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改革开放四十年
——以中国文联三次全会为例
刘锡诚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今年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了。作为文艺战线的一个老兵，笔者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经历了改革开张的全过程，见证了新时期文艺从兴起、发展到繁荣的历史进程。现仅以个人先后工作过的恢复中国文联作协工作组、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等单位所接触到的材料撰写此文，以为纪念。
一 “新时期文艺”的诞生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以中国文联和9个协会或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联谊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学会）及其会员为标志。这些在1964年被批评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烂掉了的单位，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始，首当其冲被“砸烂”、被解散，一去十年！1977年12月底，由当时归属于国家出版局领导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在海运仓胡同总参招待所召开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上，散见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原文艺界人士呼吁尽快恢复已经停止活动十年的中国文联和各个文艺家协会。中宣部重视和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当时的部长张平化在12月3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口头宣布：经研究，同意文联各协会尽快恢复工作。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由下列人员组成：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恢复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组长张光年，其他人有李季、冯牧、孔罗荪、朱子奇。
按程序，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还有待于召开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1978年5月15日（星期日），中国文联各协会筹备组会议在礼士胡同54号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举行，讨论召开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细节问题，会后向中宣部写报告并经批准，明确了有关中国文联与各协会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文联恢复工作后的中心工作是筹备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就是文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长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副组长就是副秘书长，再增加吕骥、胡青坡、金紫光；胡、金是专职的。筹备组实际上就是党组，起党组的作用，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为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了思想准备。全会于1978年5月2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礼堂开幕。参加开幕式的有文联全委、特邀代表、在京文艺工作者800多人；来宾有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红旗》杂志社负责人熊复，《人民日报》负责人秦川，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负责人杨西光，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会议由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筹备组组长、大会执行主席林默涵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著名电影演员于蓝代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稿《衷心的祝愿》。黄镇代表中央宣传部作报告，题目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筹备组副组长冯牧代表筹备组报告会议筹备经过。
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她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由于多年来被禁止活动，代表们聚集在北京，群情振奋，要求发言的人十分踊跃，秘书处先后收到发言稿70多份。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和涉及的方面甚广，从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种种罪恶，对作家艺术家的迫害，到重提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如何清除“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影响，等等等等。大会闭幕之后，出版了一本大会文集，将这些发言尽收其中，为文学史写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
6月5日大会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说：“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大会。” 《决议》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个词汇，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后，周扬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的邀请到广州，并于12月9日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和阐述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与暴露、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文学艺术的领导等六大问题，第一次就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
他所谈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是新时期文学发展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是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大潮，但它是一股应予热情肯定并加以引导的文学潮流呢，还是一股所谓“伤感文学”和“暴露文学”？在1978年的文坛上曾掀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上半年。除了私下里的议论和咒骂，座谈会上的口头交火外，也公开发表了《“歌德”和“缺德”》和《向前看啊，文艺》这一类的文章。在文艺界，责难和反对以揭露“四人帮”罪行为主要内容的“伤痕文学”的思潮，与当时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思潮汇合在一起。周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争论的核心，旗帜鲜明地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回答。他说：
我们的文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坚持生产劳动，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难道不应该对这种人（指《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那样的人——笔者）加以暴露、加以鞭鞑吗？《于无声处》第一次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新英雄，也写了无耻投靠“四人帮”的新叛徒。这就是这个戏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也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2月23—24日）
二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方针的提出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之后，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却被人为地搁置下来，几个尚未恢复工作的协会研究会、为老作家艺术家平反的工作，也裹足不前，一直拖到1978年的11月，筹备小组才开始继续讨论筹备工作。据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荣天玙回忆：“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也迟迟不能进行。”（荣天玙《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预定于1979年春召开四次文代会终于提到日程上来了。在此时机下，病中的茅盾于1979年2月16日给筹备组长林默涵写了一封开启四次文代会大门的信。茅盾写道：“近来我常想到：第四次文代会今春就要召开了，这次相隔廿年的会议，将是文艺界空前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应是一次团结的会议，一次心情舒畅的会议，一次非常生动活泼的会议，一次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一次文艺界向二十一世纪跃进的会议！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由此我想到，应该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的省市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市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见拙文《仁者茅盾》，《解放日报•朝花》2017年5月14日）
默涵同志接到茅盾的来信后，很快便将其转呈给了胡耀邦和宋任穷同志。胡耀邦对这封信很重视，批示要中组部和文化部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文联管这方面的同志都找来，开个会，不仅是老作家、老艺术家，所有文艺界的人，该落实政策的、该平反的，都促一促，希望能尽快解决。经恢复文联和作协筹备组与有关部门商量，决定由中宣部、中组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四单位联合于3月份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茅盾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对各地文艺家落实政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开启了通往在中国文艺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大门。
以肯定和倡导“新时期文艺”为主题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四次文代会所以能在“十七年文艺”、“伤痕文学”、“文艺为政治服务”等重大问题上意见纷纭、论争激烈的情况下召开，归功于胡耀邦的亲自设计，他不仅为大会设计了基本框架，也为会议确定了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方向与思想解放的基调，他还主持和过问了周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的讨论和修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摒弃了前30年执行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原则。
