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丁景唐先生

刘锡诚

丁景唐先生于2017年12月1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的消息，我是偶然从网上得知的。我和他相识于1981年12月18日，那一天我们俩作为以黄药眠为团长、唐弢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团，赴香港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其他团员还有柯灵、王辛笛、楼栖、田仲济、林焕平、叶子铭、吴宏聪和理由。和丁先生相遇相识，对我而言，实在是旧友新知，我对他在20世纪40年代和一帮诗人在上海组创中国民歌社、继而被迫移居香港的那段经历此前有过一些研究。我们在香港相处了几天回来后，不断有书信来往，到他逝世一天不少整整三十六个年头了。丁景唐参加这次两岸三地作家的第一次聚会，属于重返香港，他在12月22日的大会上宣读论文《四十年代初期上海鲁迅研究概观》后，立即受到香港《明报》记者杨怀之的注意，他于1981年12月22日发表的《自上海来香港讨论现代文学  丁景唐整理左联史料有成》长篇报道里说：“丁景唐与香港发生过关系。在40年代末期，他曾住在香港，常在《华商报》、《周末报》刊载文章。1945年出版诗集《星梦集》。……他的最大兴趣，是搜集文艺史料，最初他整理民歌资料，出版过《怎样收集民歌》（1947）、《南北方民歌集》（1950）。1957年后，他的兴趣在左联的史料，整理了两本史料集；他的评论集有《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 回京后，我立即把刚出版的拙作《小说创作漫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寄赠给他请教，他于1982年1月31日给我写了下面的这封信。

锡诚同志：

承赐大作，收到，谢谢！我也要送书给你们。理由同志不知回来否，请告我，他和他爱人（姓？）的通讯处。

我改稿已寄老范（范宝慈） ，也给她一信。三份打印稿第9页末2行的日本投降日期应为“八月十四日”，我错作“十五日”。（上次倒是对的。）如你看稿时，请注意改正为“十四日”。此事我对老范虽已提起，可能匆忙中未注意。特请你看时留意一下。如她已改，也不必提了。

我血压病卧床。几天后当寄书给你们。恕匆匆。王辛迪已返沪，尚未见。

握手！

丁景唐

（1982年）1-31

我于1983年9月调离中国作家协会，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先后承担了《中国原始艺术》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997年退休，这期间与他来往少了但还是没断。《中国原始艺术》是他所领导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因写作上海40年代中国民歌社等与他有关的章节，多次跟他和与他相关的人联系。可惜这一段时间的书简，没有保存下来，至为遗憾。2004年4月，他的《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托他的属下民间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徐华龙同志寄给我一本，并于同年12月2日给我寄来一信。

锡诚兄：

前托（徐）华龙代寄《六十年文集》，未见回信，不知收到否？念念。

华龙约下周来谈我与民间文学事。顺告。

握手！

又，闻理由已回京，见到否？

老丁（景玉公）

2004年12月2日

宅电（021）64312875

请告尊宅电话

他还随信给我寄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娟推荐给《文学故事报》发表的丁氏的旧作《歌谣中的官》的复印件。他在复印件上写道：“2004年6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娟收到我的赠书《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后，写信告诉我，她将文集中的《歌谣中的官》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故事报》。上文就是2004年7月12—7月18日《文学故事报》（总第986期）第27期第4版的《歌谣中的官》。原文刊于1947年4月第三期（上海《新诗歌》，该刊由薛汕、李凌、沙鸥编辑。）时间相隔57年，良有感矣！”附件《歌谣中的官》（复印件）全文如下。（限于篇幅，下略——刘）

收到他12月2日的信后，我于12日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就他文集中的一些往事和他进行对话和讨论：

景唐先生！

您好！12月2日手书前天收到。十分高兴。晚辈还没有给您写信，您的信倒先来了。乞谅。

早在您的文集中和网上读到您的诗文和自述，我们20年前一起访港的旧事恍如昨天。时间过得真快。您比我大15岁，连我这个小弟弟如今也已是70岁的老人了。看到您的字，还是那样遒劲有力，挥洒自如，从心眼里为您高兴和赞叹。在这里，遥祝您身体健康！

《犹恋风流纸墨香》早已收到了。我曾打电话给徐华龙同志，托他先转达我的谢意和崇敬之情，打算在我写完了抗战胜利后您在上海组织的民歌社的那段历史后，再写信，一并呈您请教的。谁料夏天以来，身体一直欠佳，文章未能写完，原本打算赴上海一趟的计划也无形中泡汤了。

