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德栋致刘锡诚书简辑笺
刘锡诚
关德栋(1920-2005)，满族镶黄旗人，1920年7月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1983-1984年获得美国路斯基金，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邀请，赴美讲学。1993年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定，获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
关先生在大学任教的数十年中，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和梵文等课程。从1955年起培养研究生，1981年后又指导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进行"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课题的研究及论文撰写。
他先后兼任的社会职务有：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目录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满族现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国民间文艺辞典》、《民间文学大辞典》等。
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最主要的在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领域。在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之前，关先生从华北大学调到北京，在政治研究所任职时，就已经在郑振铎的影响下，涉足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了。1947—1948年傅芸子、傅惜华在《华北日报》（北平）上创办《俗文学》周刊，与赵景深在上海《大晚报》上主编的《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上主编的《俗文学》周刊成三足之势，遥相互应。在这个周刊的周围，团结了许多知名的俗文学研究学者，如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赵景深、孙楷第、王重民、吴晓铃、叶德均等。关德栋也是其中之一。他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了《“满汉兼”的子弟书》、《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等俗文学研究文章，其在俗文学和满族文学的研究上的造诣，为学界所认同。1950年，他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1959—1962年，与赵景深共同策划和主持的"明清民歌时调丛书"中出版了《挂枝儿》、《山歌》，以及《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对《挂枝儿》与《山歌》这两种民歌形式的起源、流传、历代辑集的情况、冯本的特点、内容分类、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冯梦龙的科学态度作了精到的分析和肯定的评价。建国以后，先生在山东大学从事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教学时，1954年和1955年两度带领学生深入沂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其调查采录的民间文学作品辑印为《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册。这是新中国首次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田野作业活动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他在满学、敦煌学、蒲松龄研究、冯梦龙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俗文学领域里，成为郑振铎等人开创的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薪火传递者。1989年4月，在姜彬先生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会长，关先生任副会长，我们为学会与俗文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给我写了许多信件，和我讨论问题，向我提出建议。到了老年，我整理出保存着的11通，发布如下，与读者和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者爱好者分享。
（1） 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2月22日，济南）
锡诚同志：
您好！新春吉祥！
十九日来信读到了，在此之前也收到了开会通知，并已回信；是的，此次工作会我已安排出席，争取二十八日到京，勿念。
会议日程很合适，要之，希望能为今后学会工作开展解决问题，尽可能地多做点工作。这次会上海由谁来？老魏（魏同贤）应动员他来趟，姜彬兄似亦应来谈谈，不知您与他（通）信否？上海“点”我认为宜加强联系，您说是吧？
（吴）晓玲、（周）绍良兄都应聘任，您可找他们谈谈。当年没考虑晓玲兄不知何故。此次聘为名誉会长恐怕您尚需适当说明吧！这次是否也应考虑一下增补李世瑜为理事呢？
把晤在即，面谈了。
匆匆，祝
撰安！
关德栋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二）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3月12日，济南）
