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录】民间文学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4）

三  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开头说：“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广大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创作和世代相传的集体口头创作，由于它以语言为存在和传递的载体，故而也常被称作语言艺术。它主要反映了民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以及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观点和对社会世相的评判，曲折地伴随着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文学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

一般的民间文学概论里在论述民间文学的特点时，无一列外地都是把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四个特征作为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分别对这四个特征加以论述和分析。

（一）集体性

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是民间文学创作和传播传承的集体性所决定的，而创作的集体性又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文人文学）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一般地说，一个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一个传说或民间故事，还是一首诗歌或一句谚语，其最原始的形态，往往是由那些在民众（有时是在不识字的群体）中的某个才智突出的人物口头创编出来的，一旦被编创出来，又往往因其中或包含某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或包含着某种人生哲理、或包含着某种自然和社会知识、或包含着某种生活意趣，便随即在一定的范围内一传十、十传百地被口头传播开来，并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层累地”（顾颉刚语）叠加上许多他人的和后人的东西，添加上第二手、第三手……的传递者的个人生活经验、见解、思想、智慧、闻见、逸闻轶事，不断地修改着、丰富着原先那个口述文本，产生着新的文本，以至无穷。因此说，每一个在口头上讲述的文本，可能包含着、粘连着、叠加上讲述者个人的新因素，但却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专属性作品，而是集体的创作，都是经过众人琢磨而没有个性的集体创作，显示出的是创作的集体性。举例说，阿芙拉特可汗的九个女儿的故事，那斯列丁·阿凡提的故事，毛拉则丁的故事，赛莱恰康的故事，等等，谁能说是个人的作品？都是民众的集体口头创作。

当然，有些民间叙事长诗或大型民族史诗作品，如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与短小的、比较短小的作品（如维吾尔族的“达斯坦”）相比，情况或许显得特殊一些。但须知，任何大型的民间作品，都是在民族和民众创造的故事原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演唱者个人的天才和智慧，被杰出的个人添枝加叶，而使其丰富起来的。没有民族历史上的征战和英雄故事，也就不可能从演唱者口之中流淌出来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和民族英雄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等几代血肉丰满的形象。

把集体性认定为民间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界的民间文学理论。但我们的教科书中和文章中对民间文学集体性的阐述，是颇为表面的，缺乏深度地挖掘和多方面的阐释。1958年，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全苏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上，苏联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古雪夫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民间文学理论诸问题》，他在报告中就集体性所发表的观点，我觉得至今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承认民间创作的集体性是它的主要特征的同时，不应把这个概念绝对化。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是一个历史性的、不断变化着的范畴。契切罗夫提出了民间文学集体性的历史发展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用具体的材料加以分析。民间创作的集体性在民间文学若干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质的变化，它的社会的、人种的和美学的内容，都起了变化。

原始社会的集体性是直接的，它反映了被集体劳动和血缘关系所制约着的全民、全族思想的一致，是“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马恩全集》第16卷第1分册，第144页）的艺术的集体性。阶级社会民间诗歌的集体性，具有社会集团的性质，它是为一致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所联合起来的人民的集体思维。阶级社会中民间文学的集体性，与统治阶级的思想相对立，反映了群众在为本阶级和本民族的利益斗争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起初是自发的，后来就变成自觉的，有组织的。……集体性除了有其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之外，还应考虑到它的人种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社会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是部族的、局部的、一定范围的创作。封建社会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带有地方的局限性，宗法村社的生活、地域和人种上的界限。内乱和其他环境，使得民间文学中地方传统比民族传统更占优势，而这并不排斥全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客观的思想艺术的一致。随着资产阶级联系的发展，和个别地方与人种集团之联合为国家，随着在若干种方言的基础上全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集体创作的人种界限就扩大了；在地方传统相互影响和相互丰富的过程中，形成了全民的集体性和全民的作品。按流传的程度来确定一件作品的民间文学性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

他所论述的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是一个特殊的创作过程、一个特殊的美学范畴（反映了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共同性）的观点，对于认识和揭示民间文学的艺术本质，是很有建设性的，也是我国民间文学界没有或很少触及的。

（二）口头性

一般情况下，民间文学都是在民众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被创作出来、被横向地向他人传播和纵向地代代传递，这种创作和传递方式决定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民间文学的口头创作和传播方式，亦即口头性特点，是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原始社会不用说，物质条件非常低下，先民没有掌握文字书写的能力，即使到了阶级社会，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包括人类早期的采集文明和游牧文明）条件下，下层民众一般也没有掌握知识的可能，普遍不识字，没有书写的能力和习惯，而口头述说则成了最方便不过的交流方式和创作方式。这是以口传方式创作并盛行于过去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在民众中的大多数人处于不识字状态的社会阶段上，即使首创者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人，他所创作出来的民间文学的雏形文本，也需要众多的不识字的民众的口耳相传才能在群众中得到传播，并最终形成一个受众较为广泛、结构比较完整的民间文学作品。所以，口头性是民间文学必备的一个特点，但它不是唯一的特点，因为即使文人的作品、贵族的作品，也有以口头的形式传播的情况和条件。但口头性却常常施加影响于民间文学的变异，使其永远处于变易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像一条滔滔的江水，永远处在流变过程之中，永远是“活”态的。因此，以口头的方式传播和传承（当然，民间也有一些手抄本），是民间文学区别于以书写为特征的文人文学的重要因素。

