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以中国文联和其他8个协会或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联谊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学会）及其会员为标志。1966年“文革”爆发，这些协会或研究会因被指为“热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艺术”而首当其冲被“砸烂”、被解散，一去十年！在1977年12月底由《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在海运仓胡同总参招待所召开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上，散见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原文艺界人士呼吁尽快恢复已经停止活动十年的中国文联和各个文艺家协会。中宣部重视和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当时的部长张平化在12月3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口头宣布：经研究，同意文联各协会尽快恢复工作。到1978年3月29日，我所在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恢复文联筹备组已被批准。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由下列人员组成：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恢复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组长张光年，其他人有李季、冯牧、孔罗荪、朱子奇。
按程序，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还有待于召开一次中国文联的全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距离召开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时间已经迫近了。5月14日（星期六），张光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给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打电话联系，林默涵和他要去见中国文联主席郭老（沫若），向他汇报恢复文联各协会的筹备情况。郭老身边的栾秘书接的电话。过了一个多小时，回答我说：一、郭老住在医院里，医生不同意会客；二、郭老身体很不好，即使见了，恐怕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请你们自己准备就行了。同一天，冯牧嘱我给老作家徐迟打电话，催他快点来京，请他替郭老准备一篇讲话稿。当时传说，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科学的春天》是请徐迟代笔的，文章写得很漂亮。（近年来在报上读到童大林等同志的文章摘要，纠正这种说法，说那篇文稿是他们几位参加大会工作的人所写，不是徐迟写的。）
第二天，5月15日（星期日）下午，文联各协会筹备组会议在礼士胡同54号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举行，讨论召开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的细节问题。除了筹备组成员外，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参加全委会的代表，会议日程安排，各协会筹备组的名单。决定会期8天，5月27日至6月5日。冯牧宣布，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宣传组由邹狄帆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会前，恢复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向中宣部写报告并经批准，明确了有关中国文联与各协会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冯牧在25日召开的筹备组人员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这些关系主要是：
第一，中国文联与各协会的关系问题：“文革”前，文联与协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文联与协会都受中宣部的直接领导。党组也是这样，大的协会设立党组，小的协会与文联合成立一个党组。现在，中宣部领导认为，文联对各协会应是领导关系，中宣部领导文联，文联领导各协会，中宣部只抓文联。文联只管各协会的重大事情，具体业务由各协会自己抓。文联党组是领导核心。
第二，中国文联恢复工作后，中心工作是筹备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就是文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长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副组长就是副秘书长，再增加吕骥、胡青坡、金紫光，胡、金是专职的。筹备组实际上就是党组，起党组的作用，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将来文联可以成立书记处。
第三，作协书记处暂不增补，现在参加工作的同志，可参加书记处扩大会议。成立党组，书记张光年，副书记李季、冯牧。党组成员报中宣部审批。
第四，《文艺报》于7月份复刊。
我们进驻了西苑饭店后，徐迟很快把他草拟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稿《文学艺术的初夏》交来了。经林默涵和张光年看过后，派我到北京医院向郭老送审。5月25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医院郭老病房外面的接待室，把讲话稿交给郭夫人于立群审阅。她拿着文稿回病房去了，我在接待室里等待她的回话。于立群看完文稿后，从病房回到接待室来，向我谈了她对书面讲话稿的意见。于立群说：（1）《文学艺术的初夏》这个题目不好，“春天”是有特定含义的，“初夏”则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2）徐迟的稿子里说郭老“扶掖”青年，这个“扶掖”不好，听起来不舒服。（3）黄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的讲话很好，这个发言稿则很平淡。（4）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的发言稿中也没有“在华主席领导下……”等这样的话。于立群同志还说要加上一些内容：在我们这次大会之后，文联及各协会的机构就恢复工作了。要开展新的工作，同时，也要更加深入地揭批“四人帮”，这个意思要加进去。“四人帮”的余毒并没有完全揭完。既要有新创造，同时也要继续批判。“冲锋陷阵……”这一段是指什么说的？是指对工作，还是指对敌人战斗？他的意思是要取得新的成果。这种精神，是否要用这种词汇来形容呢？这也与后面的“春来了”“百花齐放”的格调不一致嘛。要取得新成果，同时要勇敢地、长期不懈地揭批“四人帮”。郭老讲话的最后部分，要加上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内容，可参考茅盾的发言稿。
