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与人类起源神话

刘锡诚

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里，我国的原始先民就地取材，制造出了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以及华北、东北等广大地区的陶器、牙骨器和玉器等器皿或装饰品，并且在这些造型精美的器皿和装饰品上，刻制或绘制一定的花纹或图案，使之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原始艺术品。

作为史前时代的艺术，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特别是彩陶和黑陶），悠悠几千载，埋藏在地下，只是靠了学者们的考古发掘，才得以使其中的一部分重见天日，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从而使重构原始文化和史前艺术的规律和体系成为可能。比较起其他原始艺术门类（如口传的原始艺术，如神话、诗歌；身体动作的原始艺术，如舞蹈）来，以陶器为代表的造型艺术，因为有物质外壳的依托而得以完整地把原始艺术原来的面貌保存下来。

本文拟从葫芦与原始陶器的造型、葫芦与原始神话、葫芦与原始巫术三个方面，来讨论葫芦与史前艺术的关系。

葫芦是新石器时代陶器造型的原型之一

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标志固然是人类所使用的工具，由打制石器即粗石器进步到了磨制石器即细石器。然而火的被利用，使泥土等物质改变了自己的化学性质，从而结束了单纯依靠自然力恩赐的历史。因此，陶器的发明，又被认为是新石器文化的一个标志。

考古学确认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有碗、钵、罐、盆、壶、豆、瓶、鼎和鬹等十余种形式。这些陶器具有一定的造型，实用性很强，同时制作时也注意器表的光洁和美观。这里面，既包含着制作的技巧，也包含着审美的观点。因此，陶器造型本身就构成艺术。

陶器的造型，有形象的、也有非形象的。就其起源来说，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原始先民由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在制造出陶器来之前，曾经经历过一个利用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物件当作器皿的阶段。这是无可怀疑的。

考古学已经证明，可能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的头盖骨就曾经是人们用来喝水的杯子。如“北京人”的洞穴里发现的14件头盖骨，被认为是“把头盖部分作为盛水的器皿”的例证。 [1]

野生的或经驯化的葫芦，也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一种现成的器皿。吴山先生在1982年提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早先很可能利用自然形态的葫芦果壳，作为器皿使用。” [2] 刘尧汉先生于1987年进一步指出：“我们根据民族志资料可以推断：世界上凡是远古曾生长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容器之前，曾先使用天然容器葫芦。” [3]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相信，还处在采集阶段或采集渔猎阶段上的原始人，就可能用野生的葫芦作为容器了。原始先民在使用过一段时期的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器皿之后，才开始模仿这类现成的物体的形状，或以这些现成的物体为模型，创造出各种形状和不同用途的陶器来。葫芦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新石器时代，在葫芦为原型制陶的方法，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制陶者把葫芦作为模型，将和好的细泥糊在葫芦的外面，做成一个葫芦状的泥坯，然后放在火上烧。待烧成后，葫芦因被烧成灰烬而自然脱落，剩下来的便是陶瓶或陶壶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织的或木器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 [4] 友人宋兆麟先生告知笔者，他曾在云南的文山的彝族中见到，他们还保留着这种最原始的制陶方法。其二，以葫芦为原型，模仿葫芦的样子，将泥片塑成葫芦形状的泥坯，然后放到火上烧制。原始先民模仿葫芦的形状或以葫芦为模型制陶，制出来的陶器可能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造型。以造型来区分，葫芦形陶器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完形的葫芦造型，呈丫丫葫芦状，鼓腹、敛口、平底或尖底，如瓶、壶；一类为经过切割后的葫芦造型，截去上半部分为罐、瓮，纵面切开为碗、瓢。

迄今发掘出土的最早的完形的葫芦形陶器器皿，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长颈葫芦形陶瓶、细颈陶壶，是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距今约6000年。 [5] 这种葫芦形陶瓶（壶）在仰韶文化中也是有时期性和地区性特征的，而不是普遍的。有学者指出，葫芦形陶瓶（壶）是半坡早期的遗物，而与半坡早期的文化特征相同的遗址，又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因此，半坡类型的葫芦形陶瓶（壶），多见于关中地区，而基本上不见于关东地区。 [6] 这里面必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譬如，半坡或关中一带六千年前曾经是葫芦的生长和种植的区域，当地氏族部落存在着崇拜葫芦的信仰等。