从去年起，一时兴起，想把自己的零星写作先搁下来，拣起我曾经从事过多年的民间文学这一行当来，写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希望能对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学科添一块砖加一块瓦。谁知，一上手，就觉得力有不逮，不仅路子没有人趟过，连最起码的史料都要从头找起。以您们那批进步诗人在抗战胜利后组织的民歌社为例，就是那些“标准的”或“民俗学派”的民俗学家们所不顾的，自然也就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抗战胜利后，流亡大西南的许多学者，陆续由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回到原来教书或写作的城市。30年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社团比较活跃的广州、上海、杭州、北平、厦门等地，由于团体溃散，人员流失，如今除上海、香港、北平三地，仍然有俗文学派的作家和学者创办并坚持的报纸副刊，如赵景深在上海《神州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在《大晚报》编的《通俗文学》周刊和在《中央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在北平《华北日报》编的《俗文学》周刊，分别被俗称为“沪字号”、“平字号”、“港字号”的俗文学周刊外，已没有什么有学术活动能力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社团了。除了这些俗文学家们的活动（主要是编刊）外，一批进步青年文艺家（诗人）在上海成立的“民歌社”，几乎可称得上是国民党统治区里唯一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多长时间？）但它的宗旨，显然有别于30年代那些民俗学社团。或曰不同流派吧！正如您当年所说的：“在这个苦难的国土上，学术的花朵是常被当作野草般践踏的，近些年民歌的研究工作益发显得沉寂了，即使有些可敬的先导者在默默地耕耘，除为生活的负荷所胁迫外，还得忍受孤独的寂寞。自私自利的市侩气在学林中也不是不存在着的，成批的歌谣材料无人肯承担出版，连报纸期刊上也很少能偶尔发表，于是珍贵的材料散失了，偏爱的人索性秘藏起来，而从事于民歌收集的研究者要想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也颇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苦楚了。”这也许可看作是您们要成立民歌社的初衷吧。

我写史，史料要凿凿有据。可是这些材料，却并未悉数收入您的这部六十年文集中。我理解，那些文稿，在您的文学生涯中，也许并不占主要地位。而您在民间文学和左联研究两方面的活动与写作，过去我都是颇留意的，并几乎都有收藏，特别那本薄薄的小册子《怎样收集民歌》和稀有品种《妇女与文学》，但经过了这么多的政治运动、下放劳动、调动工作、屡次搬家等变故，现在全都不知去向了。如今用起来才懂得叹息。更可怜的是我们这种在社会上做文化研究的人，是没有助手的，一切得自己动手去找去查，我从90年1月回家来，没有图书馆可利用，到北京图书馆去，旅途奔波不说，要借一本过去的书，调到柜台上要付5元钱、复印一张还要付5元钱。奈何！

关于“民歌社”的一些史实细节，本来要当面求教于您的。现在看来一时无法到上海去了。记得《怎样收集民歌》中是附录了收集“简章”的，可怜我怎么也没有找到那本小册子，我所在的中国文联不要说了，根本不做学问，没有人读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资料室也丢了，只得从别处摘引。我至今没有弄清楚民歌社成立的具体日期，甚至连年份也还大有怀疑。您在书中说成立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可是，薛汕是1946年到上海震旦的。而被迫离开上海，您是1947年的4月（？），薛汕也大致是这个时间离开上海去香港的。他把你们征集来的所有资料拿走，带到了香港，于48年出版了《愤怒的谣》（冯沅君序）。我相信他拿走的，是你们编《南北方歌谣集》之编余稿，是否如此？1947年这段史实，我看过薛汕的一些手稿，也问过袁鹰同志，都说不清；陈思和和丁言昭他们二位的长文《希望之孕》，也嫌考证未细。

您们的搜集方式主要是“征集”。在这一点上，您们并没有超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思想。其原因，一方面是受时代和政治形势的限制，不可能走出去，另一方面受作家文学的思想和理念的影响。同时代，延安的、苏北新四军的文艺家们，都已经走出文艺小圈子，深入到民间亲身去搜集记录了。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局限。您以为如何？

当时您们虽名为“民歌社”，搜集范围却不限于民歌，民间故事也包括在内。这一点很重要。薛汕是诗人，他并没有带走故事资料。您们编的《南北方歌谣集》也没有收入故事。我纳闷的是，您们所征集到的那些民间故事发表过吗？余者流落到哪里去了？