锡诚同志：
您好！全家好！
晤谈后的次日夜车就离京了。由于车票不好买，设法弄了个提前回来的夜车票也就算了。其实，若多等一天，还可以找（王）文宝、（陈）文良、（张）锡厚等同志谈谈，事情往往就是那么难于预料，徒唤奈何而已！
从王凌寄来的《增刊》，知道学会登记等事还算顺利，当然欣慰无似了。
今年秋季会，应该准备好些，国际学者既然不好邀请，假若能借他们的旅游之便来谈谈，亦未尝不好。不过，此等事也仍是难于预料的。
在京晤谈，当然是令人心怅的了。
假如有可能月底月初再去趟北京，自是好事，同样，也是难于预料的。
书稿事仍在斟酌，但来信相催，有点不知如何落实是好。
有空盼来信谈谈。谢谢！
匆匆，祝
撰安！
关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夜
（三）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5月3日，济南）
锡诚同志：
您好！
迟迟没有给您写信，很抱歉。
我曾与李传瑞[footnoteRef:1]通电话，并把会员表寄给几份，只是匆匆忙忙一直没能跑去找他谈。不过他电话中说了您给他信谈俗文学学会事，当然我是促请他考虑去作了。看来，有必要您跟他再说。
我接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首发式邀约出席的通知，已定于5月9日乘车去京。首发式在11日举行，我早去了一天，这样，我们就可以谈谈了。住处由首图安排，您不妨打电话问一下，当然，我到京也会挂电话给您的。您给首图通话，说电话号为：445336—40，及（届）时找程辛联或成建军询问即可。
有关学会工作事，希望此番去京能畅谈。不知老路（路工）在京吗？（王）文宝、（陈）文良、（张）锡厚也希望见面聊聊。我想，有便您能跟他们说声也好。是吧？
匆匆，祝
撰安
关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夜
（四）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5月21日，扬州）
锡诚同志：
您好！
我匆匆来这里主持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今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在此我与谢伯阳教授谈过，他对参加中国俗文学学会甚感兴趣，因此我拟介绍他参加学会。他是中国散曲研究会副理事长，有多种著作，他辑校的《全清散曲》是部大型著作，于齐鲁书社出版。已完成的《全明散曲》目前亦在齐鲁付印中。应该说他的研究成果，在俗文学领域还是相当出色的，作为我会会员合适。因此，可请王文宝寄他一份登记表，并可附上一点近期《（中国俗文学学会）通讯》，如何？有关情况，写在信背面，请阅。致
敬礼！
关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五）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5月24日，扬州旅次）
锡诚同志：
在扬州写的信，因匆忙而未能及时付邮，很抱歉。我二十二日夜车即离扬返济，现在寄您，因而可以再补说几句。
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对俗文学学会也感兴趣，看来也可以请他参加。当考虑谢伯阳入会事时，同时不妨考虑一下是否亦可寄表给他。他是写过一些关于戏曲论著的，应该说是在俗文学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作为俗文学学会会员合适。有关他目前在学术界活动情况，也把他名片所载抄在此信背面，供参考。（文学所熟悉他的人不少，不妨了解了解。）
关于您主编论集，我约了车锡伦写一篇关于赵景深、傅芸子以及阿英、戴望舒、郑先生所编俗文学刊物的文献资料性的文章，当然，这对俗文学研究史是有价值的，不知您意如何？本来多少年前施蛰存先生曾拟撰写，但未完成，底稿赵景深先生曾交给我，现在即将我所有材料转给车锡伦，由他成篇，这样，也许对俗文学学学科的宣扬有益，请裁酌。此事，您如认为可以，亦可与车锡伦联系。
刚刚回来，堆了一些事，简单说这几句。
匆匆，祝
撰安！
关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关德栋先生信中说“关于您主编论集”一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在苏州会议之后决定编辑《中国俗文学研究》文集，由我主持。我为文集写了一篇《前言》。为保存历史记忆，将其录之在此：
真奇怪，中国的俗文学研究至今还是一个丑小鸭，染指的人寥寥可数，像样的论文可期而不可遇，然而俗文学创作却在几乎没有着力提倡的情况下保持长久不衰，读者的兴味依然不减。一方面是流行畅销的通俗小说（无论言情的，还是武侠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派的），依然以以往那样的势头在各阶层人士的手里传来传去；一方面是单纯而隽永的新故事，依然在农村的场院或炕头上、在工厂的集会上被说故事的人们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可见，人们喜欢坐在电视机前看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何尝又不喜欢读引人入胜的小说或听扣人心弦的故事呢？\par可惜，那些文学评论家们、文学史家们却不愿意将自己的精力分出一点给俗文学！每想到这里，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五四”时期以及三十年代那些大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如鲁迅、郑振铎。鲁迅大声疾呼民间创作里会产生托尔斯泰和弗洛拜尔的。这是根据世界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一个高屋建瓴的论断。中国从六十年代就发现了一位伟大的史诗讲述家（当然也是创作家）、一位当代的荷马－－朱素甫•马玛依，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口述（亦即创作了）２２万行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却至今对此保持缄默，没有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哪怕稍微粗略地勾画一笔。要么是他们压根儿没有读过，要么是他们不愿意承认。“那是少数民族的文学！”－－他们说。蒲松龄如今不是也考证出了少数民族身分了吗？老舍不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吗？“中国没有叙事诗。”这个从三十年代就开始讨论的问题，看来今天仍然有再讨论的必要。事实是不仅少数民族地区有叙事诗的传统，汉族地区也发现了不止一部民间叙事诗。这是在中国的典籍里无法寻找得到的。因此，囿于旧日的狭隘眼光固然不行，在知识面上划地为牢也不行。