同属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几件彩陶壶和陶瓶，与完形的葫芦形象酷似。其中X式陶瓶，口部葫芦形，腹下坠，最大颈近底部，平底，整个器形像个葫芦。式细颈陶壶，口部作葫芦形，腹壁作流线形，底呈尖锥状，腹侧有双耳，颈部有戳刺纹，腹部饰斜绳纹，通常称作尖底瓶。 [7] 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瓶共114件，数量极为可观。此类陶器是姜寨第二期文化遗物中的主要器形之一。陶质细腻，造型美观。多为泥质红陶及细砂红陶，多数素面，少数饰黑彩，个别饰绳纹。标本ＺＨＴ8Ｍ168：3葫芦形瓶，口微敛，口颈分界不明显，平底。腹部绘有两组黑彩变体鱼纹图案。标本ＺＨＴ5Ｍ76：10葫芦形瓶，口和腹全饰黑彩，腹周饰黑彩变形人面四组。每组绘一圆形人面，眼、眉、鼻、嘴俱全。 [8] 陕西渭南史家遗址出土的葫芦瓮，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的泥质红色葫芦瓶，也都是依照葫芦的形状作为彩陶的造型的实例。 [9]

甘肃甘谷县西坪和武山县傅家门出土的庙底沟类型和石岭下类型时期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 [10] 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时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11] 也都属于葫芦形的陶器。

马家窑类型甘肃永登遗址出土的束腰陶罐，也是葫芦形的。马厂类型甘肃临洮出土的一件陶勺，被认为是葫芦纵剖面的形象。这件作品被瑞典人安特生1923－1924年在甘肃地区考察时在兰州买到，近几十年来多次考古发掘中再也没有见到类似的遗物，因而成为稀世珍品。 [12]

云南鲁甸马厂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9件陶器，其中一件发掘报告称之为“陶勺形器”，形状酷似葫芦，在颈部有一小圆孔，体部有一大圆孔，内部实心而不相连，显然不是葫芦笙一类的乐器。有学者认为是一件自然崇拜物，而且从艺术的角度看，是对葫芦模仿得极像的陶葫芦，可以归于象形的即葫芦（植物）形的原始造型艺术品。 [13]

为什么原始先民选择葫芦作为陶壶或陶瓶的造型原型呢？

首先是葫芦种植普遍并容易得到，就决定了葫芦能够成为原始先民最先选择的简单而又轻便的容器和仿制陶器的原型。1973年和1977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对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出土了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葫芦种子，说明六七千年前葫芦就已经栽培了。由此可以推断，远古时代，葫芦在江浙一带不仅有野生的，人工种植也已经相当广泛和普遍了。关中一带当年是否种植葫芦，没有可靠的考古材料可资证实，以陶器的形器作为反证，倒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其次是葫芦的实用性。葫芦是原始采集与农业民族的重要作物，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实用、药用，晒干后经剖切制作，可作各种形态的容器和渔网的浮子，以及泅水的工具等。葫芦作为容器，在同等的圆口器皿中，容量最大，又容易倾倒入水，方便出水，因而为原始先民制作陶器提供了天然模型。

再次，葫芦可能是被当地居民崇拜的神物。由于葫芦的形状是鼓腹而有细颈，而鼓腹的形象，多籽的特性，很像是妊娠女性的身体。原始先民便根据同构的原理发生出联想，认为葫芦具有繁盛的生殖力。于是在其信仰中，就赋予葫芦以人类孕育和出生的母体的象征意义。《诗经·大雅·緜》说：“緜緜瓜瓞 ，民之初生。”这个“瓜瓞”就是葫芦。葫芦在诗里被隐喻为人所由出生的母体。在原始观念中，葫芦逐渐由受崇拜的“母体”而兼为受崇拜的“祖灵”。人死后，其灵魂也回归到葫芦里或通过葫芦这座“桥梁”返归祖地。葫芦作为祖灵被崇拜的观念，在现代一些少数民族中也还有遗留，如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毕县摩哈苴村，还有少数彝族家庭仍把葫芦当作祖先的化身来供奉。 [14] 这样说来，葫芦在古代可能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祭器。把葫芦作为陶器造型取象的来源之一也是不足怪的。

第四，葫芦的造型美观。“葫芦外形美观，不须任何加工，它的外壳剖开后就可制成碗、瓶、勺、罐等实用器皿。我国历代很多工艺品就模拟它来造型；古代不少绘画作品，也有也葫芦作为器皿的描绘。” [15] 葫芦那坚硬而光洁的外皮，流线型的曲线造型，都给人一种审美的快感。而对审美的追求，在早已脱离了野蛮状态而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的先民来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而正常的要求。这也就成为原始先民把自然界的葫芦作为陶器造型的原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原始的创造思维的提高和加工能力的改善，在原来粗拙的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其外形，达到匀称均衡，使其更实用、更合理、更美观。

