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绝响
——读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
刘锡诚
不久前，旅英华人油画家薛美辰先生来访，说他接受了已立项、正在着手兴建的辽宁省锦州市民俗博物馆大厅里一幅大型油画的创作任务，这次来京是为了到北影观摩有关旧时东北民族的服饰影片资料的。刚巧几天前我收到了宋兆麟先生见赠的新著《最后的捕猎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7月），便顺手向他推荐，并告诉他，作者在书里采用了许多上世纪60年代初在鄂伦春族做田野考察时拍摄的民俗照片，尽管当时拍的是黑白片，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张张都很令人满意，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些照片如今已成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难得视觉资料。他如饥似渴地翻阅了书中的那些旧照片，掩饰不住心中的高兴，说其中有些照片他完全可以用油画的语言再现出来。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呵！
宋先生写作此著的素材，主要是根据他40年前受命到鄂伦春族进行民族文物调查时所做的笔记和所摄的照片。写作时，他还参照了90年代初再次到原调查地所作的调查资料，尽管第二次调查与多年前的第一次调查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东西已经在历史发展的脚步中消失不再了。就这一点而言，作者在书中所记述的40年前的鄂伦春族的民族社会情况（从狩猎到农耕：驯鹿者、骑马者、务农者）、氏族构成、居住方式（从“林中人”到定居）、婚姻状况（族内婚及其演变），以及文化传统、民俗风情、信仰（萨满教）等，当之无愧地成为鄂伦春民族民族文化的“绝响”了，因为包括当年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使鹿部”在内的整个鄂伦春民族的文化，在20世纪最后的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化，一个民族的旧日的民俗再也无法追回了。如果苛求的话，这本书也许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如有些地方行文还有待推敲，但这无损于这部著作的价值：它提供了一个现代民族的历史文化横切面，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风貌的无可替代的“绝响”。有哪一部书能代替它呢？
我读宋著，感到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民族物质文化的关注，而这是为一般民俗学者普遍忽视的一个领域，一种方法。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精神文化，对于该民族或地区的民俗构成来说，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相对于精神文化来说，一定的物质文化与一定的精神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尽管并不是常常处于平衡状态之中。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希腊神话时发表过精辟的论点。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民俗事象，有时是由一定的物质文化所衍生出来的。况且一个民族的某一时代的物质文化，也常常就是民族的民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已经消逝了的那些时代，其物质文化之上，往往镌刻着那个时代的民俗的印迹，因此搜集过去时代的物质文化，对于民族学者或民俗学者来说，就尤其重要。本书作者说，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那次田野调查中，主要任务是搜集民族文物。从其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不仅注意考察鄂伦春族当时的社会状况（男人的狩猎、捕鱼、分配，女人的采集、揉皮与桦皮制作等，这些属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领域的层面），而且还注意对该民族物质文化的器物进行考察与搜集，如劳动工具及其制作（编织业，骨器、石器、木器及其制作，这些都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森林、狩猎——极为密切）；衣（皮革的揉、裁、缝及其工具，装饰）食（食肉的习俗，半生半熟食）住（桦皮树屋，以皮为窝具，“仙人柱”的建构、排列、铺位的安排等习俗）行（陆地工具——鹿、马及其豢养，鹿具、马具；水上工具——木筏、桦皮舟、木桥及其制作；雪上工具——滑雪板、爬犁、兵车），而且也对精神文化（所谓民俗与风情）也作了部分（远非完整的、系统的）描述：如产房、摇篮；如婚丧嫁娶（着重描述族外婚与树葬习俗）。从而使读者从他的叙述与报道中，了解了和体验了一个捕猎民族的昔日文化一步步消失的过程和轨迹。
《最后的捕猎者》的第二个特点是图文并重。图，对于某些学科来说，也许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而对于民俗学、特别是民俗志，则至关重要。图志在我国古代民俗志书中，曾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近代以来，一方面由于学科理念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传统几乎中断了，民俗学者们忽视了图志在民俗学著作、特别是民俗志中的叙事作用。宋兆麟出身于考古，后又涉足于民族学和民俗学，他受考古学的熏陶，重视图在破解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作用，多年来，重视图的搜集与研究，在他以往出版的著作中，几乎都是图文并重、图文并茂的，这部书也不例外。对于民俗学或民俗志说来，图画的叙事功能，有时比文字的叙事功能更具权威性。
这部著作中的图画，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其一，是采自古代的民族志书的插图，其二，是今人画的图解式的插图，其三是作者拍摄的照片，其四是借用的考古发掘的绘图。前两种插图虽然都是图解，但其真实性和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古人去古较近，他们作图时，该民族的民俗样式，还在民间流行，为画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根据；而今人所作之图，除了参照实物临摹者外，大概基本上是根据本书作者的判断和理解而绘，其图样与实物之间，可能十分温和，但也难免存在一定的距离，希望这是一种多余的担心。
《最后的捕猎者》一书，基本上是一部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手记，但又是一部经过作者归纳和重组过的调查手记，而不是按照时序和程序写作的调查手记。在某些教条的学者看来，也许会苛求它的不够严谨，认为它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没有遵守他们心目中的那些调查提纲。但在我看来，按照时序或程序写作的那种调查手记，固然是应该提倡的一路，而像作者这样的写法，也是一路，也应准许其存在，甚至这恰恰就是它的特点之所在。这样的写法，便于作者在叙述自己的见闻时，适时地插入和参照其他学者已发表的相关资料，有时甚至可以是弥补自己调查和记录的缺环（这是任何成熟的学者调查时都难以避免的）。同时我们也还发现，作者也常常拿考古学上的文物来作比较与参照，作横向或纵向的交叉研究，以求进行溯源的探讨，或开阔论述的思路，收到很好的效果。
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受到包括学校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在内的民俗学者们的普遍重视。但这种建设，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体系上的规划、建构、奠基与开拓，另一方面按，也许更重要一些，倒是更应提倡类似作者笔下的这种个案的（民族的或地区的）民俗志“式”的描绘，只有这种扎实的个案调查与描绘大量丰富了，我们中国的民俗学学科才能在大地上而不是在沙滩上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才能摆脱目前常常遇到的这种风雨飘摇的境地。
2001年9月23日
发表于《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