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敢当：灵石崇拜的遗俗

刘锡诚

　在街衢要道的路口或民居宅基的墙根，常常有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在地上的小石碑，上面镌刻着“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的字样。这是中国南北方许多地区都广泛存在的一种灵石信仰的遗俗，将这种小石碑置于这些特定的地方，为的是祈求灵石禁压不祥，保佑人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与搔扰。在历史的长河中，石敢当已经作为灵石信仰的一种相当定型的文化符号，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独特的民俗象征之一。

一

　　石敢当的信仰形成于何时，传播的地域有多广，在学术界至今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据信，最早关于“石敢当”三字连文的记载，是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南村辍耕录》卷十七“石敢当”条引用了史游的这段为儿童写的启蒙读物里的话，并引了颜师古的注：“卫有石　、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对于颜师古的解释，后人多有歧议，这里暂且按下不论。根据这个语焉不详的记载，显然“石敢当”三个字在当时已经具有了禁压不祥的意义。但还看不出史游的“石敢当”口诀是怎样经过中间环节而刻在石头上，并将其竖立于街衢巷口、埋藏在宅基墙边，继而演变成为石敢当民俗信仰的。据兴化府《莆田县志》卷３５“杂事”所记，宋庆历四年（公元１０４４）在福建莆田发现的一块镇宅石上的铭文，则提供了一个石敢当信仰的确凿的证据：

　　庆历四年，秘书丞张纬出宰莆田，再新县中堂。其基太高，不与它室等，治之使平，得一铭石，长五尺，阔如之；验之，无刊镂痕焉。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自唐大历四年，至宋庆历四年（７６９－１０４４），墨迹如故。物之隐见，岂不待时而出耶？昔号大历，今号庆历。昔五年四月，今五年四月，及所得之日无差异，契合如此，亦一奇事也。

另据清蹭廷校《古谚闲谭·莆田石记》：

　　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得一石，其文云：“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昌。”后有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用碑石书曰：“石敢当”，镇于门，亦此风也。（杜文澜《古谣谚》卷九十九附录十四）

从这两段大致相同的记载（只有“张”字与“昌”字的区别）来看，石敢当作为一种信仰民俗的事象，至少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在我国福建沿海一带相当流行了。近千年来，石敢当信仰在广大地区中得到传播，一直流传至今。据王成竹先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末的报告，在闽南的广大地区，石敢当不仅广泛流传，而且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制。他写道：“大概在庐舍墙隅街衢小巷直冲之处，常见者，有用石板镌‘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三字立于当冲之处；有多刊狮头，或八卦图，有镂狮蹲形，或一狮头；有以纸印者，有单书字或图画于墙壁上。似此种种，于街头巷尾门前时常有之。” [1]

　　两广地区也是石敢当信仰民俗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本世纪２０年代，据邓尔雅先生报告说：“粤俗随地有泰山石敢当石刻。大抵其地有鬼物为祟，或勘舆家以为形势弗利居民，借此当煞气耳。间或有刻南无阿弥陀佛号者，然不若石敢当之多。道旁野次，固时时见之。生平所见，以旧广州将军署，所嵌于壁者，碑石最丰。署为前清靖南王尚可喜故邸，岁庚申毁于火，今不可得而拓矣。” [2] 今人萧亭在《岭表问俗记》一文中也说：“在广东农村的居民群中，每每可见屋前巷口的墙壁上，赫然嵌刻着一块石片，上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字样。” [3] 广东的客家人居住区，往往在“石敢当”三字的前面加上“泰山”二字，成为“泰山石敢当”。 [4] “石敢当”前面冠以“泰山”二字，也有种种见解。我认为，民间把泰山与石敢当联系起来，与汉以来把泰山作为“治鬼之山”的观念有关。出土的东汉镇墓文说：“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古器物识小录》）“生属长安，死属太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范晔撰《后汉书．乌桓传》：“使犬获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注引《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三国志．管辂传》：“谓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泰山是众鬼的归宿之所。这种观念开始还只是齐鲁这一个地方的一种灵魂不灭观念的延伸，及至秦皇汉武封祭泰山之后，泰山便成了冥司机构中最具权威的所在。于是，“泰山君”、“泰山府君”一类具有神格的泰山神便应运而生了。泰山作为“治鬼之山”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既然泰山是“治鬼之山”，泰山神也就是治鬼之神，泰山自然就具有禁压不祥之义，把治鬼的泰山与制鬼的石敢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湖南、湖北为沅湘荆楚之地，这些古称“淫祀”之域，也多有石敢当信仰流行，武昌黄鹤楼下城角的地方，就有一块刻着“泰山石敢当”的圣石。

