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笙响处
刘锡诚
早春的时候，老友余未人从贵阳来京开会，会间偕贵州省苗族青年女文化学者张晓见访，告知张晓、张寒梅姐妹二人承担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西江苗寨文化传承保护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到7月份苗族“吃新节”的时候，要请我到西江去参加寨子里举办的“文化传承比赛”活动。我想，也好。回想上一次到贵州，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贵阳文坛上那些我所熟识的朋友，要么已经谢世了，如蹇先艾、田兵、龙从汉；要么同我一样退休回家了，如胡维汉、石果、何士光。 20多年来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乡村旧貌换了新颜，如能成行，也可以再看看贵阳、看看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村寨的变化，岂不也是一桩乐事吗？
没有料到的是，夏天到了却是如此的炎热。从电视报道中看到，有些地方出现了五十年一遇的持续高温天气，四川、重庆一带，好端端的良田沃野，干旱得裂开了十几以至几十厘米宽的大裂缝，稻作庄稼基本颗粒无收，成了一个天灾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在天象如此奇异的三伏天气，想起要远行，自然不免要费些思量。可是一想到年初已经答应了她们的邀请，事到临头，有什么理由不践约呢，何况近来又接连地接到她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和长途电话，告知了“吃新节”的日期与活动计划。架不住这样的盛情美意，也便如约踏上了去贵阳的旅程。
这一天是2006年的7月14日。星期五。11时许，飞机降落在贵阳龙洞机场上。当我从机舱里走出来时，一扫在北京遭受的旷日持久的“桑那”天的闷热，顿时感到空气清新爽朗多了。余未人和张寒梅守候在出站口接我，我们随即登上贵州省文联的车子，直奔黔东南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而去。
从龙洞机场到丛山环绕的西江苗寨，约有五个半小时的车程。大半的路段是高速公路，小部分路段仍是乡间沙石路面。平展展的公路穿山越岭，天堑变成了通途。山坡平坝，阡陌相连，放眼平筹，满目苍翠。但见小轿车、大轿车、大巴和中巴旅游车、农用车，穿梭往还于公路之上。三三两两肩背竹篓、头扎椎髻的苗族农妇，若无其事地行走在高速公路旁边的应急道上，与时不时呼啸而逝的汽车擦肩而过，此情此景，使我的思路依稀回到了以往的岁月。回想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贵阳出差，在《山花》杂志上读到在修文县一山区民办中学教书的教师何士光的小说，喜不自胜，曾向贵州的同行兼领导探问，能否到这位青年作者工作的地方去一趟，回答是修文县地处山区，道路坎坷，不便前去。而今日的贵州，与我过去印象中的贵州相比，真可谓是今非昔比了。
车子在柏油路上跑了大约不到全程的2/3，司机突然在一处村寨旁减速熄火，停了下来。一阵阵悠扬高亢嘹亮的芦笙声，从半山坡上的寨子里飘进车窗里来。民歌，民乐，舞蹈，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一个外来者，哪怕是一个看不见的瞎子，仅凭着这悠扬的歌声和强劲的旋律，就能感受到和辨别出这是山地民族的文化和性格。——这里就是名闻遐迩的郎德大寨了。
郎德大寨的名字，多年前，我就听说过。那是1988年的夏季，受中国文联派遣到意大利北部城市戈里齐亚出席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主持的第一届世界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大会时，来自中国贵州省的民间艺术团已先期于我们在意大利各地巡回演出。此前，这个中国民间艺术团，到过法国、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受到过很高的礼遇。我在戈里齐亚这个北部小城的旅馆里刚刚住下来，中国贵州民间艺术团的领队、音乐家冀洲同志就来驻地找我，向我诉说该团在意大利各地演出所遭遇的艰难处境，要我与国际民间艺术组织秘书长雅格尔先生沟通，求其干预，以期改善演员们的境遇。他乡遇故知，与这些来自苗族、侗族乡间的演员们相见，是何等地无间、何等地亲热呀。这些从大山里出来的姑娘小伙子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也就是那时，我知道了郎德大寨这个寨子的名字。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终于有了造访这个黔东南歌舞之乡文化之境的机会了。
