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小学问大
——读吴裕成《中国的井文化》
刘锡诚
世间有各种各样用途和形制的井，而水井，是人们须臾无法离开的，一旦没有了水井，人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而如今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通常吃的水是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实际上并非“自来”，吸取自江河之水者有之，吸取自井水者亦有之），对于他们（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吃水的水井，大概是比较陌生的事物了。但我敢说，在我国的大部分农村里，水井却依然是人们生存的必需之物。
据已故历史学家徐旭生考证：大宛在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城中还没有井，在城外流水中汲水。到“新秦得人”（即中国人）才学会穿井取水的方法。因此，掘井技术的发明是一件相当晚近的事。（《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洪水考》）生齿日繁，从聚落发展到城市，人类便离不开井了。可是，人们对井又了解多少呢？除了吃水而外，对于井在人类历史上积淀而成的文化内涵，恐怕了解得甚少。充其量也不过停留在父母教给的“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掘井人”一类道德训诫上而已。即或了解得更多一些，也常常是浅尝辄止，说不大清楚，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读那些摆着大架子，实则花拳绣腿的书，常有上当受骗之感。而读了吴裕成的新著《中国井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之后，知道了在“井”字背后隐藏着的深厚而多样的文化，使我对“开卷有益”的古训又有了新的感受。此前，曾读过他的一本《中国的门文化》，如今再读这本《中国的井文化》，感觉告诉我，这两本姊妹篇，用同样的方法解读两个不同的对象——门和井，于是，不禁对这位年轻报人兼学者多年来在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寂寞而执着的耕耘，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意。
通观这本专著，作者对作为文化器物的“井”和作为符号的“井”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文化解读。应该说，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文化史上和文化学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井”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过如此系统的研究和阐发，甚至从来没有人对有关“井”的资料作过系统的搜求和梳理。他所做的是一种拓荒的繁难工作。他在书中回答自问“井是什么？”时，尽管只写了简短的一句话：“平地凿凹，人与泉源的对话。”但要完成这个任务，所涉及的知识范围和思想深度，则是很深很广的，从构成上层文化的经、史、子、集，自由士人写作的野史、笔记、志异、小说，到构成下层文化的神话传说、轶闻轶事、民俗典故，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可谓是深奥的、浅显的，技术的、哲学的，理想的、道德的，风俗的、传奇的，抒情的、寓言的，话题多多也难题多多。
总而言之，“井”既是人类使用的文化器物，又是一个隐蔽着许多神秘内涵的文化符号。为了解开“井”的秘密，作者就要无可选择地从这两个方面去掘进，去探险，去开拓，去解剖。这也要求作者沉下心来，到几千年来的书海中去钩沉那些长期被淹在汪洋中几被遗忘的碎片，到各阶层各群体的民俗生活中去搜罗那些平时为学界视而不见的麟爪，游弋于古人的和当代人的两种不同立场上、以不同的武器和手段去剖析所得到的各种材料，发现和阐释其直接的和间接的文化含义。摆在作者面前的，当然是一条艰难的治学之路。但没有这种拓荒的精神，没有这种搜集和钩沉资料的功夫，任何人都只能是一个站在门外的观望者。吴裕成在这个专题上所做的和所达到的，也许还有可指责可批评的地方，但谁都无法否认他所取得的成绩值得称道。
这既是一本文化解读性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读来趣味盎然的知识性读物。作者以报人的娴熟笔法和幽默的风格，以学者的无一字无来历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学风，把进入笔端的每一个与“井”有关的史实、故事、典故、事件、人物、风俗、哲理，既作地理的历史的神话的人文的梳理，又给以文学的历史学的文化人类学的新观念的剖析阐释，因而写得有声有色，解析得入情入理。作者写了掘井、汲井、护井，写了“历史之凹”（从市井之井、凿井之德、儒家释家道家之井观到帝王之井），也写了祭井、井龙、岁时、风水，还写了井的哲思文采，等等，真是方方面面、洋洋大观。以在《人物风景线》这一节中所写的“人物井”为例，作者不是停留在写历史上或传说中与人物有关的井的来历上，而是从人物赋予井的特殊含义的视角，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高尚贞操、道德取向、风俗蕴含等。《舜井成双》中的舜，就是如此。神话中的舜，曾经经历过同父异母兄弟象的烧仓、填井、灌酒三次暗算，当舜听从象的指令下到井里去时，象则以土填井，想害死舜，但阴谋未能得逞，舜从另一井口出来了。所以后世很多地方有“双井”之说。北京不是也有“双井”这样的一个地方吗？作者在“双井”故事的背后，开掘了几千年来众所颂扬的舜的品格风范和道德准则。又如《昭君井和绿珠井》，不仅写出了王昭君和梁绿珠两位古代佳丽的不平凡的身世和历代对她们命运的慨叹，而且解析了女性与井的文化关联：井属阴，女属阴，以井表达女性美的象征的意蕴；井台是女子的天地，井泉可增加女性的美容等。作者的这部新作，不仅以新的象征解读的方法给读者以新鲜的文化知识，而且为我国新兴的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建设提供了新东西。
2002年6月21日
发表于《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