您年轻时就曾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并做过搜集与研究，写过不止一篇文章。在浙东的搜集更不一般。中国的文艺家中有这种经历的人委实不多，不仅表现出一个文艺家的写作风格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可惜您那本编好的浙东地区的民歌集子没有出版。我写这部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史，除了“民歌社”本事外，还要写一段您的民间文学理论。您的《六十年文集》中，已经收了您在《妇女与文学》中的两篇文章，特别是那篇论述妇女与歌谣的长篇论文，不用我再找原著了。那本未出版的民歌集子的序言无疑是一个重要材料。有便时复印给我吧。

随信寄给我的几封老出版家和老编辑同行给您的信件的复印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浓重的情谊令我产生共鸣。竹子我不认识，可能是位年轻的同行，她的文章写得老到娴熟，情感真挚，是好文章，令我油生敬意。我们虽然不工作在一个城市，虽然只在20年前相处了短短的一周，但作为文学家、学者、编辑家、出版家的您，我是很熟习的。您对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运动史料的出版与研究，贡献殊大。

这封信本来开始于几天前，但因要说的话多，始终未能写完，只得换了电脑来重写。请您原谅。祝康健！拜个早年！

刘锡诚

2004年12月12日

2013年12月5日，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一篇《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其中写道他于关露的关系，他于12月18日给我写来一信，就我文章中的错讹之处与我商榷。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刘锡诚同志：

很高兴看到你在《文汇报》写的《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一文，这是一篇充满革命激情、伸张正义的好文章。我们受到很大感动。

但文中有二点不确，特写一信相商。如你看后认可，是否可以《丁景唐致刘锡诚的一封信》寄给《笔会》发表。我要丁言昭复印二分送上，经你同意，即以一份寄《笔会》发表。另一份留你参考。

又，我的五儿丁言模写了一本36万字的《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是综述我60年收集、学习、研究的成果。书另寄，请指教。

丁景唐

2013年12月18日于华东医院

回信仍寄我家：200031  上海永嘉路291弄71号。丁言昭每天到医院来看我的。我一切顺利，勿念。

附文

刘锡诚同志：

在关露同志三十一周年忌日，读到你写的《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心情很激动，我钦佩你写了一篇充满革命激情、伸张正义的好文章。感谢你在文中还引用我女儿丁言昭《关露传》的文字，写到我们与关露的深厚友谊。

但文中也有二点不确之处，特商榷。

一、你文中写到我是“关露的侄子……描绘他年轻时描绘他年轻时见到的姑妈，因《太平洋上的歌声》一举成名，是那种‘'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的，我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历经生死考验，几经炼狱，而信仰弥坚的关露同志怀着莫大的敬意，‘把她视作我姑妈与姨妈一辈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关露并不是我的姑妈。我是一个幼失怙恃的孤儿，我有一位思想先进的小学教师的姑妈，把我抚养、教育、成长。我把关露视作我尊敬和眷念的姑妈一辈的有文化素养的长辈。

我和关露同志因为给她编辑的《女声》写稿而认识。1943-1945年8月，我担任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工作委员会的宣传调研工作，领导几位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学青年向《女声》写稿。我们采用散兵作战的方式，楔入敌伪报刊，写一些有意义的作品，举凡小说、散文、诗、杂志、影剧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都有。我个人在《女声》写了五十六篇作品，并编了一部诗集《星底梦》，受到关露赞赏和鼓励。关露编辑的《女声》是荆棘丛中的一块绿土。

二、关露长期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先是受党指派打入敌伪76号魔窟，搜集情报和策反，后又因编辑《女声》被恶意攻击、蒙上“文化汉奸”的罪名。都没有被敌人追捕投入监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妄图以文化汉奸的罪名逮捕关露之前，由周恩来同志关照先期到达上海的夏衍、梅益同志设法帮助关露从上海转移到苏北解放区。管路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六十年代中，却因潘汉年冤案而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先后达11年之久！在潘汉年冤案平反和1982年等到自己平反后，终于孤独一身，抱着塑料娃娃，服安眠药自杀。谁能不受到巨大的震动！”

今年是关露同志106岁I诞辰，在她31周年忌日，读到你的纪念文章，请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意。谨祝体健、笔健！

丁景唐

2013年12月18日于上海华东医院

收到丁景唐的来信后，我赶紧给他回信。

丁

景唐先生：

您好！祝福您新年快乐，安康幸福！

12月18日的信，年底才收到。您指出拙文《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中的两处错误，晚辈非常感谢。我已经遵嘱将您的来信复印件转寄给《文汇报》笔会的首席编辑潘向黎女士，建议她遵照您的意思在该报上发表。2014年元旦又收到了丁言模同志寄来的《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不胜感谢。