治俗文学史的后学无不称颂郑振铎的功绩。在他之前，哪一位文学史家曾研究过、特别是肯定过说唱文学（如弹词、子弟书）、宝卷之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呢？经过他的搜集研究和条分缕析，写成了一部《中国俗文学史》之后，如今俗文学中的这些门类已经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篇章。然而郑著不是、也不应是中国俗文学研究的终结，还有许多课题有待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归结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无非是两个方面：（１）历史上的俗文学及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史的研究；（２）当代俗文学及作家、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尽管两个方面都需要往深处开拓，但相比之下，近年来对前一课题的研究要比后一课题的研究活跃得多、也深入得多。
中国俗文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倡导俗文学的研究，除召开了几次学术研讨会外，还于１９８７年编辑出版了一本《俗文学论》。１９８９年４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同时，着手抓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筹备编辑第二本论集，希望通过编辑论集的方式促进研究的进展。这项工作得到了本会会员和广大俗文学研究者的热情支持，很快就收到了一批稿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在苏州召开了中国俗文学学术研讨会。于是，我们又在大会收到的论文中选了几篇。为了名副其实，决定取名为《中国俗文学研究》，今后一旦有条件就陆续编辑出版。积以时日，何愁洋洋大观！
在编辑这辑《中国俗文学研究》时，我们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凡是言之有理、持之有固的文章，都在入选之列。为了提倡探索，鼓励创新，一般情况下尊重作者的观点不作大的改动，文责自负。我们希望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能喜欢这一辑的内容，也希望能引起对某些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认识更深入一步。（编者 1992.4.10）
（六）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6月21日，济南）
锡诚同志：
您好！
我从扬州归来曾有一信，不知见到否？
今天接到王文宝来信，谈了一下挂靠问题，看来在社科院延续难以解决，不知情况到底怎样。听说已与文联联系，是否已解决还不明确，大约没有什么问题吧？总之，最后情况如何，盼见示。
根据文联已批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的情况看，似乎有阻力，文联若再批了中国俗文学学会，是不是又形成重复了。似此情况，不知文联领导如何考虑。您对文联是较熟悉的，不知曾与相关人员谈过吗？
从文宝来信看，挂靠事跑社科院主要是是他几经交涉的，社科院究竟以何种理由终止那种关系，据您所知亦盼见示。路工现在京否？他对此怎么说呢？
匆匆，祝
撰安！
关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老兄何以未跑跑社科院文研所等处？又及
（七）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8月26日，济南）
锡诚同志：
您好！
暑假去了趟烟台、青岛，日前才回来，自然 7月27日来信读到颇晚，复信迟迟，歉歉。
中国俗文学学会挂靠事如此不顺利，确乎出人意表，固然客观上有些原因，恐怕我们主观方面也有些问题吧？今天无论办什么事儿，都相当难，本来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一时考虑不到所谓人际关系的“热点”，往往就崴泥。但愿挂靠北大没问题，不过上报教委，似乎也还需要加力。当然，此时（事）也只好听之。
我想，您在此时还不好置身事外，俗文学学科毕竟是我们志趣所在，学会健康发展，绝非少数人所能办。从这学会创立您即参与了，当此危难之时您岂可弃置不顾？因此，不论谁担任会长，看来都不会具体处理应干的工作，必须还要有位真心想把俗文学学科研究干出个样儿的人去实干，才能使学会有生气。我觉得您即使不担任这一名义，具体的领导实干依然是理所当然。总之，我还是希望您积极参与，学会的常务工作，您仍应大力推动。也许我的估计不足，不过我认为学会这类松散组织，协调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有多少矛盾存在，如果有个符合事理的规律可循，总会逐渐走上正轨，任何矛盾都易于消除吧？这些浅见不知您以为然否？