                       人类起源神话中葫芦的原始意象

原始神话是原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叙事故事，它的特点是神圣性、真实性以及与信仰紧密连接在一起。神话是一种以语言传述为主，以巫术、绘画、岩刻、纹饰等多种原始艺术符号表现为辅的综合性艺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神话，是比较晚近的事。由于靠语言传承，变异性很大，在漫长的岁月中往往会发生变异，因而我们很难看到原始神话的原貌；而一些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岩画上的图像、彩陶和玉器上的纹饰，却将某个特定时代的原始神话意象凝固在线条和形象中，使一些神话意象得以以较早和较为原始的形态保存下来，成为我们在文字记载之外认识神话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前面说过，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先民制作的各种形态的葫芦形陶瓶（壶）。甘肃甘谷西坪出土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其腹部绘有身体弯曲、充满着生命力的人面鲵鱼纹饰。继而，又在甘肃武山出土了一件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人面鲵鱼纹彩陶瓶。这两件彩陶瓶及其腹部所绘制的鲵鱼人面纹饰所表现的，很可能是“葫芦生人”神话的意象。

这个图像上的“鱼纹”，可能是鲵鱼，也可能是蜥蜴。鲵鱼，俗称娃娃鱼，状若蜥蜴。无论是鲵鱼，或蜥蜴，其共同的特点是水陆两栖动物，在古代都是受到崇拜的动物。据何新先生的研究，鲵鱼古代被奉为虹神，蜥蜴被称为“龙子”。鲵鱼或蜥蜴就是被人们崇拜的“龙”的原型。有记载以来，“所谓‘龙’就是古人眼中的鳄类、蝾螈及蜥蜴类动物的名称。” [16] 在新石器时代，蜥蜴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先民崇拜之物。澳大利亚人的图腾中，在陆上的动物中，通常以袋鼠为图腾；在两栖类中，就有蛇类和鬣蜥蜴。原始先民所以把蜥蜴当作图腾来崇拜，首先与当地当时的自然条件有关。

甘谷和武山毗临而居，不论是庙底沟时期，还是石岭下类型时期，先后在这里居住的先民，可能都是以鲵鱼或蜥蜴为图腾祖先的氏族部落。人面鲵鱼纹或人面蜥蜴纹可能是他们的氏族祖先图徽。这里的先民，把他们所崇敬的图腾祖先的形象绘制在葫芦形的陶瓶的腹部，绝非随意之作，而是一种很严肃神圣的事情。想必他们在制作这件彩陶瓶时，可能还要举行某种仪式。根据原始先民的思维特点来推论，器表所绘制的动物图像，往往也就是装在陶瓶里面的动物的透视图像。这个蜥蜴图像可能意味着他们的图腾祖先是孕育在葫芦里、从葫芦里生出来的，葫芦是孕育人类祖先的原始母体。这个绘制着人面鲵鱼或人面蜥蜴图像的陶瓶，因而可能变成了一件渗透着人类起源神话意象的圣物，这些图像也许隐含着一个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人类起源的原始神话。

我国许多民族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十分古老的“葫芦生人”母题的神话。从今人记录的这些人类起源神话来看，以“葫芦生人”为母题的神话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中都有，特别是南方民族。我们不妨把新石器时代葫芦形陶瓶（壶）上的人面鲵鱼划人面蜥蜴图像所隐含的“葫芦生人”神话意象，与今 人记录的“葫芦生人”神话作一简单的比较。

今人记录的“葫芦生人”神话，仍然保留着“葫芦生人”的基本母题：人最初是从葫芦中走（生）出来的。傣族神话说，在荒远的古代，地上什么也没有。天神见了，就让一头母牛和一只鹞子到地上来。这头母牛已经在天上活了十几万年，到地上只活了三年，生下三个蛋就死去了。此后，鹞子孵蛋，其中一个蛋孵出了一个葫芦，人即从这个葫芦里生了出来。拉祜族的天神厄莎创造人类时，是用自己种的葫芦。葫芦长大，发出人的声音和歌唱，厄莎叫老鼠给葫芦咬开两个洞，人便从葫芦里爬了出来。佤族神话说，主宰世上一切最大的鬼神“达摆卡木”与一头母牛交配后生产出一颗葫芦籽，栽种后结了一个大葫芦。洪水滔天，淹没了大地，黑母牛把葫芦放进船里守着，后来，当水退落，黑母牛用舌头舔开葫芦，人类便从葫芦里出来 ，一代一代繁衍到今天。