我写关露的文章，完全是个人心灵的驱使。关露的遭遇和她的死，给我很大的震撼。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无法忘怀。除了我亲自经手的事情外，她的经历我不太了解，参照了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但又没有加以慎重的甄别，所以出了这两处错，心中很是不安。文章发表的当天，袁鹰同志打电话来，说很感谢我写了这篇文章，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关露了。他对我说，丁景唐不是关露的侄子，您写错了。说您现在住在华东医院，身体很好，您们常通电话，声音还是那样洪亮。和您一样，袁鹰同志也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我也知道您们是很好的战友。前年十月，北京文坛的好友们为他举行八十八岁米寿聚会，是我主持的，我在致辞时还讲到他为您的《犹恋风流纸墨香》写的序。袁鹰同志的电话后，我就想在报上发更正。潘向黎告诉我，说您要给我写信。我一直等着。您给我的这封信的发表，就会更正我文中的错误。谢谢您了。

言昭同志的传记系列著作，为文坛做了好事。去年出的《安娥传》，田大畏生前送了我一本。言模的这本著作，刚收到，待我慢慢读来。以您的藏书为题写系列著作，也是极有意义的选题。您老要多多保重。在您面前，我是小辈，但我如今也是八十岁的老翁了。遥祝健康长寿！

刘锡诚

2014年1月4日

丁景唐的来信，除了指出我文中有两点商榷处，并附来一文（书信体），嘱我寄交《笔会》主持人潘向黎同志发表。丁景唐同志的书信体文稿，经潘向黎的编辑，以《关露与我》为题表在该报2014年1月14日的《笔会》上。就关露之死所引出的一些相关话题，丁景唐又连续给我写了几通书简，我保存下来的有2通。

（一）2014年1月12日

锡诚学友：

我（我的朋友们）都对邮局办事迟缓，大大落后于现代化信息，很有意见。我2013年12月18日的信，你到年底方到达府上，也是邮局迟缓一例。

你2014年1月4日信，在8日收到，算是顺时的了。分外高兴，接读来翰。我们有好几年未叙面，这次却因你为关露同志写了纪念文章，引起我和老袁等朋友的感动，更引起我们全家对关露同志的极大怀念。我说，关露同志的逝世，至今依旧震撼着我们一些共产党人的心灵。

言模感谢你对他写书的鼓励，言昭感谢你对她写作现代女性传记的赞赏。她已写过萧红、丁玲、关露、林徽因、陆小曼等的传记。她和她的弟弟言模一样都是默默地艰苦地又是愉悦地写作的人。她生于1946年，她弟弟生于1950年，都是年过60的退休人员。言昭早在47岁就退休了，为的自己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内中文坛黑幕种种气人的事，我们长一辈的人都有所闻。

袁鹰和我结交已近70年，因为革命工作的关系，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为我写的那篇序文也荷你重视，我们的心是想通的。鲁迅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们众多朋友，不乏有几个知己之交。我们毕竟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迥不相同矣！

潘向黎是我的朋友老潘（旭澜）的女儿。她的取稿极有自己的见解。我给你一信倘能刊出，一定会引起更多不知道关露同志的读者的共鸣。

有一事，上次信中，为避枝蔓，没有说明。现在补充一下。我1960——1966年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我没有任正职。文革十年备受凌辱，到1979年方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1985年底离休。

言模积多年之努力，2013年底又出版一本《瞿秋白与杨之华》，我已托友人韦泱代寄。我也曾介绍韦泱与老袁相识，他是一个极愿帮我做诸如寄书的事。

春节将临，祝阖家安康、健康快乐！

丁景唐

2014年1月12日于华东医院

（二）2014年3月2日

刘锡诚同志：

每年春节，老田（钟洛）诸友互以照片或诗寄赠。我亦仿之。不过时候较迟，总之，在祝贺新的一年，大家愉快健康，做一些自己高兴的事。我家成员较多，有的如六儿丁言伟一家三口在北京。言伟是《当代旷工》的副主编，2014年10月退休。七儿丁言勇在沪和丁言模一家住在我的旧居，但今年春节前丁言勇一家去新加坡旅游。所以2014年除夕的新年饭改在医院的九楼餐厅。今寄春节我家团圆饭一照，以贺春节。（又，丁言昭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因除夕未放假，亦未相聚）

我沿用老田多年送照的办法，预备从2014年始，亦每年春节拍团圆照以留纪念。

前为关露写纪念文章，刊出后，有几位多年失却联系的老友也特来医院访我。总得感谢你为关露写了一篇伸张正义的好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言模写的《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承南京社科院陈辽同志撰文介绍，已在中国社会报《读书》上发表，现奉一份，答谢大家的关注。

