去讨论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