　　吴越地区的石敢当信仰是早有记载的。《继古丛编》说：

　　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　本《急就章》也。

　　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北京以及东北三省等北方地区，石敢当信仰也非常普遍，而且是源远流长。北京民俗学家郭子升先生告，北京复兴门东南方向现中央音乐学院的后墙外面，还保留下来一块石敢当石碑。近日趋访，在南北向的笔管胡同的顶头，中央音乐学院围墙的外面，一通“泰山石敢当”碑碣依然屹立于墙根，所憾的是，经多年的风雨剥蚀，只有“山”字还清晰可见，其它的字迹已经严重风化了。又蒙民俗考古学家宋兆麟先生告知，北京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北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址的院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块较为完整的石敢当碑碣，可惜还未能前去观赏拍照。

　　齐鲁大地上的石敢当信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相当普遍的，童年时在我的家乡昌乐县农村里，常常见到这种石碣，对于这种石碣的功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关于山东人的石敢当信仰，较早的记载见于《茶香室丛钞》卷十：

　　国朝王渔洋山人《夫于亭杂录》云：　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

王渔洋记录了他生活的时代（清初）齐鲁大地上流行的石敢当习俗，而且明确地指出这类碑碣已由“石敢当”演化而为“泰山石敢当”，可以见出鲁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所独具的巨大力量，无疑这是十分珍贵的。但把石敢当说成是一个能医病的大夫（传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却未必尽然；对此说已经有研究者提出了异议。 [5] 从清初到如今，石敢当信仰习俗在民间依然有着强有力的传播势头。今人《山东民俗》一书的作者山曼等人报导说：“山东各地泰山石敢当的用途也是镇宅。如果宅基直冲通衢要道，或者面对庙宇、林岗，人们便认为阳宅犯忌，这就必须在宅子外面的一角安上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上刻‘泰山石敢当’五个字，有的石碑较小，可直接嵌在屋角的外墙上，还有的只雕刻一丑形石人而不刻字，也称为泰山石敢当。如今在山东还可以看到泰山石敢当的遗迹，有的立在巷口，有的立在墙边，或碑碣、或雕像，风雨剥蚀，多已模糊不可卒辨。” [6] 山东人移民东北三省，对东北地区的石敢当信仰的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据河北民俗学会会长刘其印先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来信告知，与山东毗邻而居的河北南部广大地区，石敢当信仰习俗比较普遍。信中抄了《元氏县志》中的一段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或植一小石碑。其上曰：石敢当。以厌襄之。”他给我提供了该省藁城县、高邑县、深县和唐县等地区有关石敢当流行情况的传说材料，其中只有唐县的一则与山东泰安流行的一则相同，显然系从《泰山故事大观》一书里移植而来的。至于井陉一带的建“石门楼”的习俗，是否与石敢当有关，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不过，井陉民居，一般为四合院，“石门楼”一般建在临街房屋的左端，谓“顺置门”，或建在正当中，谓“正门”；而在其它部位建街门是犯忌的，村人以为“歪门斜道”和“鬼午门”，会“引灾入门”。

台湾的石敢当除置于门前、巷之入口、村之入口、三叉路口直冲处而外，还多见于河川池塘岸边、渡船场等处所。据台湾民俗艺术研究者刘文三在其《台湾宗教艺术》一书中记载，他在澎湖采录民俗艺术时，在外岛桶盘的地方，发现了遗留下来的两处石敢当石碑。其中置于村落入口处的一通，刻有“泰山石敢当　止风　止煞”等字。他说：“澎湖的岛屿以及台湾沿海地区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时有遭受风浪袭击的可能。笔者在桶盘岛就亲眼看见，忽而黑云密布，风浪渐大，一会儿工夫风浪拍岸，码头边的渔船整个震荡在一片如黑的海水上。这种情况在早期智力未开的社会里，难免认为是有妖怪挟风浪而来，所以码头的山头边立有泰山石敢当止风、止煞的石碑。” [7]

关于石敢当的传播路线，有的研究者认为，北方的石敢当信仰是从南方传播而来的。尽管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也还难于做出可靠的结论。

