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学研究》前言
真奇怪,中国的俗文学研究至今还是一个丑小鸭,染指的人寥寥可数,像样的论文可期而不可遇,然而俗文学创作却在几乎没有着力提倡的情况下保持长久不衰,读者的兴味依然不减。一方面是流行畅销的通俗小说(无论言情的,还是武侠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派的),依然以以往那样的势头在各阶层人士的手里传来传去;一方面是单纯而隽永的新故事,依然在农村的场院或炕头上、在工厂的集会上被说故事的人们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可见,人们喜欢坐在电视机前看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何尝又不喜欢读引人入胜的小说或听扣人心弦的故事呢?可惜,那些文学评论家们、文学史家们却不愿意将自己的精力分出一点给俗文学!每想到这里,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五四”时期以及三十年代那些大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如鲁迅、郑振铎。鲁迅大声疾呼民间创作里会产生托尔斯泰和弗洛拜尔的。这是根据世界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一个高屋建瓴的论断。中国从六十年代就发现了一位伟大的史诗讲述家(当然也是创作家)、一位当代的荷马--朱素甫.马玛依,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口述(亦即创作了)22万行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却至今对此保持缄默,没有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哪怕稍微粗略地勾画一笔。要么是他们压根儿没有读过,要么是他们不愿意承认。“那是少数民族的文学!”--他们说。蒲松龄如今不是也考证出了少数民族身分了吗?老舍不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吗?“中国没有叙事诗。”这个从三十年代就开始讨论的问题,看来今天仍然有再讨论的必要。事实是不仅少数民族地区有叙事诗的传统,汉族地区也发现了不止一部民间叙事诗。这是在中国的典籍里无法寻找得到的。因此,囿于旧日的狭隘眼光固然不行,在知识面上划地为牢也不行。
治俗文学史的后学无不称颂郑振铎的功绩。在他之前,哪一位文学史家曾研究过、特别是肯定过说唱文学(如弹词、子弟书)、宝卷之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呢?经过他的搜集研究和条分缕析,写成了一部《中国俗文学史》之后,如今俗文学中的这些门类已经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篇章。然而郑著不是、也不应是中国俗文学研究的终结,还有许多课题有待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归结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无非是两个方面:(1)历史上的俗文学及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史的研究;(2)当代俗文学及作家、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尽管两个方面都需要往深处开拓,但相比之下,近年来对前一课题的研究要比后一课题的研究活跃得多、也深入得多。
中国俗文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倡导俗文学的研究,除召开了几次学术研讨会外,还于198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俗文学论》。1989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同时,着手抓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筹备编辑第二本论集,希望通过编辑论集的方式促进研究的进展。这项工作得到了本会会员和广大俗文学研究者的热情支持,很快就收到了一批稿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在苏州召开了中国俗文学学术研讨会。于是,我们又在大会收到的论文中选了几篇。为了名副其实,决定取名为《中国俗文学研究》,今后一旦有条件就陆续编辑出版。积以时日,何愁洋洋大观!
在编辑这辑《中国俗文学研究》时,我们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凡是言之有理、持之有固的文章,都在入选之列。为了提倡探索,鼓励创新,一般情况下尊重作者的观点不作大的改动,文责自负。我们希望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能喜欢这一辑的内容,也希望能引起对某些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认识更深入一步。
编者 1992.4.10
《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学会编,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