我的地址本一时找不到，故这次的信仍请韦泱代为写清地址。韦泱上次曾奉二本著作呈教。也和他赠老田的书一样，让大家高兴也。

年增岁月人增寿，长了一岁，又多了一岁见闻，增长了历史知识也。顺致

敬礼！

丁景唐

2014年3月2日与华东医院

2015年4月上旬，我收到了丁景唐寄给我的他的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随即抽空陆续拜读，并予4月26日给他写了回信，与他探讨书中涉及的问题。他是“左联”研究专家，我就不揣冒昧对“左联”人士对民间文艺的贬斥态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试探他的意见。

景唐老师：

您好！寄赠的新作《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收到多日了。春节以来，因腰疼不能久坐，一直在治疗中，未及回信，请见谅。这些天来，断断续续在读您的大著，使我知道了许许多多文坛和出版界的往事，也更多地了解了您对出版和文学事业的贡献，为您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所感动。您对现代文学期刊的搜罗与影印，您对左联的研究和史料的钩沉与蒐集，无人可与比肩，贡献大矣。

一九八九年我下岗离职以来，放弃了文学评论，转向相对比较稳定的民间文学研究。九十年代我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课题“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写成《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98万字）。四十年代您组创“中国民歌社”我也写了。读了您的“续集”中《中外民间故事选》序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76）》之《史料•索引卷》（第204页），知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胸怀民间文学的深情，十分敬佩。在此，我想就我萦绕在心的一个问题向您讨教。文学研究会发起者和骨干会员，如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朱希祖、刘大白以及台静农等都是关注、重视民间文学的，郑、沈先后办的《文学旬刊》、《文学周刊》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民间文学文章，沈雁冰写了神话论著，郑振铎写了俗文学史及民间文学论文……鲁迅在北京时期，成立新潮、未名，都有不少人提倡民间文学。但反观“左联”，几乎没有一人关注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创作，相反的，有的人多次以封建性相诬。在上海，提倡、关注、论述民间文学的，是胡愈之，是被左派攻击、批判的保守主义者们，如学衡派的人物。北方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提倡歌谣之前，是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神话”一词的人。启发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是他在留美时的同学、后来加入了“学衡”的梅光迪。第一篇关于神话学的文章，是蔣智由在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第36号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后来的民间文学运动，也多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延安边区，新四军所在地盐城，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以及上海的一些文人初学者，都重视民间文学，但解放区对民间文学的价值观评价偏左，所以以改编为主。我对“左联”主要人物对民间文学的观点、立场、态度，始终不解，反右时对冯雪峰的批评，对胡风的批评，不是无中生有。解放后成立全国文协，茅盾任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把民间文学算做文学之一部，发民间文学文章不少，但后继者们就把民间文学弃之不顾了。我在作协工作八九年，深感作协领导人把文学只看作是作家写作，而于民间、古典、外国于不顾，我想肯定与左联的传统有关。解放初期，丁玲与赵树理的矛盾冲突，显然是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对立所致。结果赵树理回家乡山西，以此告终。对此，我虽然一直在研究，不敢乱说，但却百思不得其解，故而求解于您。

专此  即颂

大安！

晚  刘锡诚  

2015年4月26日

我的上述见解，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思索，他在5月17日的回信中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批评，而是说贬斥民间文艺是“左联”的“缺点之一“，“是一个可研究的大问题”。他的信原文如下：

锡诚同志：

你对我的关注，十分感谢，我几十年来在人民养育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你长期从事文学评论，更倾力（倾心）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大有成绩，可敬可佩！

你注意到的“左联”缺点之一，是一个可研究的大问题。但后来文学家不重视民间文学也不可归置“左联”的遗风。这方面肯定有诸多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诸因素。

我前一时候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关露，几天前又接待许幸之（《风云儿女》编导）之子许国庆来摄录像，并也要谈关露……迟复为歉。像提及的问题，容我也反思与思考一番，共同探讨。

握手！

祝健康快乐！

丁景唐

二0一五年五月十七日于华东医院

丁言昭附信

刘老师：

爸爸（丁景唐）信寄你。东河沿住处有许多文化人，如刘厚生、（周）艾若等都住在那儿，对吗？爸爸很佩服您，让我复印你信，寄赠左联等单位。祝

大安

丁言昭

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成了我们长达36年的交往的结束语，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怀念。

脱稿于2018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