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治学精神

——评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

刘锡诚

王文宝兄到我住所来，赠送我一部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著《中国民俗研究史》。读着这部35万字、200多幅图版的煌煌大著，心中漾起一些感慨和敬佩。他是我的大学长，比我早几年出校门，凭他的基础和勤奋，本该是早出道的，但政治运动却把他抛掷到生活的底层，真正能够有条件着手研究学问，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他选择了民俗学史。他不怕寂寞，甘于坐冷板凳。20年多来，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接连写出了《中国民俗学发展史》（1987年）和《中国民俗学史》（1995年）两部著作。我正在读的这部新作，已是他的第三部民俗学史专著了。这几部学术著作的出版，使他成为中国民俗学史领域里独占鳌头的角色。

对于治史者来说，最难的是史料的搜求，而历来很少有人问津的民俗学领域尤其如此。除了几个比较热门的时段（如北大歌谣研究会、中山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以外，前人很少做过系统的史料的积累，他便一点一滴地从零做起，不放过一个人物、一个社团、一本杂志、一本书，甚至一个简章、一封书信。跑图书馆，向私人借。在翻阅书籍杂志外，还给那些能打听到的、健在的学者们写信，登门拜访求教，提问解疑，探究情况，索要资料，乐此不疲。因而他与许多知名学者（如江绍原、常惠、杨堃等）建立了私交。他不像学校里的教授、研究所里的研究员有优越的条件，身边有助手协助、经费有基金资助，他只是单枪匹马，事必躬亲，不骄不躁，不紧不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不论什么旮旮旯旯里的一点点情况和材料，一旦得见或到手，他都视若珍宝。如此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新发现的、新搜到的史料不断增加，也就使他的认识不断得到提升和更新，有了较多的积累和较成熟的思考，他便再写一本新书。这部新作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积累的背景下撰著的。

以他的三部著作来看，史料一部比一部丰富，论述一部比一部成熟，体例一部与一部不同。各有特点。也许有人会说这后一部是前两部书的增订或修订，而在我看来，由于其资料的丰富和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因题旨立意和体例架构的不同，容纳了许多在过去写的《民俗学史》中没有涉及或无法容纳的内容，因而成为一部面貌崭新的著作。细说起来，它的特殊之点在于：一方面，作者保持了过去写学术史的传统模式，把民俗学领域的主流派别和思潮作较多的系统的叙述，勾画和描绘出了自北大歌谣研究会以来至20世纪末80年的中国民俗学发展演进的大致轮廓和轨迹。另一方面，他更多地沿袭和吸取了中国旧学、类书的写作传统，对不同时代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民俗学著作，或地区民俗志，或地区岁时记，或一般民俗理论，或翻译介绍，或综论，或支学……都不加褒贬地加以著录和阐释。这后一个特点，简单地说，即“著录”，为一般现代史著所不取，却为民俗学这个尚欠发达的学科的发展“著录”了丰富的稍纵即逝的史料，也显示了在新的社会学术条件复兴中国古之“类书”传统的意向。也许这就是作者自称“民俗研究史”而未再重复“民俗学史”的缘故吧。

治史要有进步的立场和观点。目前史学界正在讨论的“新史学”，其实就是指史学观的新和旧而言的。20世纪60年代盛行一时的“以论带史”思潮，曾经把我国的社会科学带入困境，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歧路。在清算“以论带史”这种极左思潮时，才认识到了所谓“论”者，必须依附于“史”，也就是学界归纳的“论从史出”。写史不能没有“论”——观点、立场，但这个“论”不应是先验的，而应是从“史”的建构中总结出来、而且指导史的建构的。现在，“以论带史”的流毒也并没有完全根除。屏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伪装的教条主义的“论”之后，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却又“拿”外国的“新”论来套中国学术发展史，既没有充分“中国化”，也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种自鸣得意而被真正的外国学者嘲笑的“拿来主义”者，比比皆是。王文宝在写试2的时候，也有“论”，但他没有受到上面所说的两种先验“论”的影响，而是从实际出发，让史料说话，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当然，他的新著中也存在着另外的不足或缺憾，比如，对中国民俗学从30年代起就表现出来的远离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危亡而陷入纯学术自闭的状态，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分析，而这恰恰是中国民俗学不能与时俱进，从而不能健康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家是可以从这里总结出重要的经验出来的。

2003年7月7日

发表于《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