郎德大寨是一个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苗族古村寨。近几年由于旅游业的开展，它的名声更响了，人气更旺了。我们在公路边上驻足片刻，但见坐落在苗岭主峰雷公山麓的郎德大寨，被一条从寨脚下穿流而过的望丰河分割为上寨和下寨，一座正在修葺中的古老的风雨桥，把满目苍翠的山谷两岸连接起来。构思精巧、气势宏伟的风雨桥，映衬着河滩里吱吱呀呀歌唱的、古韵昂然的竹筒水车，诗情画意里透着苗族先人的智慧。1986年，我参加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在广西三江的联合调查时，曾观摩过那里的一座风雨桥——程阳桥，郭沫若先生的飞扬洒脱的题词，镌刻在桥头的石碑上，对风雨桥的精巧构思和建筑艺术极尽称颂之能事。那桥的四周居住的是侗族同胞，而郎德大寨的风雨桥四周的居民，则是世居在此地的苗族同胞。散见于桂北、黔南一带的这种同一模式、同一造型、同一功能的风雨桥，不正说明了苗侗民族文化中有着许多共同的因子吗！
我们没有像游客们那样走那条通向寨门的大路，而是悄悄地沿着一条田间小径拾级而上，向着芦笙响处移步走去。对于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寨门自是神圣的，用来阻挡住外来的不洁之邪气，保佑全寨老少的安全。悬挂着的牛角和书写着欢迎词的寨门，既透露着沧桑，又显示着变迁；既喻示着信仰，又象征着平安。没有经过寨门就进到了寨子里来，自然就免掉了一般情况下无法躲避的苗族村姑们的“拦门酒”的考验，也免掉了几乎无法躲避的苗族村姑们敬酒高歌的祝福仪式。苗族是好客的民族，凡是来寨子里的外人、生人，都是贵客，都要欢迎和祝福。而歌舞和米酒是她们最好的见面礼物。
眼前是一个方圆五十米左右的供村寨的民众集体活动用的圆形广场。广场酷似一面圆的铜镜，镶嵌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群之间。村民从四周的吊脚楼里探出头来，便可观看广场上小伙子们的高亢婉转的芦笙演奏，欣赏姑娘们的呵娜多姿的歌舞。当地人把这广场称做铜鼓坪，也叫芦笙坪，或芦笙场。广场的中间，矗立着一根高达十多米、装饰着牛角样饰物、作为居民信仰标志的木杆。举行仪式时，在木制的铜鼓架上要悬挂上铜鼓，演奏雄壮激越的铜鼓乐曲。现在，铜鼓坪上，苗族小伙子和姑娘们正在表演歌舞和芦笙，那委婉飘逸的舞蹈和昂扬激越的芦笙曲调中，隐藏着一个神奇的农民英雄故事。歌颂明代本寨的一位杨姓的英雄，不堪统治者的压榨与盘剥，举起起义的大旗，民众揭竿而起，声威远播，名重一时。这个故事的情节原委，就镌刻广场边上的把通石碑上，从此，杨姓英雄的名字和事迹与郎德大寨的村史融为一体。居民因他而骄傲，村寨因他而自豪。600年来，他的壮举，成为郎德大寨一代一代继承和高扬的精神。我站在广场的一边，凝神注视着那些可能从未走出过大山、从未走出过家门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的表演，从他们芦笙歌舞中读出来的，不是自然的韵律和节奏，而是这些苗族的后来者的生命的呼唤：“民族的英雄呀，归来吧！魂兮归来！”
在我的身旁，是几位髦耋老妪，她们的女红笸箩里放着的，是苗族老辈子传下来的古老的活计——刺绣。有的在绣花胸围，有的在绣裙子下摆，有的在绣花荷包，有的在绣花鞋……总之，她们所绣的都是与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饰和装饰品，绣品可能给她们带来艺术上的享受，甚至可能在这些绣品里把自己想象成“宫殿里的美丽公主”（恩格斯语），但可以肯定地说，她们所绣的，都不是单纯的艺术品，更不是被铜臭气熏染了的商品。她们并不抬头观看坪场上的表演，但她们是在用心灵来倾听她们年轻时不知跳过唱过多少遍、耳熟能详记忆深刻的歌舞，捕捉着从坪场上飘起来的每一个音符和旋律，构拟着他们烂熟于心的故事。她们全心地在刺绣她们手中的活计。她们在用静态的图案花纹来与动态的歌唱相呼应。苗绣是苗族古老的传统文化珍品，图案多样，针工精细，以包括“蝴蝶妈妈”等图腾形象为图案的绣品，成为可以与苏绣、粤绣、湘绣等媲美的手工技艺。你看吧，此时此刻的郎德上寨的铜鼓坪上，没有人指派，没有人发号施令，却自然地形成了老年的妇女与年轻的姑娘一静一动两个营垒，有一种人人能够会意的精神，把他们连接起来。
为了赶路，我们一行人，不得不悄悄地离开铜鼓坪和由于演唱和舞动而变得群情高涨的人们。这时，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四周的吊脚楼的美景，从吊脚楼里射过来的一双双凝神好奇的眼睛，脚下弯曲的沟溪里汩汩流淌着的清水。流水带走了我们留下来的一串串浅浅的脚印。
写于2006年7月17日
2014年10月10日改定
收入拙著散文集《芳草萋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