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忧虑
刘锡诚
骑自行车串北京，是再理想不过的代步工具了。进出那些状如毛细血管、曲里拐弯的胡同，靠脚掌能走多少地方？往前推个五六年，能骑上自行车去串任何想去的胡同，甚至去并非胡同而叫什么庄啦、店啦、营啦、桥啦的郊区，最远的，往东到过麦子店，去换煤气本，往西到过香山，去参加会议。有一次，为看望老诗人田兵，还曾从我住的安定门外，穿越一条横亘东北角到西南角的城市对角线，到过六里桥。近十年来，城市扩建，危房改造，市区变得太快太大了，要想再骑车到青年群体聚居的地方，如望京新区等地，连想都不敢想了。
我到北京后最早住的地方，叫芳草地。那是一座麇集了许多文化人的宿舍大院，坐落在朝阳门外。这种机关宿舍大院，是建国后在北京近郊突然冒出来的一种景观，由一排排平房组成，像是学生宿舍，又像是兵营，与四合院和胡同的城市风格大相径庭，不仅没有任何建筑学和民俗学上的意义，尤其与中国文人的本性极不相合，所以后来也就逐渐废弃不用了。要说这芳草地一带，我们搬来的时候，已没有什么萋萋芳草了，还多少能显示老北京城风韵的，是近旁的一条神路街和若干小胡同。顾名思义，神路街是东岳庙门前的一条神路，因北京解放后东岳庙一直被公安局的某单位占据着，于是香火不再，神路萧条，两旁因进香而衍生的香纸瓜果一类商铺摊点，也就绝迹了。而我们这些外省人只能凭顾颉刚先生1924年写的《东岳庙游记》等文章去想象这座始建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3年）、除泰山东岳庙外全国数第二的东岳庙的盛况了。好在建国后扩建朝阳门外大街时，不知是哪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出的主意，把庙门外、神路尽头的那座写有“帝祚永延”四个金色大字的高大牌坊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使过往的人们还能想象得出昔日的繁盛与辉煌，尽管它置身于车水马龙的马路旁边，显得有些孤独而寂寞。
北京的四合院，是老北京人的家园。所谓老北京人者，成分也很复杂，有清朝统治民族（包括贵族）的遗民、发了财的外省买卖人、不同时期的官员及其后裔，当然也不乏收入微薄在底层挣扎的城市贫民，几如邓友梅笔下的“画儿韩”那样的落魄者。我等外省人大量涌入是解放后的事，这些人尽管居京生活也有半个世纪了，除了为数不多的曾因各种原因在四合院里住过长短不等时间者外，大多数不属于四合院里的人，也就是说不是老北京人圈子里的人。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年久失修，四合院已经承受不起生命之重，多数成了拥挤而杂乱的大杂院，在风雨剥蚀中显出垂垂老矣的病像，惟独建国后担任过各种政府高官们居住的那些四合院，依然显示着高深莫测的威严和蓬勃的生机。
半个世纪来，北京大规模地进行旧城改造，已有好几个回合了。由于不是采用古城罗马那样的模式，即在保留古城之外另建新城，而是采取旧城改造的思路，故在每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启动时，都不免会在建筑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搅起或强或弱的惋惜和忧虑的声浪。属于文物的，国家有明文保护，一旦发现或确认，大半是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得到保护的。但记载着北京历史和寄托着北京神韵的四合院和胡同，一片片，一簇簇，倾圮于无声无息之中，怎么能不在人们心中激起波澜呢？眼下这一次旧城改造浪潮，规模最大，显出摧枯拉朽之势。北京市政府宣布了经专家论证划定25片为保护区，在此之外，便到处布下了“拆”和“建”的战场。前些天，儿子开车拉着我们夫妇两老走马看景，从广渠门沿着栏杆市、东花市转到崇文门，面对着新马路两旁那些正在拆毁之中的老旧住宅，第一次感受到了“穷崇文”的真正含义，的确也该“旧貌换新颜”了。再从北京站沿南北小街往北，原来狭窄的一条小街（实在是条胡同），突然间变成了一条通衢大道，两旁那些矮小的四合院已被拔地而起的样式新颖的居民楼所代替。这条路，过去几十年间，上下班、串朋友，不知骑车走过多少次了，哪里有沟、哪里有坎，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得到。平民百姓住的那些大杂院连同一些达官贵人住的豪宅，随着现代化的铲车的隆隆声成为尘土齑粉，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倒是文坛宿将夏衍和“文学先生”王蒙先后在北小街住过的那座四合院消失得无影无踪，颇让我心头感到一点惆怅。
我曾读到萧乾生前写到翠花胡同的北新书局，周明写到张天翼、陈白尘、沈从文等住过的小雅宝3号，骆文写到何其芳住过的西裱褙胡同36号，等等等等，都不过是少数文人心中的记忆罢了，不会有更多的人关心和挂念。如今划定的25片老居住区如真能完好保护下来，北京人也该当感到欣慰了。在这个到处都是故事的都城里，真正让北京平民挂牵和怀念的，是那些值得纪念的处所。记得前年吧，西直门内大街八道湾11号鲁迅故居面临拆迁，媒体上在“留”与“拆”上发生了争论。学界说，那所房子是鲁迅于1919年2月卖掉绍兴的祖业后亲手购置的，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并在那里写了名著《阿Q正传》，故应予保护；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则起而反对，说后来为大汉奸周作人所霸占，因而便与鲁迅无关了。我想起40年前，曾去过那里好几次，是去拜访宗教学家江绍原先生。南房里住着周作人，那时他在派出所的管制之下，虽然常以周启明的名字写书、译书、出书，但平时很少露面。北房里住的就是江绍原，由于座北朝南，阳光充足宜人，但他的儿子瘫痪在床，这位被媒体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有坚韧的毅力，坚持在床上翻译了很多外国农业著作。进门便是儿子的病榻，故当时是科学出版社编审江绍原没有可能拥有一个像样的书斋，白天不是到朝阳门里出版社去上班，就是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很少在家里。八道湾这个院子原来很大，是三进院，是周家三兄弟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周作人的房子收走了，我见到的周作人住的好像是偏院。庭院里树木花草扶疏，环境仍然很是幽静。江绍原是怎样住过去的，不得而知。他是“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是周作人多年的朋友，我想他住的很可能是周作人的房子。应不应该加以保护，当时曾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热点。周作人当年把鲁迅从这里赶出去，固然是周作人的不仁不义，如今要把这个诞生过《阿Q正传》的鲁迅家园拆掉，不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吗？2008年的奥运，对北京来说，是一次历史的契机。城建和城改快步提速，不免有些眼花缭乱。古都巨变，自然是好事，但林立的高楼大厦，却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北京城的神韵和北京人的心态。住在同一层楼的邻居，形同陌路，行色匆匆，不关心他人，也许将成为新的城市风尚。但愿这是一种温馨的忧虑吧。
原载《文汇报》2003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