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时代人，读着《人到中年》这部中篇小说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年人的生活、家庭、工作、苦衷、命运、人事、观念、前途，而且写得那样感情真挚而深沉，充满着含泪的赞颂与贴心的抚慰。

作者通过作品的主人公陆文婷大夫这样一个既不是党员、又不是领导干部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以及活动在她周围的一些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悲欢离合，把当今中年知识分子的一般境况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一角，色彩鲜明地展现出来了。

无须否认，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者广泛一些说，中年干部的问题，或者更广泛一些说，中年人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非常迫切的问题。这一代“中年人”，是人民共和国的乳汁养育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是俗话常说的中国第三代的革命者。我党诞生以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而第三代革命者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江山的建设者和守卫者的主力。因此，他们当之无愧地是共和国的建设者。他们是我们党通过自己的学校培养起来的一代既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又掌握了一定的、可以为祖国献身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他们是受到共产主义灿烂理想和中国革命传统熏染的，充满蓬勃朝气，胸襟比较开阔，逐步摆脱了中国农民的小生产狭隘心理的新人。他们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各条战线上，担负着工作的重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默默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工作，贡献卓著，而向社会和人民索取得很少。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学术上没有职称，工作上缺乏必要的条件，生活待遇菲薄。常言道，两副重担一肩挑：一副是家庭的重担，一副是工作的重担。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对他们的困难关心不够，对人才不重视，甚至存在着窒息人才的种种愚昧行为，以及某些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精神苦闷和自我禁锢，等等，致使人才外流的现象相当严重。像小说中所描写的姜亚芬、刘学尧夫妇那样的学有专长的大夫，虽然对祖国母亲怀着一颗灼热的赤子之心，最终也还是离母亲、辞故土而去了异邦。这就形成了当前人们关心的中年人问题。文学固然安无法对如何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提出什么现成的方案，但它却能够把这样的社会问题以及造成这种问题的深刻社会根源揭示出来，让人们去认识它，从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惊醒起来，从而引导人们去注意这种类似乎被遗忘的角落，努力去改变它。这也许就是谌容同志从浩瀚无垠的生活海洋中撷取这个主题的动机吧？

我们从作者在字里行间所倾注的感情中可以体味到，她提出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叙述这些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三代的“中年人”的惨淡故事，无异于在啃一个苦果。她的心情是远非轻松的。在姜亚芬夫妇要离开养育他们的祖国的前夕，作者描绘了一次告别宴会，姜亚芬的丈夫刘学尧和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冶金学研究人员）的一席对话，无疑可以看作是作者（也是中年人）的一段痛苦的自白：

“老刘，你认识的人多，可惜你要走了。”傅家杰又打起精神，拍着刘学尧的肩膀说：“我听说当保姆收入颇高。我真想托你打听一下，谁家要雇男保姆……”

“我走了不要紧。”刘学尧也拍着傅家杰的手说：“现在出了一张《市场报》，登待聘广告，你可以试一试。”

“那太好了！”傅家杰推了推宽边眼镜，嘻嘻哈哈地说：“本人大学毕业，精通两门外国语，擅长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兼做男女粗细各种杂活。体格健壮，性情温活，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最后一条，报酬面议。哈哈！”

刘学尧眯起眼，似醉非醉地说：

“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是个无名医生，可我不敢忘却国家大事。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熬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做出了牺牲。”

陆文婷呆呆地听着，轻轻地说了一句：

“可惜，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太少了！”

这段话不仅活灵活现地画出了刘学尧、傅家杰、陆文婷这三个不同的人物的痛苦的心灵和自我解嘲式的强颜欢乐，而且说出了发人深省的哲理：中年人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拥有的宝贵经验和才干，还在于他们他忍受着生活的熬煎，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若果说老一代革命家们在推到三座大山、夺取新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曾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种牺牲是普遍地被社会承认的；可是第三代革命者——当代的“中年人”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由于是一种与前面所说的牺牲形态不同的牺牲，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当然也就不被社会所承认！作家通过笔下人物的嘴说出来的是多么深刻的、闪耀着火花的思想啊！