除了人类外，从葫芦里走（生）出来的还有各种有生命的动植物。佤族神话说，古时像开水一样沸腾的洪水淹没了大地，世上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达梅吉和一条母牛。达梅吉和母牛交配，母牛受孕，产下一个葫芦。人和万物就从这个葫芦中诞生出来。 [17] 原始思维认为，万物有灵，人与动物常有血缘关系，是兄弟，所以人与动物同出于一个母体。

在这些后代记录的人类起源神话中，最基本的神话素是葫芦和人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葫芦是孕育人祖的母体。这就是说，这些神话素是从仰韶文化彩陶瓶（壶）上人面鲵鱼或人面蜥蜴图像所凝聚着的“葫芦生人”神话意象中传袭下来的。后世记录的神话文本与陶瓶图像的神话意象之间的不同，或陶瓶图像上的神话意象中所没有的东西是：葫芦是从哪儿来的。记录的神话文本提供了三种答案：一，葫芦是从母牛生下的蛋中孵出来的；二，葫芦是母牛与鬼神“达摆卡木”交配生的葫芦籽长的，或母牛与达梅吉交配生的。三，葫芦是天神厄莎种出来的。记录这几则神话时，这几个民族虽然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但还大都处在氏族社会解体阶段。显然，在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记录神话的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人们时时在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而这三个答案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合理化的倾向，其中葫芦是天神厄莎种出来的这个答案，带有相当发展的农耕社会（出现了“种植”的观念）和相当进步的原始宗教（天神信仰）的色彩。这是我们在彩陶瓶的图像中所看不到的。尽管这些神话文本是现代记录下来的，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种带有一定合理化因素的“葫芦生人”神话看作是比较原始形态的“葫芦生人”神话。

关于“葫芦生人”神话，以及它在我国人类起源神话中所占的地位，闻一多先生早在40年代就已经论述过。他对所搜集到的49个洪水神话进行比较分析后，也得出结论说：“最早的传说只是人种从葫芦中来，或由葫芦变成。”他指出，葫芦生人在人类起源神话中是原始的、基本的情节核心，在其演变过程中，洪水神话是后来粘合上去的。也就是说，洪水故事本无葫芦，是在造人故事兼并洪水故事的过程中，葫芦才以它的渡船的角色，巧妙地做了缀合两个故事的连锁。 [18]

葫芦形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许还有其他的意义。绘有图腾祖先图像的葫芦形器，如果把属于个人图腾的标志这种情况排除在外，那就很可能是整个氏族的祖灵世界的象征。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出现了活人的世界与祖灵世界这种二分世界的观念。死人的亡灵进入到葫芦形器中，通过葫芦形器而变成祖灵，即意味着回到了祖灵世界。后世的明器“壶”形器，作为灵魂从现世升入天上的桥梁的观念， [19] 是从原始的沟通活人世界和祖灵世界二者之间的桥梁观念承袭和发展而来的。

有史以来的史籍有很多关于人首蛇身的人类始祖伏羲的记载 。如《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拾遗记》：“蛇身之神，即羲皇也。”何新认为，甘肃甘谷和武山彩陶瓶上的人面鲵鱼或人面蜥蜴纹图，很可能就是人类始祖伏羲的原始形象。他说：“这一人首蛇身、尾交首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发现于距今约七千年的仰韶文化的陶饰图纹中。” [20] 这当然还是一个推断，还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葫芦生人”的神话意象，在沧源岩画中也有体现。汪宁生先生认定，沧源岩画作画的绝对年代在两三千年以前。时值新石器时代晚期。 [21] 沧源岩画第6地点5区绘有一幅“出人洞”的画面。1985年5月，笔者曾亲自去那里做过考察。有学者认为“出人洞”画面所显示的“葫芦生人”神话意象，也许与佤族现在还流传着的“司岗里”神话有关。“司岗里”又有“葫芦”或“成熟的葫芦”的意思。“在佤语里，‘司岗里’意为人从葫芦出。滇西南沧源和西盟两个佤族自治县之间的阿佤山有一个岩洞，就叫‘司岗里’。‘司岗里’（出人洞）……意译为‘最初之路’或‘人类发祥地’。而沧源县旧称‘葫芦国’。它们与人出自葫芦的神话可能都有关系。” [22] 岩画所描绘的是一个略呈葫芦形的山洞，在山洞四周是众多刚从洞中出来的人和动物，大多呈现出急匆匆的样子，也有互相争斗的场面。佤族的《司岗里》神话说，利吉神和路安神造了天和地，又造了人、太阳和月亮。把人放在洞里。人在司岗里岩洞里闷得很。很多动物来凿岩洞，有扫哈神、马大头鸟神用喙来凿岩洞，有老虎神、熊神来凿。但谁都凿不开。小米雀把长刀（喙）磨快，终于把岩洞凿开了。岩画上的“出人洞”画面上所显示的神话意象，与这则记录神话的内容大体上是相吻合的。

