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所未发

——读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

边缘人

读了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之一）之后，内心涌出一丝无法掩饰的激动和快慰。我为作者的这部不乏新见、治学严谨的著作感到高兴。古人早就有言：在治学的道路上，光靠才具远远不够，还得付出勤奋。萧放是二者兼而具之，才有了这样一份令人高兴的收获。

这是一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作者所选定的虽然是对南朝梁·宗懔撰于公元六世纪的《荆楚岁时记》一书的研究和评价，但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停留在对这部字数不及两万的著作本身的分析和评价上，包括指出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时间）民俗志专书（160页）、开创民俗记述文体的意义（第153页）、开创民俗记述的实录原则（第154页）等，而是扩而大之地将其写成了一部包括评价宗懔原作在内、广泛论述六朝时期荆楚地区的民俗史著作。这就不仅加大了该著的历史文化含量，而且为作者提出与论述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搭建了一个可以自由驰骋的舞台。作者以《荆楚岁时记》成书一千多年之后的一个研究者，虽然被弥漫在历史长途上的雾瘴所阻隔或迷惑，但他所作的描述和论列，就某些方面所进行的开掘而言，其成就和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了宗懔的同时代人杜公瞻为原著所作的注，尽管杜注是功不可没、甚至是与原著珠联璧合的。

我们注意到作者拟定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副标题：《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其实，“时间观念”的提出，在书中并非是轻描淡写的“兼论”，而是从对《岁时记》的写作背景、到对作者思想倾向（指出其为困于北朝时期的追忆之作）和文本内容（汉朝的大一统从政体到意识形态崩溃之后，在离乱之中兴起并形成的荆楚之地新的民众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挖掘和提取出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即：从“王官之时”到“民众之时”两种时间观念的并存、交替、转换和替代，以及在两种“时间观念”背后所遮蔽着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嬗变。应该说，把“时间观念”单独提取出来并加以阐发，是《荆楚岁时记》研究中一个较内容的分析更为深层的思路和更为可贵的收获，正是抓住了“时间观念”的转换，才抓住了《荆楚岁时记》的内在结构和思想内核，才能解开流传千余年而生命不衰的秘密。

当代民俗学研究中的一大通病或曰锢疾，是不少文章里把不同时代的民俗事象“压缩”到一个平面上，即无论是汉代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唐宋时代的、元明清时代的民俗事象，都不加区别地掺和到一块儿或不加甄别地“压缩”到一个时代里去论列评估，含糊其词地将其说成是现代存在形态的民俗，这就抹杀了民俗事象的时代性。笔者虽然早意识到并公开指出了这一弊端，但由于知识所限，有时自己也难免出现这类错误。萧放大学本科出道于历史学专业，较其他青年学者有较深厚的历史学造诣，在其著作中，对不同时代（汉代及其以前，和汉代以后的六朝时代——其中又有南朝与北朝的区别）形成并流传的民俗事象，力求根据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寻找可能找到的参照物，将其作条分缕析，给以历史的定位，尽管也许并非所有的定位都做得恰当而正确，但这种努力显然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勘可效法的。譬如作者在对“岁时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引出了关于“天时”与“人时”两种对立的观念及其内涵的开掘，从而使“岁时记”这种文体的出现，收到了水到渠成之功。（第37—48页）又如，对“时令性”节日和“人为性”节日的判断和叙述，也是一例。作者说：秦汉时代的《月令》是依照四季自然节气的变化，叙述时令性活动，与秦汉时代的王权控制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四民月令》与大庄园及庄园主势力的形成相适应。而《荆楚岁时记》虽然也是按照时间的流转叙述人事，并且也还多少带有月令的痕迹，但它主要的是依“人为”节日这一社会人文节点来描述民众的时间生活，反映民众的时间观念，并自成系统。这种叙述体系的出现并形成，显然是秦汉时代相去已远、六朝时代楚文化兴起后的八百余年间，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生活机制的必然产物。（第152页）这种对民俗生活事象的“时间”的区分，固然是件困难的事，但对历史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荆楚岁时记》的成书时代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学术立场、著述思想和著作面貌，而相对于秦汉时代的社会相对稳定而言，六朝则是一个社会动荡、时代转换、文化多元的时代，于是，分析时代的、社会的、思潮的、文化的起伏、更迭和杂处、交融，是绝对必须的。推动一个时代或一种民俗体系（荆楚民俗）的兴起和形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多种多样的因素中，也肯定有主有从，作为研究者，无疑应在全面探求中发现那些对民俗生活的剧烈嬗变发生影响较为重大、较为直接的因素。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却又是无法回避的。萧著在剖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时发现，在外部，战争或灾荒是推动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部，楚国的开放包容气度不仅是铸就楚文化的辉煌、也是推动楚民俗的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个论断所显示的唯物史观，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当年对大不列颠人对印度的野蛮入侵的论述。入侵固然是血腥的，但它使印度的社会从野蛮进到了文明。汉魏之际中原发生的变乱，使衣冠士族和普通百姓纷纷南下入楚，人口的大量迁移与南北民众的杂居，给荆楚之地带来了异质文明和异域民俗，与原有的荆楚文化相交融相吸收，形成了新的荆楚地域文化和民俗。这种新兴的荆楚地域文化与民俗中，既保持着荆楚固有的神秘（如巫风，神话）与浪漫（想象，情性），又吸收了中原的现实与理性。

我愿意用一句短话来概括我这篇随笔的主旨：“发人所未发。”钟敬文老先生说：“萧放同志的研究业绩主要是对《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民俗史与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学术意义的抉发。他研究视野开阔，对《荆楚岁时记》产生的时代与所记述的时代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分析；对《荆楚岁时记》的学术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扒梳，正确地指出了它与《月令》、《四民月令》之间的文化变迁关系。将岁时记与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结合进行探讨，这是前人未曾作过的开创性的研究。”（《序》）

2001年7月2日

发表于《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