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艺术》序
刘锡诚
记得2012年的夏秋间，文学理论家陈辽写过一篇题为《刘锡诚：三十五年四“转身”》的文章，写我从1990年告别行政领导工作后，“致力于文化史迹的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研究、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三部能够留存后世的著作：《追寻生命遗韵》、《中国原始艺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史》以及《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等多部著作。” 他称这是我的学术史上的一次“华丽的转身”。回想已经逝去的六十年，我这一生还真是充满了一些戏剧性。在从事的专业和著述上，的确有多次“转身”。一个本来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偶尔写点文学评论文章并有幸被称为文学评论家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驯服地听从领导的调遣，阴差阳错地进入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继而又涉足民俗的研究，在 民间文学研究著述之外，也陆续写了一些探讨民俗与民俗学以及民俗与艺术的文章。如今已到了耄耋之岁，在回首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做个小小的总结的时候，从数量不少的这类文章中选出一些稍有价值的篇章来，编为《民俗与艺术》，作为我的自选集之一。
我生命的后三十五年，被“边缘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民间文学的研究上，民俗学并非我的主攻方向，我的介入民俗学研究，开始于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在民俗学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批判产生的一份同情。君不见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民俗与国情备忘录》，就并非发表在民俗类的学术刊物上，而是发表在《报告文学》上的。后来，我之所以继续在这个园地里耕耘而不肯罢手，无非是想借助于我在文学理论上的优势，运用已经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理论武器，或深或浅地探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试图解决一些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上悬而未决的的重大问题，而不是像老友冯骥才说的那样，有些民俗学者把民俗研究当做手中“把玩”的玩物。譬如，我对民俗的属性的阐发，认为民俗中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如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一部分是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如风俗习惯甚至多神信仰，漂浮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不受改朝换代、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的。又譬如，我对民俗与国情关系的阐述，也受到了学界朋友们的关注。1985年我开始研究原始艺术，这一年的5月，我为《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学员写了一篇题为《原始艺术论纲》的讲课教材，后来公开发表了，继而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申报和承担了《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此把原始艺术与当代民俗（特别是民俗艺术）衔接起来，并力所能及地进行了若干田野考察，把书斋研究和田野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最终成果《中国原始艺术》这部专著于1988年结项，得到了学界同行们的首肯。原始艺术的研究，大大地开拓了和丰富了对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的研究。又譬如，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引进，我开启了对文化象征的研究，编著了《中国象征辞典》，出版了《象征——对一种文化模式的的考察》以及一批关于傩舞傩戏等傩文化的论述和文化随笔，无意中在民俗学研究上扮演了一个首倡者的角色。如此等等。
这本选集里收录的60篇有关民俗与艺术的大小文章，是我一路走过来的漫长的学术途程中留在身后的一串并不连贯的脚印。
刘锡诚 2017年10月1日于北京
《民俗与艺术》（自选集），学苑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