此外 ，在沧源岩画第3地点（曼坎）画面的下端，画有一个葫芦形图形和一组人物图像。对于这个葫芦形图形及相关人物的图像，有学者认为是许多民族中都有流传的洪水后兄妹血缘婚神话的具象形态。“就在这个葫芦图像的上端，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图形：两个双手平展的人物并列在一个三面画有连线的框内，在这个用线条构成的栏框的顶部中央，尚画有一只长着长长的尾巴，类似今天雉鸡一样的雀鸟。值得注意的是栏框内的那两个人：其左者身体部位用颜色涂红染实，并在下身部位套绘着一个倒置的三角形；而其右者的下身部位则未加任何标志。很明显，作者是在表现不同性别的两个人。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结合上述葫芦图形的认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岩画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奇特的符号和方式，向后人讲述着那遥远的洪荒时代，同居在葫芦内的兄妹近亲婚配，繁衍人类的传说和故事。” [23] 沧源岩画作于大约二三千年前，大体与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相当，当时玉器已经相当发达，礼器已经出现，社会分层现象大为强化，出现了拥有精致玉器和专业玉工的富有者阶层。总之，已经迈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当然不同地区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处云南边疆的沧源，其社会进步的程度很可能比良渚文化或龙山文化居民要慢得多。这幅画面是否意味着，比“葫芦生人”神话母题要晚得多的“洪水神话”，那时已经产生了呢？

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出土的彩陶葫芦瓶上的人面鲵鱼或人面蜥蜴纹图，到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沧源岩画中的“出人洞”和葫芦图形岩画，我们都读到了“葫芦生人”神话的意象。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想：“葫芦生人”神话最早出现于黄河上游地区，随着文化的变迁与传播，黄河上游地区的“葫芦生人”神话兼并了南方的洪水神话，从而铸造了沧源岩画第3地点曼坎的葫芦图形所代表的兄妹血缘婚神话意象？“葫芦生人”神话是农业民族的精神产品，从神话意象到神话文本，始终都是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和民族中存在，而从未涉足地处北方的猎牧或游牧民族？

                                   沟通人神之器

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葫芦，带有神圣性和神秘性。它既可以作为巫师作法的巫具，具有通天地、连人神，沟通过去与未来的功能，又是人类始祖、氏族家庭祖灵的象征。

关于葫芦形陶瓶的远古时代的用途，其说不一。有些人解释为汲水器，即用于提水的工具，其形制符合力学原理，入水即倾倒，水满后即自动直立。经有关专家实验，指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另有些人将细颈葫芦壶葫芦瓶解释为“携水器”，即先民外出狩猎或农耕时所带的水壶。据有关气象学家的动植物专家研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到处是河流湖沼，到处可以饮水解渴，先民外出没有必要带水。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长颈葫芦瓶最大的可能是装酒的酒器。酒既可以在劳动之余作解乏之饮料，又能在出现伤害时用以消肿治病。 [24]

其实，新石器时代先民制作的葫芦形彩陶瓶，其中有许多并非实用器，特别是尖底瓶，很可能是家族或巫师祭祀天地、氏族祖灵时用的祭器。苏秉琦在论到半坡遗址的一些文化现象昭示着氏族制度原则开始遭到破坏、社会面临着转变期时指出：“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形象。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的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 [25] 其实，作为祭器的不仅是小口尖底瓶。各类作为祭器的葫芦形彩陶瓶（包括小口尖底瓶）的出现，至少说明了：一，在仰韶文化社会中，专司祭祀的巫觋已经出现，巫觋担当着、或垄断了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并因而受到社会的重视；二，葫芦形彩陶形瓶（壶）上绘制的人面鲵鱼或人面蜥蜴祖先图像，显示了原始信仰已经开始从图腾崇拜逐渐向祖先崇拜过渡，图腾崇拜还大量存在，而祖灵崇拜已经随着葫芦形彩陶瓶的出现而得到强化。