（三）变异性

作家的文学作品是个人的创作，一旦脱稿，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除非他再行修订），而一旦发表，就成为社会的财富，作家对这部作品就有了专属权。民间文学则不然，永远处在变异之中。即使出自同一个讲述者口述的作品，这一次的讲述与前一次的口述，在这个场合里的讲述与在另一个场合里的讲述，就不会完全一样，甚至连梗概（文学上所说的情节）都可能发生变化，因而对于民间文学来说，永无定稿可言。我们常说“原型”、“母题”这些概念，指的是作为一个故事或长诗的原始核心情节，在后来的口头传递过程中，或在不同地方与不同人群中的传播，可能很不一样，原始的核心情节常常会发生变易或变异，少则出现枝微末节的变易，大则发生情节增删或脱胎换骨的变异。甚至一个故事兼并另一个故事，而成为一个新的复合性故事，也是常有的事。

因此，在民间文学中，变易和变异是常态，不变易和不变异倒是非常态或不可能之事。变易和变异的发生，盖来自于口头的传播和传递方式，变易性和变异性是口头传播的必然结果。

（四）传承性

民间文学又称口承文学，后者是个翻译名词，虽然是个翻译名词，却也说明了，民间文学是靠口耳相传——传承，而得以传递到下一代，甚至万代流芳的。文化的延续，靠的就是传承，后代继承前代，代代相传。传承性被认为是民间文学的又一重要特点。

民族文化一般不会出现突变。发生突变或发生短裂的情况，历史上也偶有发生。在我国，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曾经达到高度文明的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大凌河流域的洪山文化，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清楚那些文化的主人是谁，后来哪里去了，发生了什么变故使这些族群悄然消失了。如最近中央电视台10套“发现之旅”播发的吐鲁番地区的上古墓葬的那些主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得出可信的结论，那个族群的先民，可能在历史上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因素而突然消失了，他们的文化及传统也因而断裂了。

民间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传播和传递方式，与有文字书写的作家文学不同，是靠民众的口传心授，而得到世代相传的。对于文化的传承来说，口传心授是很困难的，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直线发展的。传递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吸收、改造、扬弃的过程，自然会丢失一些，吸收一些，扬弃一些，创新一些，在得失—失得的链条上不断向前发展。只要研究一下近代以来的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至少一些曾经在民众中非常流行的时政性的作品，如讽刺歌谣，时政传说，由于事过境迁而在传承中被民众抛弃了，遗忘了，倒是一些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特别是那些富有教益的故事，越过时空被传承下来。

高尔基在为俄文版《一千零一夜》写的序言里讲到这种现象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没有教益的，同时也没有不包含着‘规戒性的’、训诫的材料的民间故事。在民间故事中具有训诫意义的，首先当推‘虚构’——我们之所以能够预知现实的可惊的思想才能。先于发动机的发明若干世纪，说故事的人就已经创造出了‘非毯’；在机车、瓦斯和电动机的出现很久，说故事的人就已经预言了在空间里神速的飞行。”像《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有丰富的“训诫意义”的、“极其完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意愿”的民间作品，乃是“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它的五彩缤纷的丝线伸展在地球上，用绝美的语言的地毯覆盖着它”。 [1] 这就是民间故事尽管靠着口耳相传的方式——即传承性，却可以越过时空得到广泛传播和代代传承而不息的奥秘之所在。

（五）类型化

在论述了上面这四个基本的属性之后，我还要指出，类型化也是民间文学又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基本特点，而且也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区别的重要条件。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个性化是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所以立足于一个时代的文坛的最重要的、必备的素质。如果你的缺乏个性化的构思和描写，只能生产一些没有个性的所谓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家是最没有出息的作家。而民间文学（譬如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类型化，以这一特点，在文体与风格上，与文人文学恰成对照。

民间文艺学家们所以能从世界各地或我国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归纳出一些故事类型，并且根据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民间故事成为可能，就是这种类型化的一个反映。美籍华人英国文学研究者和民间文学研究者、已故丁乃通先生曾花了很大工夫研究中国的民间故事类型，他把中国归纳了843个类型和次类型，并且认定只有263个类型是中国特有的，其他580个类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的。也许他的统计和研究未必十分准确，但大体应该是可信的。可见，类型化至少是民间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歌谣也大体如此。“五四”时期，董作宾从“母题”着眼搜集研究歌谣《看见她》，从7838首全国各地的歌谣中挑出了45首同一母题的《看见她》歌谣，含盖了当时全国24个省区中的12个省区，就是说，有一半的省区有《看见她》同一“母题”的歌谣的流传。上世纪30年代，娄子匡也以同样的理念（即类型化）和方法搜集研究过《月光光》同一“母题”的歌谣。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在全国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过程中，各地的编者根据本地流传的故事归纳出来的“常见故事类型”，证实了不同地区，甚至关山阻隔的地区，可能流传着或流传过基本情节相同的民间故事这样一个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频繁出现于世界各地，正说明了类型化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