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画上了句号。邓小平在《祝词》里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如果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邓小平的《祝词》确认了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方向，那么，周扬的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则延伸了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新口号，阐述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基本任务，阐述了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和分工。在周扬的报告中，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前的论说。周扬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提出并阐释这个思想，到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最终替代了执行了30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参阅徐庆全《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出》，《学习时报》2004年9月6日）
当然，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不是突发的、孤立的，而是摒弃了“两个凡是”之后，文艺界一系列重大活动和重要思想的积累和集大成，是《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诗刊》诗歌创作座谈会，《文艺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1979年迎新茶话会，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歌德与“缺德”》座谈会，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剧本创作座谈会等会议等一个环环紧扣的动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三 彻底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松绑
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于1982年6月19—25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文联全委和列席代表400多人，规模空前。这次全委会由于最终完成了第四次文代会上开启的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改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备受重视。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致开幕词，主席周扬讲话，副主席阳翰笙作会务报告。全体与会委员和列席代表本着“学习、团结、鼓劲”的精神,对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进一步增强了革命责任感,决心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这次全委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和制定《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文艺十条》），同时还制定了《文艺工作者公约》。
会议闭幕当天晚上，党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文化部为会议胜利闭幕举行的茶会上，胡乔木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从改正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中“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的误译、重译为“出版物”入手，全面阐述了过去我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以及党中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文艺方针上所作的调整，即不再提“文艺为治服务”，而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由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是作为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导文献而进入文学领域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中的一些理念如“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等成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无可置疑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甚深、甚远、甚巨。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是整个革命及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等的思想盖来自于列宁的这篇文章。经历过“文革”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普遍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感到困惑并提出了质疑（最集中的质疑出现在1979年3月《文艺报》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继之是同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前夕对周扬报告的讨论）。胡乔木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把过去的文艺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修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两年之后，他亲自指导了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重译，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上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老译文中“齿轮和螺丝钉”以及“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等若干沿用已久的文学观念的新看法。
他说：“有的同志说，文学怎么能够不是党的文学？怎么能够不是党的工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呢？这是提到了问题的比较重要的方面。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要承担领导责任，要领导到底，一直领导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社会主义事业，它是人民的事业，是我们十亿人口、各民族男女老少共同进行的事业。它属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人民。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把它说成是属于党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学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不清楚的。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
胡乔木又谈了文学的党性问题。他说：“文学的党性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可以随便使用或广泛使用的。与此相联系，我们通常还使用文学的倾向性这个概念。对于文学的倾向性，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是不是凡作品都有倾向性？或者说凡伟大的作品都有倾向性？没有倾向性的作品是不是不可能存在或者必定毫无价值？……从世界文学是和中国文学史的客观事实看来，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是有倾向性的，是或隐或显地表现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的。但是，也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带有倾向性。……只要是呵护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党要求在作品中努力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对党员的有倾向性的文艺创作而言的，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如果那样要求，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的文学观就太狭窄了。”
他在解释为什么不再用过去流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时说，这两个口号虽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有很大的不同。其根本不同之处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人民当作一切努力和服务的对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范围为要比为政治服务广阔得多，内容要深刻得多。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虽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它只能是手段，目的只能是为人民的利益。政治要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不从属于人民，不从属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是错误的，这样的政治是有的，过去有过，现在也有，我们不但不能服从它，而且要加加以反对或纠正。政治要为人民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服务，它不得不为经济，文化教育，包括文艺等一切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服务。（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第241—25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放弃建国以来沿用了30多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改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一个大的转折。胡乔木意识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经典性文献的“误译”着手，如此才能找到问题的“根”。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全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上向与会人员发放重译本《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及编译局的说明，为什么要借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机会代表党中央书记处再次向文联的全国委员们、同时也是借以向全国文艺界公开阐述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更易的理由和内容的缘由。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胡乔木帮助起草的）和修改（如上所言）过程中，胡乔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否定和改变“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方针也许比制定这个方针更难，因为他必须想办法撇开毛泽东的责任。毕竟这是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记上一笔。
2018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