作为《人到中年》主要人物的女医生陆文婷，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一个发现。她是以一个普通的“中年人”的形象而出现于作品中的。她没有现在常常被人们炫耀的那种显赫门第和社会关系，甚至连党员都不是，只不过是个普通住院医生，连主治大夫还没有当上。在那位满口马列主义实则个人主义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焦副部长的夫人秦波看来，陆文婷甚至连给焦副部长做手术的资格也不够。（因为秦波追求一种超出于社会常规的特权，而陆文婷一不是党员，政治条件不够，二不是主治大夫，技术条件不够。）历史却捉弄了她，焦副部长的两次手术恰恰都是陆文婷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头一次手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焦成思被打成叛徒时，在门诊做的，陆文婷顶住了“造反派”的压力，以人道主义精神挽救了他的一只病眼。那时这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没有可能作种种的挑剔。这一次手术赵院长又要让她做，很信得过她。她也正是在一个上午连续作了三个手术：王小嫚的斜视矫正，张老汉的角膜移植，焦成思的白内障摘除之后，突然导致了“心肌梗塞”症，被全力从生死线上抢救过来的。两次手术的描写，绘声绘色地显示出陆文婷作为一个医生、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善良、认真负责、对社会不同阶层的病人一视同仁的品德。作者通过对陆文婷昏迷于病榻上的幻觉的描写，特别是借助于她眼网膜对一双双纷至沓来的病人眼睛的幻影，穿插以往事的回忆，简约地刻画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这二十年是怎样的二十年，她如何把全副精力、全部心血倾注于一个医生的职务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骄不躁，不气不馁，不计名位，不计报酬，一心苦干，从不渎职，既不请假，也不迟到……不论酷暑和严寒，每到中午奔波于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就又拿起切菜刀。在医院里，面对着的是无休无尽的求救的病人；回到那十二平方米的居室，面对着的是繁忙的家务、薄薄的被盖和简单的家私。她不是只满足于吃饱喝足或者打打毛衣的女人，她唯一的奢望是如果再有一张书桌就好了，每到孩子睡了，她可以和家杰各自不相干扰地流连于科学研究的宫殿里，从中得到充实的思想和为祖国四化工作的本领。她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社会所给予她的报酬和荣誉。如果把贡献和报酬比作一个天平上的两端，那么它们是不平衡的。她的生活是拮据的，上下班经过那繁华的闹市，她的目光不敢在那橱窗里陈列的高档商品上停留。她独立地做过那样多复杂的又是成功的手术，却不敢觊觎主治大夫称号，也就更谈不到非分的社会地位。她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她的挚友要到国外去侨居，而她则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终生的愿望是报效祖国，让祖国富强起来。这就是作者笔下的陆文婷。这个形象是呼之欲出的，也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姜亚芬是不同于陆文婷的有着另一种遭遇的“中年人”。她的丈夫是华侨。因而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种种磨难与歧视。他们常常自称为“二等公民”。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活，勤奋地工作，与世无争，谁知仍然换不到平等地、比在国外更能扬眉吐气地生活的权利。赵大夫已经先他们而去了。现在他们也要到加拿大去。焦副部长对医院赵天辉院长说：“五十年代初，你们这批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力，回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想不到七十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的确，没有广采博纳、招徕人才的政策，国家实现现代化是有困难的。国家出现严重的人才外流的局面，固然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所造成的，难道我们的干部制度、社会风气就没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吗？我们的同胞是不是对这一严重问题有了普遍的认识了呢？不一定。作家们有责任向人民提出这样的社会问题，和他们共同探讨。只有深深地热爱自己的人民，冷静而科学地研究和评价现实生活，而不被一时的政治因素迷惑了视线的作家，才能从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看清和把握住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只是关注这类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问题还不够，他还应当唤起同胞对人民的处境的认识，鼓舞同胞热爱辛劳困乏的人民，热爱自己的虽然还不够富强、前途却充满了光明的国土。谌容在把姜亚芬的故事诉诸笔墨的时候，充分表现了她作为祖国稚子的赤诚。当我们读着姜亚芬在机场上写给她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知己陆文婷的那封告别信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面颊上流淌着的晶莹的泪珠。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姜亚芬和刘学尧终于决定要走了。但他们对即将成为“天涯孤客”、寄人篱下的命运所出现的复杂感情，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朋友、对同志的依恋，却那样真挚，那样感人至深。“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也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她说，不管他们的双足走向何方，他们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他们还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等他们的孩子学有所长，医学上稍有成就，一定会回来的！她的如泣如诉的内心剖白，痛楚的声音，难以名状的感情，引导读者去思考和认识这对中年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深刻根源。

谌容已经写了两部长篇，三部中篇，创作力相当旺盛，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敏锐社会观察力和一定创作经验的中年作家。她比较长于细致地刻画女性人物形象的心理，不论是韩腊梅、师俪华，还是陆文婷、姜亚芬，以及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都是有自己个性的妇女形象。她比较熟悉农村干部，又能有分寸地洞悉知识分子的心灵，有驾驭不同题材和人物的一定的艺术功力。《人到中年》在她的创作经历中，是一个新的领域，她在这部作品中，在主题思想的开拓和人物的塑造上，都进行了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成功的，有益的。

写于1979年12月至1980年2月

发表于《文艺报》1980年第3期；收入拙著《小说创作漫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