二

　　石敢当信仰起源于原始的灵石崇拜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融汇了人们的驱鬼压胜、祈求吉祥和安宁的观念以及风水观念。据《营造门》，凡宅宜居宫观仙居侧近之处，主益寿延龄，人安物阜。不宜居当冲口处，不宜居塔冢、寺庙、祠社、炉冶及故军营战地，不宜居草木不生处，不宜居正当流水处，不宜居山有冲射处，不宜居大城门口及狱门、百川口去处。中国老百姓选择居处的原则是求神佑、避鬼祟、躲战乱、图清静、多生殖、恐讼争等。 [8] 　因此，人们在建房选基时，要忌讳房院正冲山丘、豁口、河流、道路等等，恐有冲射之灾。如实在避让不开，则应在适当地点埋桩立石，并书写或镌刻上“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的字样，以祛邪避灾。凿立石敢当石碑碣不可以随便行事，而是有一定的时间和规矩的。据《鲁班经》：“凡凿石敢当须择冬至日后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此十二日，乃龙虎日、用之吉，至除夜用生肉三片祭之，新正寅时立于门首，莫与外人见，凡有巷道来冲者，用此石敢当。”石敢当石碑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入土八寸。古代人迷信，所以把立石敢当当成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对于“石敢当”一词怎么来的，是不是历史上曾有一个叫做石敢当的英雄，后来附会到神石上去了，学术界一直是存在着争论的。

　　前引颜师古给史游《急就章》所作的注说，卫、郑、周、齐都有姓石的，石是个相当普遍的姓氏，“其后亦以命族”，而“敢当”，则是“所向无敌”的意思。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石敢当原是一个所向无敌的姓石的英雄。

　　《五代史》曰：“汉高祖刘智远为北京留守时将举大事，谋膂力之士，得太山勇士石敢当，袖四十觔椎，人莫能敌。”后人遂借其勇名以镇邪。于是，一个传说中的勇士的名字，附会到石敢当的信仰上了。此事还见于明人陈继儒的《群碎录》和扬信民的《姓源珠玑》。

　　民间传说也有种种说法。如邓尔雅文章所引：“相传康熙间，将军拜音达礼年，以邸中东廊，与浮图相向，居者辄不利，适道出江西，因诣龙虎山，乞张真人压胜之术。甫就坐，有赭衣道士，跌坐楹西，真人指谓将军曰，‘祈此师可也。’因礼拜之，道人曰，‘此宅煞细故，以文字镇之当吉。’索纸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款著纯阳子书。将军惊谢。”对于这种说法，邓尔雅不以为然，他说：“按石敢当一语，出《急就篇》，本无其人，后人特就文义石敢当三字以为喻而已。” [9]

　　今人陶阳等搜集的《泰山民间故事大观》里所收的五篇有关石敢当的民间故事，除了一篇外，其余四篇都是说石敢当是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而且都与驱妖有关。其中李冬生讲述的一篇《泰山石敢当》说：

　　石敢当有一次上山打柴，看到有个老百姓娶媳妇，抬着花轿，吹吹打打的。他发现有四个鬼在后边跟着。石敢当就追上去了，鬼看见石敢当来了，就闪到一边去了。他刚要走，那鬼就又跟上了。石敢当不放心，想：我干脆跟着花轿看看到底上哪儿去？最后跟到娶媳妇的门口，石敢当才离开。他刚离开，这四个鬼接着就往门口拥。他一看，还不行呢，想：我也不能光在这里呆着，打不了柴禾我也没得烧，他就拣了两块砖，咋呼说：

“我拣它两块砖，放在这门口，就代表我石敢当。”说完，他就走了。那四个鬼到门口一看那两块砖就不敢进去了。打那以后，泰安县谁家盖房子，就在门框底下压上两块砖。

于是，成为风俗，谁家盖房子时，都要在门框底下压上两块砖，以示辟邪驱鬼。

河南的一则故事说：山西有个泰山县，县城里经常闹鬼。新来的县令名叫石敢当，两个儿子先后被小鬼们给残害而死，却不畏惧。第三天夜里，小鬼们又来到县衙，石敢当压住怒火，指斥小鬼们：“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鬼东西，行凶作恶，糟蹋百姓，我石敢当就是为了根除邪恶，以平民愤而来。你们害死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全不怕，大不了我今天也丧生，但我死也要死在府里，决不离开此地！”他怒目横对，手指在桌案上拍出了血，小鬼们见了血吓得抱头鼠窜，从此再也不敢来县衙里行凶闹事了。县令离开此县后，人们就把他的名字“石敢当”刻在牌上，挂在三岔路口和墙壁上，作为对妖魔鬼怪的警示。山西泰山县的那个石敢当最厉害，所以外省的人们就在牌上写上“泰山石敢当”五个字。 [10]

