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评论家谢望新
刘锡诚
1977年冬季,在老评论家萧殷的家里,我认识了广东《南方日报》文艺版的青年编辑兼记者谢望新。他业余时间,写评论,也写报告文学。几年来,我们交往很勤。开始是我常去广州组稿,后来是他常来北京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与同事李钟声合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出了一本书,寄给了我。从他身上更多地看到的是评论家的气质,于是他成了我们编辑部经常联系和培养的作者。今年初请他来京参加了中篇小说读书会,撰写了一篇题为《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读近两年的中篇小说》的评论文章。从北京回穗后,文艺形势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感到有些困惑。8月底收到他的一封简信。
锡诚兄:
你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你总是那样关心我,令我感激不尽。
我知道你很忙,故不敢轻易给你写信,怕打扰你。
你虽然“要事缠身”,但我仍陆续从各地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这使我感到高兴、亲近。我想,你还是得“超脱”些,事业对一个人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已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等省委意见后,我们再行动。目前广州文艺界很动荡,“文艺黑线”评论文章我决定放下了;作家作品研究仍坚持写下去。报告文学读后,盼能听到你及编辑部其他同志的意见。
材料收到,谢谢。
问候你爱人老马。
握手
谢望新
(1981年)8月19日早
(右起)谢望新、刘锡诚、高松年(1981年)文学评论,在我看来,至少有两派:一派是学院派,一派叫社会派吧。我们这些做编辑又写点文章的人,属于社会派,因为我们不固守成规,密切追踪文坛新象,把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融为一体。望新写的评论,好像更多地与我们《文艺报》相近。一是比较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关注刊物上新发表的好作品,从而发现新的作者和新的现象;二是艺术观点上基本上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但又对新的探索持宽容态度。记得在拙作《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之后,他于1980年元月4日寄来一信说:“《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已拜读,很受启发。我前些日子也为《广州文艺》写了一篇《思想·形象·艺术生命力》的文章,也是讲形象、典型问题的。《花城》第3期上发了二个短篇小说《兰草的眼泪》、《流水弯弯》,写得十分好。作者陈建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很有才华。《花城》编辑部希望《文艺报》能介绍一下,你认为有必要吗?今后如可能,是否可以约我写点短文,如介绍些广东的作家作品。《羊城一夜》已出书,陈国凯很着急,要我询问你一下,介绍他作品的文章能不能快点发?《作品》12月号已发了评杨干华短篇小说的文章。广东省委已批准作协广东分会成立出版社,拟出丛刊。我很想去那里工作,只是这里不肯放。”
后来,他把80年代所写的文学评论文章结集为一本《浪潮之外的孤魂》,要我给他写篇序言。他把远在广东的自己,比作评论界的一个孤魂,言重了,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一点心迹。我在那篇序言中是这样写的:“他的文学评论,在发表时我就大部分从报刊上读到过。有几篇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钦佩望新思想的敏锐和笔头的快捷。他阅读作家的作品,纵览文坛现状,能很快捕捉到作品中蕴涵的内在的东西,把握住创作思潮中的动向,很快能拉出一篇评论的稿子。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组织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的预选时,我是组织者之一,曾与望新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读书班临结束时,要求到会者每人写一篇论文。他把他的构思和角度同我谈了。我发现他很善于从纷乱的现象中进行概括,抽象,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同志都回家去休息,等到星期一回到招待所时,他已经把他写好的稿子摆到了我的面前。……他在这篇文章里,用宏观的观察较为准确地把握和评价了那一时期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和作家创作的探索趋向。这是他写作途程中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广东走向全国的第一步。但他的潜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为他所处的生活圈子里的人,还少志同道合的伙伴同他胼手胝足地探讨文学问题、社会问题、艺术技术问题,在这种极有益的探讨中刺激他的批评的思维,这种环境在限制着他的事业和意识。”[1] 这大概也就是他以“孤魂”自况的含义吧。
——《在文坛边缘上。在风雨中跋涉》,第59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