于立群讲完意见后，郭老秘书王庭芳也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不要“初夏”这样的意思，写“春意更浓了”就可以了嘛。要写上有的老战友去世了，我们深切地怀念他们。这就更增加了对“四人帮”的仇恨。特别希望加重写周总理对文艺的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作家是劳动者，作家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要尊重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劳动。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党的政策的领导，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领导，不是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都得听，如果这样，就会弄得无所适从。
听完郭老身边人员代表郭老谈的意见后，我赶回西苑宾馆，向林默涵、张光年、冯牧三位领导汇报。他们都意识到徐迟起草的稿子已经被否定，只能再找别人另执笔重写了。但27日会议就要开幕，所剩时间不多了，事情紧急，他们当即指定我和谢永旺、阎纲连夜起草。我的心里打鼓，连徐迟这样的大手笔都被否定了，我们这些人能行吗？但已来不及多想了，后天早上会议就要开幕了。
我、谢永旺、阎纲三人分工，写完后再统一对接修饰，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把稿子交给领导修改。26日下午，我再次带着新稿《衷心的祝愿》来到北京医院送审。郭老的家属们和秘书在一起研究了新起草的文稿，统一了看法，由郭老的女儿郭纪英向我谈意见。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稿子上被删掉的几句话还给人以新鲜感，可以恢复；
第二，篇幅还可以再短些，有些一般文章中常见的话，可以不说。郭老身体不好，要集中表达他百感交集的心情；
第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几句话，希望再加强些。
郭老的书面讲话稿通过了！我如释重负。回到宾馆，赶紧交付排印。我们毕竟没有辜负林默涵、张光年、冯牧等领导和大会的重托。
5月27日上午，第三届中国文联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幕式在西苑饭店礼堂举行（三届二次全委会召开于1963年6月）。参加开幕式的有文联全委、特邀代表、在京文艺工作者800多人。来宾有：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红旗》杂志社负责人熊复，《人民日报》负责人秦川，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负责人杨西光，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会议由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筹备组组长、大会执行主席林默涵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由著名电影演员于蓝代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稿《衷心的祝愿》。黄镇代表中央宣传部作报告，题目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之后，由筹备组副组长冯牧代表筹备组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茅盾《开幕词》、郭沫若《衷心的祝愿》、黄镇《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周扬《在斗争中学习》、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均见《文艺报》1978年第1期，7月15日出版。）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她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由于多年来被禁止活动，代表们一旦聚集在北京，群情振奋，要求发言的人十分踊跃，秘书处先后收到发言稿70多份，实际安排在大会发言的只有40多人，其他的在小组会上发言。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和涉及的方面甚广，从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种种罪恶，对作家艺术家的迫害，到重提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如何清除“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影响，等等等等。所幸的是，大会闭幕之后，出版了一本大会文集，将这些发言都收集在其中，为文学史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词汇，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6月5日大会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说：“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大会。”郭沫若的书面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作家、艺术家的活动，包括深入生活和从事写作，都是劳动，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作家、艺术家是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对人民有益的劳动，是会受到党和人民尊重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一定要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劳动，支持他们的创作，爱护他们的积极性，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建议，帮助他们前进。我们这些在文联和协会担任工作的人，要学习我党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发扬民主的好作风，在文艺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在29日的大会发言《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中说：“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大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我们主张题材多样化，但同时又主张应该以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为主。”他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发表于《中国文化报•纪事（副刊）》2009年2月3日
ican.com.cn/zgwenhuab/html/2009-02/03/content_280801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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