围绕着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而形成的传说，由于其最主要的特点给人们某种深刻的印象，而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演变而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事象，是常见的一种民俗生成现象。石敢当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其主要特点是退鬼驱邪，把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与石头崇拜的习俗联系起来，成为石敢当信仰习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结环。如果把石敢当信仰民俗加以分解，那么，不难看出，其关键部分是灵石信仰，而不是什么石敢当其人。因此，与其把石敢当信仰说成是从什么人物演化而来，勿宁说是从对石头的崇拜演化而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有灵魂和神性的石碣与有灵魂和神性的树木一样，可以作为一个寨子的神灵，可以护佑民宅和村寨的安全，给人们带来幸福。从中国语言的结构来看，有灵魂和神性的石头，能以无敌的力量抵挡任何的邪恶势力对人类的侵害，“石”与“敢当”语义的结合也是极有可能的。

　　“石敢当”碑碣不仅同某个名为“石敢当”的人物联系起来，学者们还在某些民族地区发现，石敢当还与当地的民族图腾信仰不无联系。卫聚贤先生于四十年代前去川西的汶川县考察，发现了当地的石敢当上端多雕一兽头，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石敢当是羌民狗图腾的一个表象。他写道：

　　这次到汶川时，在路上看见人门口竖一石碑，碑上刻“泰山石敢当”五字，碑上端刻一兽头，兽为大口吐舌。…羌民区域人名此曰“吞口”。言此神最灵，而且比一切神的神力为大。是以四川各地人奉此神最多。

　　（新都县）由桂湖公园至文庙一条马路两旁各有一碑，上端雕为狗头。但在峨嵋县双福镇及泸县澜泥渡所见之吞口，其像凶恶，口张甚大，舌吐甚长，口中横衔一剑，而泸县澜泥渡的且有新近用鸡血洒在此碑上，并且有很多的鸡毛贴在碑上。回到重庆，在李子坝我们办公的旁边交通银行隔壁亦有此碑，上雕狮子头，舌不吐出，项下有两爪露出，下端刻为“泰山石不敢当”六个字。

　　……余疑此事与狗有关，我在新都县看见二吞口上为狗头，以此告常（任侠）先生，伊云在磁器口至歌乐山的道中一小村路旁，有一“泰山石敢当”，碑上雕一全身的狗伏在碑端。这种吞口固然鹿虎狮狗均有，但余以为原始是由狗的崇拜而来。

　　……我的结论是：羌民在古时以狗为图腾，后以狗为灵的神，故各地雕吞口，但以得罪了这个狗神，没有方法可以免祸，唯有大山上的石头可以堵挡得住。因为羌人原居四川，有时北过岷山的大山，但过山后多为汉人所征服，故汉人移居四川者，于吞口口中横穿一剑。有截杀义。又刻了“泰山石敢当”五　　字，而“大”字古音读为“太”，有人刻成“太山石敢当”，后人误为山东泰山的人名石敢当者可以镇邪，因刻成“泰山石敢当”了。 [11]

在石敢当的上端雕一狗头（或狮头）的情况，在广西的壮族居住区内也有。近宋兆麟先生刚从广西、贵州一带考察归来，面告我，他在左右江一带的一个村寨里，发现了一家的门前竖立着一石碣，上部雕成狗头，并向我展示了他拍的照片，狗头高昂，形貌严峻。有的狗胸上还阴刻着“石敢当”的字样。如果宋先生所见，属于瑶族聚居地区，那么就可以证明卫聚贤先生关于图腾崇拜遗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了。然而，即使我们把雕有狗头的石敢当碑碣认定为羌族居民的狗图腾的遗迹，我们还是无法了解、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狮头或其它兽形头的石敢当碑碣。卫先生也说到“这种吞口固然鹿虎狮狗均有，但余以为原始是由狗的崇拜而来”，但毕竟语焉不详，没有足够的材料论证。王竹成先生在《关于石敢当》一文里说到在闽南地区这种雕了兽头的石敢当时，也说到了雕着狮子头的石敢当碑碣：

