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成了最后的文学使命
刘锡诚
汪曾祺先生逝世了。他的一生赢得了许多“桂冠”：编辑，右派，作家，编剧，短篇小说大师。在逝世前十多天，我们一起在成都双流机场等飞机时，他曾郑重地对我说，他在答复一位外国汉学家的提问时，把自己一生的文学活动定位为“文体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大概算得上是个文体家。”他自己选择了“文体家”这顶桂冠，戴着这顶桂冠匆促地然而又是安然地离开了人世。
他是在完成了最后一次文学使命之后离开人世的。我所说的这次文学使命，是指他应邀出席由诗人孙敬轩策划和组织、在成都和宜宾举行的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以一个资深老作家的身份在笔会上就即将成为过去的“二十世纪文学”这个话题发表了即席演说，称赞不同年龄段的青年作家们的起点比老一代作家高，是大有希望的一代，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将要由他们来创造，他们会自主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的。谦逊地坐在会场最后一排座位上的汪老，当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作家讲完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时，大家由衷地向这位髦耆之年、胸怀如此宽大、识见如此远大的作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我是把他说的这番话，当作他告别文坛和人世的一个宣言来看待的。我相信，他也是带着完成了一桩重要使命后的内心的满足离开大家的。
回想我与曾祺老的相识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无论50年代作为他的部下，还是80年代以来作为他文学上的小小老朋友，我历来敬仰他的才华和人品。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1962年他还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写的那篇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汪曾祺重新回文坛的时机到了。当然我想的过分天真了。他未能被接受重新回到他获罪时的中国文联。后来他在老舍先生的帮助下，进了北京京剧团当了编剧。80年代我写了评论他的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的文章，不敢说做到了知人论世，却抒发了作为一个老部下和一个文学评论者对他及其作品的认识和情感。这次有机会与他同机来回去四川参加笔会并作古棘道和蜀南竹海文学之旅，在成都竹岛渡假村又被主人安排住在同一排平房里，不仅给予我和夫人照料他的方便，而且给予我一个更多地了解他晚年的文学观念和人格风范的机会。
在这次笔会期间和文学旅途中，曾祺老对我们说，他的主要创作样式是短篇小说和散文，他的关注点是文体的创新。当我们问他为何不写长篇小说时，他说，他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不知道长篇为何物，他也没有这样的生活积累，因此他没有这样的计划。曾祺老出身于西南联大，不仅对中国的国学有较深的造诣，50年代又对中国的民间文化作过长时间的正式研究，因而有着精深的学养。当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在做古代服饰研究时，汪曾祺也在作中国民间文化方面的研究，并且写过多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他在这些方面的学养，对他后来在小说创作上达到较高的成就，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没有民间文化的学养，就不可能把《受戒》及其僧俗主人公写得那样出神入化。这一点似乎被评论家们忽视了。到了老年，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仍然未曾减退。我的夫人马昌仪年轻时就和他很熟，最近当他得知她正在写一部有关动物的文化学著作时，他说他对此也有兴趣，也要写一些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可惜，上帝他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完成自己的遗愿，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曾祺老的逝世，对中国文学是个无法挽估量的损失。我相信，在他留下的作品中，有些是能够传世的，是不朽的。
1997年5月21日于皇亭子
发表于《齐鲁晚报》1997年5月28日；上海《文学报》1997年6月5日；《河南日报 》1997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