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汪曾祺

认识汪曾祺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汪曾祺先生的作家生涯，随着他的自然生命的终结而宣告结束了，他的作品却将永远活在读者中间。总算起来，他一生所写的作品数量不算很多，然而，耐咀嚼、有艺术感染力、有生命力的却不在少数。在创作上，他独往独来，自成一体，跟谁也不一样。他是怎样的一位作家呢？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随着他的告别人世自然而然地提在了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的面前。

先生逝世之后，作为一个与他有着四十年交往的晚辈朋友，我在悲痛之中写了两篇小文章寄托我的哀思。这两篇小文章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记述了他在逝世前十多天，亲口对我谈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他对我说：“有一位外国汉学家采访我，问我如何看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我想了想，答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大概算得上是个文体家。” [1]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总其一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文体的创新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所惜的是，当时我没有向他深究。最近一些日子里，我再读他的遗作，体味他的上述遗言，似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算得上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他在小说写法上的独立奇行，是有言论为证的。他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里说：“《詹大胖字》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2]

“小说立其诚”是他对小说概念所作的“冲决”的核心。80年代初，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汪曾祺“崇尚李卓吾的‘为文无法’，宁肯把小说写得散散漫漫，飘飘逸逸，就像生活本身那样。” [3] 看来，从早先遵从的“为文无法”，到九十年代提出的“小说立其诚”，是一脉相承的，是他对现成的小说概念的系列“冲决”，是他对小说文体的“有意”革新。

他对小说文体的“冲决”，再往后，还表现在他对“笔记体小说”的尝试上。1991年12月2日，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的序言《检石子儿》里说：“笔记体小说是近年出现的文学现象。我好像成了这种文体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传统，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唐人传奇本多是投之当道的‘行卷’。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又因为要使当道者赏识其才华，故文词美丽。是有意为文。宋人笔记无此功利的目的，多是写给朋友们看看的，聊资谈助。有的甚至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无意为文。因此写得清淡自然，但，自有情致，我曾在一篇序言里说过我喜欢宋人笔记胜与唐人传奇，以此。”他还说，他并不主张有人专写笔记体小说，只写笔记体小说，也不认为这是最好的小说文体。“只是有那么一小块生活，适合或只够写成笔记体小说，便写成笔记体，而已。” [4]尽管他否认他是笔记体小说的倡导者，但在九十年代以来文坛上笔记体小说的兴起中，他以《茶干》等笔记体小说的创作实践，对这一小小的文学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却是无可怀疑的。

汪曾祺在晚年对我所说的他“算得上是一个文体家”的话，是他自己为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自我“定位”。这个“定位”应该说是客观的、准确的。

最近整理旧日书箧，又找出了汪先生1983年写给我的三封信。这三封书信，虽然说的是一篇稿子事，内容却涉及到他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因此，对于研究他的创作及其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现在全文引出来，一方面是对汪先生与我交往的一个纪念，同时也提供更多的文学研究者朋友们参考。

这三封书信的背景是：1983年春天，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学报编辑吴宗蕙同志约我为她编的学报专栏写一篇论述汪曾祺小说的文章，并嘱我代为向汪曾祺先生约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同期发表。为此，我专程到汪先生当时在阜成门外大街位于玉渊潭北沿一带的住处去拜访了他。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虽然感到这类文章不易写好，尤其是当时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正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人道主义成为当时十分敏感的一个问题，即使如此，他还是答应了我的约稿。这三封信就是他在我们见面之后写给我的，反映了他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的思想动态。汪先生的文章与我的文章《试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追求》，同时发表在《北京师院学报》同年第3期上。

第一封信

锡诚同志：

    师大学报的文章我实在写不出来。写什么呢？我想了几天，还订了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我是个中国人》。我想说我的思想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很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5]这样的境界。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但是这些话怎么可以讲呢？这岂不是自我暴露，把自己给卖了么？这些思想怎么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扭在一起？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真希望有人写写这样的文章：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及现代思潮的关系。你等我再想想吧，也许有一天我能把儒家的“赤子之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墙壁沟通。至于文章的后一部分倒是好办的，就是我提出过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然而，民族传统又怎能和民族的传统思想不发生关系？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真不如写小说省力气。我不是个搞抽象东西的人。学报是严肃的刊物，不能用创作经验谈之类的文章塞责。我再想想，再想想吧！

    敬礼！

                                                  汪曾祺

                                                （1983年）四月十一日

    第二封信

锡诚：

    你为师院学报所约稿已寄上，想当收到。这篇短文，写前即颇犹豫。写的时候倒是放笔直书，说了些真话。寄出后，又很犹豫。这篇东西真可能是左右俱不逢源，姥姥不痛，舅舅不爱。我是写小说的，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发议论。我想也是。好端端的，招来一些是非，何必呢？因此，我希望和师院同志们研究一下，最好不要发表。近来文艺界似乎又有点风吹草动，似宜“默处”为佳。如何？

                                                  曾祺

                                                 （1983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封信

锡诚：

    北京作协要编一套作家评论集。第一集评了七个人，有一组是关于我的，共三篇。他们要求我自己写一篇。我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说。忽然想起，可以拿师院学报的一篇去充数。你是否可与师院商量一下，把这篇东西借给我用一用？他们如有复印条件，能复印一份最好。北京作协要求在七月五日以前交卷。在这以前，能办到否？即颂

著祺！

                                                  汪曾祺

（1983年）   七月一日

先生在给笔者的第一封信中说，他是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所说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其内容是：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所追求的境界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曾点所说的“暮春者……”那种境界；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是“万物静得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他在思考的是：“继承民族传统”是我们民族上下一致的呼声和原则，“民族传统”与“民族的传统思想”应该是一致的，或至少是有联系的，而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不正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思想”吗？他在长期苦苦思索而当时还没有答案的，是如何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及现代思潮的关系。他希望有人写写这方面的文章，来帮助他解决这个苦恼着他的问题。他也希望有那么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能“把儒家的‘赤子之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墙壁钻通”。

重新翻检十五年前自己所写的那篇《试论汪曾祺的小说的美学追求》，所幸者，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并没有很大错误或偏差。我说：“汪曾祺自称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当然是指他的艺术倾向而说的，而不是指他的完整的世界观。他这话的意思无非是说，他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这些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人。……我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这些确是他的美学追求。” [6]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在汪曾祺的笔下，不是硬梆梆的、概念化的，而是抒情的、诗意化的，这在许多篇小说里所写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中都能感觉得到，《岁寒三友》中也许体现得最为鲜明而强烈的一个例子。

                                          1997年8月12日

发表于《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总第60期），10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