　　有多刊狮头，或八卦图，有镂狮蹲形，或一狮头。有以纸印者，有单书字或画图于墙壁上。似此种种，于街头巷尾门前时常见之。－－象泉州城内提督署衙门直冲南大街，南门内天后宫直冲南门，其大门外，皆有大石狮一只。敝邑－－安溪－－县署直冲南大街，其署口照墙外也有一大土狮。 [12]

同样的情况在厦门地区也有。叶国庆先生记述说：

　　厦门石狮王有石狮一只，高约二尺，位于住宅之墙下。双莲池也有二只，在人家墙下。这三只石狮，都有人把它油上彩色。听说是谢石狮神的恩的人替它漆的。旁边金纸香烛很多，可见拜奉者的热烈。 [13]

泉州和厦门的这几只石狮，显然不同于民居或官府门前的那种成双成对、担负着守卫任务的石狮子，而是石敢当碑碣的一种演化型式。狮为兽中之王，以其魁伟凶猛而对一切异己是一种威慑力量，从而成为一种禁压不祥的象征。作为象征，它们的功能是同石敢当碑碣一样的，即避邪消灾，但我想也不能排除它们仍然保有守卫主人不受侵害的含义。

　　刘文三先生在上面引用的《台湾宗教艺术》一书中认为，在台湾驱邪押煞，本事最大的首推石敢当，其次是阿弥陀佛，再其次是兽牌（即刻狮头，横穿一把剑者，其形象与贵州、湖南等地的傩面具横插一把剑的“吞口”颇相似），再其次是照妖镜。在房屋上安装照妖镜（台湾称“白虎镜”）的习俗，在位于渤海湾里的长山列岛上考察时，我曾在渔民的房脊中间的部位（大致与宫宇建筑房脊中间的龙的所在）看到过，老渔民们肯定它的作用是驱邪押煞，护佑平安。在云南大理一带居住的白族民居的大门上方，也多有悬挂这种照妖镜的。民间认为，一切厉鬼来到大门前面，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丑恶形象，便自惭形秽，不敢夺门而入了。

　　在此我愿意借用常任侠先生的一段论述，来加强我们的看法：“石敢当，立于里巷之口，以禁压不祥者，其形雕石为之，其上作凶恶面首，舌吐于外，以刀贯之，与饕餮略同。亦有雕全身恶物像，俯立石后，于石上露其首。其下常刻太山石敢当数字。…今石敢当之形制，如川中所有，以刃贯凶恶面具之舌者，盖类于门上之饕餮。其他作石将军者，盖类于门上之郁垒，其取勇力椎击之义，则又类于钟馗，其书文字者，亦以文字为符箓耳，盖取压胜辟邪之义则一也。” [14] 　常先生的论断是有道理的。石敢当的基本象征功能在于祛邪退鬼避灾，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而形成了不同的形制（如石碣式，如雕兽头式，如兽身俯立石后式，如石将军式，如埋入地下的，如竖在地上的，如嵌于墙上的，等等）；这些形制略有差异的石敢当，其功能也可能因而不尽完全相同，因此也不能排除有的石敢当甚至就可能是某一个民族的图腾的表象的论断。

三

　　关于石敢当石碣上镌刻的的“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这些字符，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常任侠说“其书文字者，亦以文字为符箓耳”，王孝廉说“起源于更远古时代以石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原始咒术信仰” [15] ，无疑是一种富有说服力的假说。人们运用“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作为符咒的神秘力量，以遏制凶恶势力的危害，保障生活和秩序的平安。把具有符咒神秘力量的文字“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镌刻或书写在神石石敢当或神山－－泰山的神石石敢当上，这种石碣无疑就具有了遏制鬼怪邪祟的巨大力量。

　　人类学已经证明了，在人类处于野蛮的时代，为了控制自然力，就出现了巫师，产生了巫术。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不是因为观察自然认识了自然的律令而有的东西，巫术乃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根本产业，足以使人相信人类本有自由创造欲念中的目的物的能力。” [16] 符箓和咒语都是巫术的手段。人靠符箓和咒语而达到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符箓和咒语既用于人和人的关系上，也用于、甚至更多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魏晋时形成的道教，吸收了民间早已存在着的原始巫及其符咒手段，而成为道教的符箓和咒语系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登涉》中就画出了五种老君入山符以及仙人陈世安所受入山辟虎狼符等。老君所戴的辟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就是用二寸见方的枣木心刻制而成的。他说：“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在一块特制的石碣上镌刻上“石敢当”的字样，实在是与符咒相类。而且事实上，有的石敢当石碣，在这几个字的旁边或下端，确有书写或镌刻着类似符咒的文字和图案的。宋兆麟先生在广西百色地区拍到的一张“泰山石敢当”的照片，“泰山石敢当”五个字的两旁，分别镌刻着两只形象恐怖的狮子。台湾马公岛郊外的一通止煞石碑上镌刻着“镇邪符”。