许多文章已经指出，在仰韶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巫觋。巫师的出现，说明人神相通的通道开始被巫觋集团所垄断，即古籍中所说的“绝地天通”之后的事。张光直说：“总括地说，仰韶文化的社会中无疑有巫觋人物，他们的特质与作业的特征包括下列诸项：1，巫师的任务是通天地，即通人神，已有的证据都说巫师是男子，但由于他们的职务有时兼具阴阳两性的身份。2，仰韶时代的巫觋的背后有一种特殊的宇宙观，而这种宇宙观与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显示的宇宙观是相同的。3，巫师在升天入地时可能进入迷幻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的方法除有大麻可以利用以外，还可能使用与后世气功的入定动作相似的心理功夫。4，巫师升天入地的作业有动物作助手。已知的动物有龙、虎和鹿。仰韶文化的艺术形象中有人（巫师）乘龙上天的形象。5，仰韶文化的艺术中表现了巫师骨架化的现象；骨架可能是再生的基础。6，仰韶文化的葬礼有再生观念的成分。7，巫师的作业包括舞蹈。巫师的装备包括黥面、发辫（或头戴蛇形动物）与阳具配物。” [26]

除了这七个特征而外，还要补充一点，葫芦形彩陶瓶可能充当着巫觋作法时的巫具。巫觋在作法时，为了沟通人神，可能使用自然形态的葫芦，也可能使用葫芦形陶瓶（壶）作为巫具。自然的葫芦都已湮没无闻了，而这些葫芦形的陶瓶（壶）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保存到了今天。许许多多的新石器时代制作的葫芦形陶瓶（壶），从陕西洛南出土的仰韶文化葫芦形红陶人头壶，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到甘肃秦安寺嘴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形红陶瓶，青海民和山城出土的马家窑文化腹部塑有人头像的彩陶壶，应该说，都不是实用性的器皿，而很可能是巫觋作法时用的巫具。

青海民和山城出土的这件腹部塑有人头形的彩陶壶，其腹部用黑彩绘成两个Ｖ字形的蛙形，而在这两个Ｖ形交叉点上则有一个泥塑的人头，在人头的面上，还有黥纹。有学者认为，陶壶上绘制的这两个Ｖ字形交叉点处的人头像，就是巫师的形象。这样看来，这件陶壶，要么是巫师的巫具，要么是巫师死后用以陪葬的明器，人们期望通过这个葫芦形的陶壶能够引导巫师的亡魂到达天界或成为后人崇敬的祖灵。

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式葫芦形彩陶壶，即标本Ｍ52：1，俗称蒜头壶。颈部较大，作花苞状，内壁弯曲，颈腹相联不分，折腹，平底。 [27] 有学者认为，这件蒜头壶同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一种用于祭祀的祭器或酒器。在原始时代，酒与巫师和巫术的关系密切，可以使巫师在作法时产生与巫术目的相关的幻觉。此外，其腹部绘制的“鸟衔鱼图”，很可能取意于鸟能上天，鱼能入水，因而鸟衔鱼纹可能是沟通天地和人神的象征。

葫芦形陶器，除了作为巫师的巫具外，还用于丧葬。甘肃兰州青岗岔半山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在住室紧靠北壁的两柱洞之间，出土了一座瓮棺葬，瓮棺是葫芦形的，上下两鼓腹部都有双耳，瓮棺顶部还置有一单耳彩陶罐。 [28] 这种葬式，在新石器时代是颇为流行的。在仰韶文化社会，夭折的儿童常行瓮棺葬。半坡发现的瓮棺就有73座，成群或零星地分布在住地房屋的旁边。充当瓮棺的葬具有瓮、缸、钵、盆等陶器。所以流行这种瓮棺葬的葬式，是否蕴含着让人死后回到他所出生的葫芦母体中去的含义，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葬具的底部中间部位，都有一人工钻制的小圆孔，供死者的灵魂出入。

1996年6月

（附记：本文系1996年6月在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于北京保利大厦召开的“民俗文化国际研讨会”（葫芦文化专题）上发表的论文；收入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