《中国俗文学年刊》能够搞好，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老车（车锡轮）稿件的材料，估计目前尚不齐全，所以迟迟未能交稿。我时前在扬州跟他谈该稿内容时，谈及当年赵景深先生编辑《俗文学》、《通俗文学》等周刊时的史料，我手中有一部分由赵先生交我的材料，一时尚未清理出来，是以他在等待。当年赵先生给我那批史料时，我曾让李万鹏同志整理成文，可是他一拖再拖竟至搁置未写。最初，据赵先生说，施蛰存先生曾拟写有关文章，其部分底稿亦在赵先生处，赵也曾把它给我，李万鹏也看过，不知什么原因，李并未利用补充成文。我介绍车锡轮写论文，就是想用赵先生所提供的那批材料。车王府曲本整理者们是什么原因不理睬，猜不透，此事我跟成建军谈过，如果问问他，许能了解真相。
苏州会议应想方设法开成。姜彬兄来信时说，如在苏州召开，他是会出席大家谈谈的。姜兄对学会还是关心的。（他对俗文学史有兴趣的。）
罗开云业务不错，我在费城时，她由其导师介绍找过我（当时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硕士）。她曾研究花儿，几次去我国西北，目前在写以俗曲的论文，据她谈，此行受益良多。
匆匆，再谈。祝
撰安
关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夜
此信昨天没写完，今天勉强补写这些，有些想聊的，都来不及多谈，殊歉，盼来信。九月下旬我可能去天津开会，如果可能，也想到北京看看，届时当可晤面畅谈了。又及
（八）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1年9月28日，济南）
锡诚同志：
您好！
刚刚从天津归来，本想在天津与您碰面畅谈，但未遇，殊怅。
苏州会议我认为您必须出席。这次在津与（张）锡厚曾作长谈，我们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随后也跟（王）文宝谈过。因此，我认为当此时刻，您必须积极参与学会工作，以使学会从低谷中走出来。无须详述，您的想法与我并无二致。在津与锡厚分手时，我曾请他奉访详谈，我想他会趋访，代我致意。并且我也跟文宝说过，请他与您谈一次。总之，势所必然，您需要出席苏州会议，及（届）时我们可开一次常务理事会。
我这段时间颇忙乱，待理之事成堆，如果您不出席苏州会，看来我也难抽身前往了。（因17日此间另有会，如我前往苏州，则此间会即可以划外处之。）如何？盼赐复！
匆匆，祝
撰安！
关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夜
（九）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2年1月27日，历城）
锡诚同志：
您好！
苏州会议归来，一直匆匆忙忙，没能静下来谈谈，不知近况如何？念念。
（中国）俗文学学会今后的工作，不知您今后如何设想。看来，如能稳定在目前状态，慢慢去做，也许是可以逐渐好转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各自努力多干些事儿，若能有较大项目通力完成固然最好，不然分头干些实事，前途总会渐有起色。是吧？
今年学会年会的筹备工作，如果秋季与《歌谣周刊》七十周年同时举行，似乎也宜早日着手，不知您意如何？在苏时，微闻春间在南京李世瑜他们拟召开一二次涉及宝卷的会，后来一直再没听到什么，看来可能搁浅了。李世瑜近况如何，亦不了解，不知他目前仍在京否。
我于二月十日拟去京出席“首届中国曲艺美学理论研讨会”，当然希望及时能把晤畅谈了。匆匆，祝
撰安！
新春阖家欢乐！
关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七日
（十）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7年8月17日，济南）
锡诚兄：
您好！
在“董（均伦江源从事民间文学创作50周年座谈）会”上把晤，原想可以鬯谈一番，却竟那么匆匆握别（真有点令人怅惘）。不过听您的发言，确实给自己一些教益，应该感念！
刚刚收到《中国新文艺大系》您所主编的民间文学（37-49年）集，非常高兴，多谢多谢！
确实编辑得很出色，尤其是《导言》写得好，我想，它对于当前讲民间文学课程的老师们，应该说是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吧！还来不及仔细研读全部内容，倒是看到些过去师友们的工作，有些却是长时间我们同行们很少提及的，颇有感慨。记得79年借调在民族所期间，吴泽霖先生一个人住在哪里，经常晚饭后闲聊，他谈起不少早年注意民间文学的往事，大部分内容多是我们过去不太了解的，学到不少知识。也正在那段时间里，我更多地了解了他的为学治学的经历。可是在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似乎没什么人谈及他的有关该学科的工作。为什么？大概就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明白了。我不知道现在搞民俗学研究史的人怎么谈论，可能是“不好说”之类的看法吧！还有陈志良先生，其实他写过不少关于俗文学研究的文章，像在《神州日报》上的仅几期《俗文学》周刊，也发表过他的长文。至于赵景深先生所主编的几种《俗文学》或是赵先生接续阿英主编的《通俗文学》上，都经常有文章刊载。但我们谈论俗文学研究史时，似乎也没有人谈及过。这些情况，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于研究基础的资料积聚整理，重视不够。当然，也可能稍稍有点“畛域”之见的影响吧？
总之，您的主编，确乎是在科学的研究成果上完成的，值得称誉。
近况有什么可赐教的？念念。
我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把积存的书稿整理一下，但有些似乎与自己的专业稍有距离了，虽然仍想尽可能靠近原专业。
对了，近来俗文学学会情况如何？
匆匆，祝
撰安！
关德栋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七日
（十一）关德栋致刘锡诚
（1998年10月1日，济南）
锡诚兄：
您好！
《文汇读书周报》的大作，前些时候就拜读了，当时曾想跟您谈谈，可是插进来许多琐事，一拖就到了今天。老路（路工）的确走得也太匆匆了，不过毕竟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有意义的遗产，应该说值得令人“欣慰”吧！我最初认识他，还是建国初期于团城郑先生（郑振铎）办公室，当时大概还谈及了《万古愁曲》。以后只是寒暑假回京时，偶然在碧蕖馆见到，大多也还是谈了许多书事。所有那些有关“书话”，若有生花之笔写写，回想起来倒也是些有意思的“书话”，可惜我笔拙，一时难以提笔。