　　在原始人们的心目中，甲骨上的象形文字就是有着某种神秘力的。后来，《河图》、《洛书》、《易经》八卦和《洪范》九畴出现之后，对于人们对文字的神秘力的崇拜，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最早见于汉元帝时代黄门令史游《急就篇》的石敢当信仰，显然是当时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巫术咒术和多神信仰的一个反映。人们把具有神秘力量的语言文字“石敢当”镌刻或书写在本来就具有神性和灵魂的石碣上，便赋予了这块特定的石碣以能够遏制鬼怪邪祟的神力。于是，这种刻着石敢当字样的石碣就成了护佑宅院、街巷的村寨神，甚至也可能是大地守护神。

　　把石敢当或石狮、土狮看作是村寨神或大地守护神，也还可以从另一个材料得到证实。有的地方还保存着对石敢当进行礼拜的遗迹。“吾邑（按指福安溪一带）对于石敢当有一段风俗，就是乡社迎神之时，常有”弄狮“之举。狮头以纸糊成，其身丈余，缝之以布，两人架之行。一人执狮头，一人当狮尾，可以自由蜿蜒舞弄。其所经之地，无论是土狮，石狮，石敢当……的位都好，皆要向其舞弄之而后去。此盍物见其类，而表示其亲热吧！” [17] 这一鳞半爪的记载，倒也能够给我们今人一些启示，使我们依稀看出，远古时，伴随着石敢当的信仰，必然还有一定的崇拜仪式存在。这一点，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

　　　　　　　　　　　　　　　　四

　　如果把石敢当看作是村寨守护神或大地守护神，还不至于大错的话，那么，这种村寨守护神和大地守护神，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例如许多少数民族村寨的寨心石，其功能就与石敢当相类似。

　　云南元阳县彝寨水卜龙大寨寨中街的道旁，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寨心石，彝语名为“浅鲁”。此寨心石的底座，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圆台，高一米，周长六米，中间填满泥土。寨心石就栽在圆台的中心，呈淡红色。露出的部分高约５０厘米，顶光底圆，呈条柱状，柱下摆一直径３０公分的圆石。有人认为这块寨心石是勃起的生殖器的象征物， [18] 我宁可倾向于认为这块寨心石是水卜龙大寨的村寨守护神。

　　云南耿马县孟定区的景兴寨是傣族居住地，寨中有一个三角石柱的寨心石。这个寨心石至今仍然受到寨里傣族人的祭祀。相传，孟定原是佤族居住区域，其后，傣族祖先流徙此地，民族之间发生械斗，傣族驻兵该地，天地神送石锅一口，能煮千人之饭。如此大锅，难以支持，天神遂又栽石柱三棵，以供支锅之用。傣族士兵饭饱之后，一举把佤族撵出了孟定坝子，成为孟定的主要民族。传说毕竟是传说，难以相信其真。佤族和傣族如今成为比邻而居的友好民族，民族之间的械斗已成历史上的遗迹。这个寨心石的护佑村寨平安的象征的功能，倒是从这个传说中透露出来了。这类寨心石，在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也有。如勐腊县勐满区曼班列寨、景洪县大勐笼区曼章汉寨和曼老寨、耿马县勐撒区石塔等民族村寨都有。 [19]

　　阿昌族的寨神也是一棵石柱。这种作为寨神的石柱，高约一米，柱上置一石板，长方形。每逢阖村祭祀，寨民置祭品于石板之上，对石柱焚香顶礼。 [20] 他们对石神的崇拜和信仰，是高于天地神的。据《户腊撒阿昌社会经济调查》载：“‘色曼’傣语阿昌语称为‘抬先’，汉名‘寨神’。各村寨都有‘色曼’。它立在寨子头或寨子边。树木长得高大、茂密、奇特的，即被认为附有神，就被确定为‘色曼’。在‘色曼’面前，竖一石块为标志。‘色曼’每年祭献两次，一次在春耕，求‘色曼’保佑丰收；一次在秋收，庆祝丰收。” [21]