下面是80年代三个省的流传的“常见民间故事类型”：

北京市80年代的常见的故事类型15个：

1、巧媳妇（丁乃通875D1）；2、狼妈妈（老虎外婆，丁乃通333C）；3．憋宝；4猫狗结仇（丁乃通200A1）；5、傻子学话（丁乃通1382B  1697A  1696C）；6．人心不足蛇吞相（丁乃通285D）；7、有缘千里来相会（丁乃通1696C）；8、不见黄河不死心（丁乃通780D）；9．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丁乃通613）；10．蛇山（丁乃通400D）；11．炸海干（丁乃通592A1+丁乃通465）；12．皇帝改规矩（汤普森母题索引S362）；13、狗腿子的来历；14．帝王踩坟；15．知人知面不知心。

辽宁省80年代的常见故事类型27个：

1、老虎妈子（老虎外婆，AT333C+AT433D）；2、老猴精娶媳妇（AT312A）；3、蛇郎（AT433D）；4、蛤蟆儿子（AT440A）；5、怪孩子（AT700）；6、牛犊子娶媳妇（汤普森母题索引611、2）；7、百鸟衣（AT465A1）；8、炸海干；9、小镗锣；10、王恩石义；11、三个瞎姑娘；12、没手的媳妇；13、西天问活佛；14、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15、月老配婚；16、秃头娘娘；17、恶人心不足蛇吞相；18、隐身衣；19、金马驹；20、箭箭不离腚；21、路遥知马力；22、巧媳妇；23、老秋莲；24、鬼育儿；25、谎张三；26、傻子学话；27、丑媳妇。

陕西80年代常见故事类型17个：

1、狼外婆；2、老猴精娶媳妇；3、锅漏娃哭；4、蛤蟆儿子；5、画中仙女；6、王恩与世义（云中落绣鞋？）；7、有天理无良心；8、西天问福；9、不见黄河心不死；10、人心不足蛇吞相；11、后娘害先房；12、贪心的兄嫂  仁义的弟弟；13、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14、人鬼朋友；15、选女婿；16、开洞探宝；17、梦先生。

因其创作多是不自觉的、群体性的、口头传承的，具有类型化和变异性特点，故而在诸多方面与自觉的、个人的、有个性的、主要以书写为方式的作家文学不同，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民间文学与人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以民众自己的立场认识生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与民众生活形态（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可分割，如与某些民间信仰相粘连。与作家文学比较而言，民间文学“刚健清新”，更多地铸造了、反映了或表达了全民族的、下层民众的世界观、理想愿望、文化模式、民族精神。

由于民间文学以语言表达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其他形态的表达形式都是口述的补充，故而通过采集者的记录（笔录或录音）而将口述转换成文字，不失是将其传达给不在讲述环境的读者和传给后世的主要方式，尽管文字记录或录音必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口头讲述即“活态”生存时的许多次要的东西（如声音、表演、动作以及相应的民俗事象如仪式），但这也是无奈的事情。正如人们在做任何事情时总要追求完美，而完美的境界也总是无法达到的一样。现代的技术手段，如对讲述者的讲述活动进行录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文字记录或录音造成的缺憾。著名的已故芬兰学者劳里·航柯提倡，把讲述者讲述的民间文学作品记录下来，以其“第二生命”在更大的范围中阅读和流传。以往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从许多民间文学选集中看到了此前老百姓是怎样说某一个故事的。如故没有这些故事选集，我们怎么能了解以前某个时期老百姓是怎样讲述，怎样观察和评价社会的？航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国家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赞同。记录的方式，无疑是我们当前对民间文学这一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方式。

由于民间文学是流动不居的，不仅因为讲述者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即异文），这是共时性的；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嬗变，这是历时性的。因此，某个时代记录的民间文学文本，所反映的，自然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样相、这个时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如《诗经》的国风所反映的是周朝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而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宋代成书的《乐府诗集》里所辑录的民歌，就是宋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

由于民间文学是流动不居的，不仅因为讲述者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即异文），这是共时性的；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嬗变，这是历时性的。因此，某个时代记录的民间文学文本，所反映的，自然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样相、这个时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如《诗经》的国风所反映的是周朝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而不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宋代成书的《乐府诗集》里所辑录的民歌，就是宋代的民众的生活情景、社会情状和他们的世界观。到了屈原的《楚辞》，才搜集到江南楚国的诗歌。汉武帝立乐府，采各地的诗歌，并以地名来作标记，北方到了燕、代、雁门、云中、陇西、南方却不过到吴、楚。宋郭茂清《乐府诗集》有《楚调曲》三卷、《吴声曲》四卷、《西曲》三卷，收集了襄阳、石城（竟陵）、樊、邓、江陵、荆州、巴陵、寻阳、寿阳、扬州等地的歌诗。北方扩张到了塞外。不同地方的风诗，所反映的，是各个地方的人文地理与风俗习惯！

（2006年11月1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文学讲座讲稿。2010年12月1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