路（工）兄家里情况了解不多，只是知道似乎有点“家务事儿”。我看，他之匆匆而去，多少也与那些“家务事儿”有关吧？要之，心情不舒畅，精神负担重，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药物对疾病往往无能为力，大半即如此。这，我辈应记取。
青岛的会我也未参加，主要是手头赶活儿，他们所谈，我又没太大兴趣。这里民俗学会也没做什么工作，据我看，不景气。我虽然被安排了一个名誉职，实际我根本对他们想搞什么，都在搞什么，不了解。去年年会没通知我，今年又通知了我，所以很难揣想怎么策划也。《民俗研究》近两期编辑的还不错，似乎比前些年“新”了点。据说明年将改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内部全面调整，主编由叶涛担任，编委会山大教师只留叶涛一人，其余编委南北都有，基本上是全国聘请。这样改组，我倒是觉得好。其实过去该刊也只是叶涛一人在工作，绝大部分的联系约稿等等工作，都是他一人干，明年这么一改，倒是落实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叶涛倒是位想干事、能干事、肯干事的人，我想，该刊的领导班子那么一改，可能就会办得像样了。经过这刊物的经历，我感到一伙年轻人对“权”的攫取颇有一套本领，特别是经过“文革”练就的本领，远非书生可比。也正是早有预感，我一直不沾民俗那一摊儿。
今年12月福建长乐要开一个郑（振铎）先生诞辰百年的学术讨论会，听说俗文学学会是个协办单位，可是至今俗文学学会并没“通知”给我。我听说的，还是福建什么学会来信说，所以其详一无所知。西蹄先生是我老师这辈人的学者，当年又是受他引导搞了俗文学研究，理当前往谈点什么，所以也就给福建友人回信了。五十年代初我在榕城工作过，四十年来虽去过福建，但并没再到榕城停留过，因此友人相邀倒是可以在福州稍事逗留一下，也不错。
俗文学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了，不知今年他们还有活动吗？
暑假前读到Riftin（李福请）寄来的几本书，前些天又收到车锡伦由台中研院给他出的《中国宝卷总目》，很想找机会写点书评之类的文章谈谈浅见，可是，出路问题需斟酌，所以一直提不起笔来。《从神话到鬼话》不知您和夫人有兴趣写篇书评吗？我想，若能由您和夫人执笔评评，可能是最合适了。是吧？
这信断断续续写了两次，很抱歉。也是近期写了三篇《海外读曲札记》，都是从读书笔记稍加整理抄出的，有空再复印几页请教，当然，那也是“闲篇”。匆匆，祝
撰安！
弟 德栋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夜
路工先生是著名的俗文学学家，也是中国俗文学学会里的朋友，笔者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很多年。他于1997年10月24日逝世后，笔者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9月12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访书家路工》。文章开头我写了他的履历：“路工先生原名叶枫，浙江慈溪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解放区时，写了不少新诗，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诗人。进城后，曾在铁道报任职。后来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组建文学讲习所，丁玲任所长，汇聚了许多年轻而有成绩的作家，路工就到文讲所任教员，教授古典文学。他从此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初期他就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喜欢买书藏书的巨擘大家。他常到郑振铎先生的家里去，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学问。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逛古旧书店，看书、买书、收藏书。硫璃厂、东安市场的那些古旧书店，是他常涉足的地方。后来，买书、藏书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地，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研究部主任，同时又担任着文化部的访书专员，在郑振铎先生领导下到各地访书。60年代，他调到文化部，在齐燕铭同志的领导下，专职为国家搜集古旧书籍。他除了到各地访书搜书之外，也兼及古字画、古砚之类。他随走随写，曾以“访书见闻录”为总题，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介绍他所见到的珍贵古旧书籍，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20年后，即1985年他才将访书途中所写的这些短小文章结集为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访书见闻录》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唯其颇有参考价值，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就印行了8500册，发行量可谓相当可观。”文化大革命中，路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抄家等，单位停发工资，只得靠买书养家糊口，到了晚年，家里基本上是家徒四壁，常年住在苏州，靠给《苏州晚报》写点小文章、拿点小稿费生活。女儿叶瑜华没有工作，在崇文区的澡堂子里打工，曾找我帮忙找个工作，我一介书生，也没有办法。总之，晚年过得颇不愉快，在凄凉中辞别了人世。
2018年1月9日
发表于山东大学《中国文化论衡》集刊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