　　寨心石，作为一种象征，它的任务可能包括了寨里的人丁兴旺，宗族繁盛，即生殖的意义，但也肯定地包括了或更多地是祈望保佑寨子平安吉祥，免受外来的异己力量（既包括鬼怪邪祟，虎狼蛇蝮，也包括天灾人祸）的侵害这样的使命。因此，在一些边远的民族和地区，还保留着某些崇拜祭祀的仪礼，就不足为怪了。

　　沿海一带有些地区的农村里，有一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石头公”或“石干爸”“石干妈”的石神，可能也是石敢当灵石崇拜的遗绪。福建漳州城内南隅曾建有一座小庙，据说所供者是一个石头公，而且还传说他的生日是二月初六。此庙早已无存，石头公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不见了。 [22]

　　据调查者报告，山东鲁南地区有石婆婆的石雕像，当地老百姓为了小孩子长命百岁，要在二月二或三月三、清明节敬石婆婆、拜石婆婆，而且相沿成俗。这种石婆婆的雕像，有的是用石头新雕的，有的则是利用出土的古代石刻雕像代用，不管是文是武，仅取其偶像之义而已。 [23]

    石干爸和石干妈的信仰风俗，在连运港海州湾一带的渔民中间有着久远的传统。在渔民的心目中，石头是天意神造之物，不怕风吹浪打，拜石头为父母，得到石头的保佑，能使自己象石头一样平安免灾。渔民们把这种雕琢粗犷、受人们崇拜的男女石像，叫做石干爸和石干妈。一个男孩到了满月或一周岁生日时，父母就要把他抱到祖传的石干爸石干妈前面，摆些糕点，点烛烧香烧纸马放鞭炮，边磕头边祷告，要石干爸石干妈把这个孩子当成亲生的儿子，保佑他平安免灾。父母祷告完毕后，叫孩子向石头喊两声爸爸妈妈。从此，这个孩子就算拜认了石干爸石干妈了，直至终生。逢年过节，都要石干爸石干妈面前去烧香磕头。尤其在成年结婚时，一定要去祭拜，请喝喜酒、吃喜饭、用喜钱。这一带，往往是同一宗族、同一村庄同拜一块石头为石干爸石干妈，没有辈分之别。 [24]

　　沿海一带的石头公、石婆婆、石干爸、石干妈信仰，其功能类似石敢当，又不完全是石敢当。石信仰是环太平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因子。在东南沿海（很遗憾，浙江沿海的石信仰材料未能收集，山东沿海的民间信仰近代以来扫荡得较为彻底）一带，巨石崇拜、山岳崇拜异常普遍，而这类石头公、石干爸信仰，无疑也应该是石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石头公、石干爸、石干妈的职责，也主要是保佑居民和村寨的平安顺遂，因此，可以认为是石敢当信仰流传中的一种地域性的转形。

　　台湾地区也有石头公的崇拜。吴瀛涛先生著《台湾民俗》一书中记述了台湾奉祀石头公的情况：南投街茄　脚的石头公、员林街东山的石佛公、丰原神冈庄社口振兴祠所供的石头公，都常有祭祀活动。这些被人们供奉的石头公，都被认为是有灵的神石。罗东冬山庄大溪的一间小石庙里供的是一块山岩。相传，这块山岩，以前是在山路旁边的。有一次，一个村民要去山里打柴，看见这块石，虽然没有风吹，却在摇动，就认为是不吉之兆。果然，当天就在山上发生了番害，村民没有去山里，才免于遭祸。俗传，这块神石，对于村民是否可以进山，会示预兆，因此，很受信仰。 [25] 对于台湾各地的石头公信仰，王孝廉先生认为：“台湾的石头公信仰，…也就是由大陆的石敢当信仰发展和延续而形成的，前举王象之《舆地纪胜》中所载的莆田，是现今福建省厦门附近，唐代的古城在现今厦门县治的东南方，台湾的石头公信仰应是明郑渡台时闽南人带到台湾来的民间信仰，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延续痕迹。” [26] 〔27〕他的论述精当，我想，学术界是可以接受的。

　　　　　　　　　　　　　　　　　　　　1992年10月18日

（发表于《东岳论丛》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