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者的文坛纪事
——《在文坛边缘上》原版后记
这本文坛回忆录，写的是1977年7月至1981年12月，我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时的文坛情况。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对文坛的了解十分有限，仅能从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亲历来记述当年文坛上发生的事和人，故而题名《在文坛边缘上》。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结尾的1981年12月，并不是文学史上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只是我写到这里时，稿纸已经摞得很厚了，暂且打住。至于续篇是否还写下去，那要看身体健康和思维状况了。
我所以要写这本书，是有感于已有的当代文学史，大多没有脱出西方文学史的“作家加作品”的模式，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学潮流是怎样出现的、怎样发展的、又怎样逐渐衰落的，则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放逐了。被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文学”的这段时间，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作家批评家在阵痛和反思中逐步摆脱束缚着自己的旧思维、旧框框，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现实生活的急剧变革，催生出一批一批新的作家，激发着创作者的创新情怀，新的优秀作品迭出。我有幸参与和亲历了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有义务以自己的回忆和记述，来向文学史家们提供一点文坛史料，向文科的学生和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文坛的真实情况，尽管这些史料是从一己的工作角度的经历，不是、也不可能是文坛的全面扫描和研究结论。
由于是一本回忆录，笔者对文学发展史上的人物和思潮必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褒贬，但书中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却敢保证完全是忠于历史真实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的凭依，是三方面的材料：一是笔者的记忆；二是笔者的日记和笔记；三是当时编辑工作中接触到和保留下来的文书原件。记忆是并不可靠的，特别是到了老年，但有了日记和文书的参照，就使对历史的记述变得更为可靠和可信。当年的文书是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是写刊物史和文学史的珍贵史料。所幸的是，我离开编辑岗位时非常仓促，没有时间清理，就把桌子上、抽屉里、柜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一切，都一股脑儿装到车子里拉回家来，也因此得以把这些并不起眼的文书保存下来，有些怕是连编辑部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了。惟其珍贵，所以我才尽量地把这些珍贵史料吸纳到我的这本书里来。
最近这十多间，许多我所熟识和尊敬的前辈文学家先后辞别了人世，我在回忆文坛的前尘往事时，不免伤感，甚至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悲哀。我愿意把这本小书献在他们的亡灵之前。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友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是：《文艺报》前主编、评论家谢永旺，《中国文化报》前常务副总编、评论家、散文家阎纲，文艺理论家、巴金研究专家陈丹晨，《人民文学》杂志前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散文家周明，他们都是我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他们分别向我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和照片。两年前，河南大学文学院高友鹏教授来我家里，得知我在写这本书，就帮我牵线搭桥，把我的书稿推荐给河南大学出版社王刘纯社长并得到他的接受；袁喜生先生作为本书的责编，在编辑书稿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劳。而且在他们的鼓励下，增补了全书的照片和文书影印件。对他们的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志谢。
预计这本书出版之日，正值我的七十岁生日之时。就拿它做我的七秩寿诞的一个纪念吧。此后，不管还有多少岁月可享，也都是“余生”了。但愿还能做些事情——写作和研究，但不可奢求了。
作者谨识
于2004年10月4日
刘锡诚著《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006年3月第2次印刷。十年后，增订本（上、下册）于2016年12月出版第1版第1次印刷。
增订本《后记》如下：
《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增订本）是作者根据在文坛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一部自1977年至1982年底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的回忆录。“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作者参与了和经历了劫后余生的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全国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陆续恢复活动，文艺报刊陆续复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中短篇小说评奖，文艺评论座谈会召开，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松绑，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苦恋》事件，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提出，围绕“十六年”的大争论，文艺界反“自由化”，“现代派”风波，茅盾文学奖的启动……这六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繁荣，以及一大批新起的作家破土而出崭露头角，不同文艺思潮此消彼长，中国文学界冲破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笔者尽可能真实地记述下当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段的发展繁荣的图景，期望多少能弥补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的不足。
本书的前五章，曾由河南大学出版社纳入“文艺风云书系”中于2004年出过第一版（2006年3月第2次印刷），受到了文学界、高校当代文学师生和文学评论界的首肯。第一版出版十五年后，作者对原著作了较大的增订，增补的部分是：（1）重写了原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破冰之旅：两岸三地作家的第一次聚会（香港）》；（2）增写了第六章《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松绑》（约30万字）。增补的这一章，全面记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转折意义的一年——1982年的中国文坛。在这一年里，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借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舞台发表长篇讲话，公开地抛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延续久矣的方针，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松绑。其中的几个重要篇章，如《尺素史影》、《给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松绑》、《文学评论关键词——文艺评论座谈会》、《“现代派”风波》、《围绕“十六年”的一场大辩论》，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
作者已年届耄耋，这本编辑手记增订本得以出版，笔者由衷地感谢河大出版社社长张云鹏同志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友袁喜生先生和责编韩琳同志的帮助。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于北京
笺注：
《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及其增订本的出版，在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一个发表评论的是江苏省的评论家陈辽，他在《小题目 大著作——读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江苏省作家协会编《评论》，2005年卷第1期第247—25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中写道：“《边缘上》写了五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叙述和评论了五年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报道了重要评论家、编辑家的主张和意见。在这五年间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影响的评论家、编辑家的意见和主张，在该书中都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边缘上》提供了人们一向不知道的珍贵史料。” 第二个发表评论的是评论家胡德培，他在2005年8月11日的《文艺报》上发表《别具一格的文学史——喜读刘锡诚的回忆录》中写道：“刘锡诚有幸在‘文革’”后最初几年，即《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复刊起始那段时间，也就是文学界在扫除阴霾、批判极左，克服种种思想和精神障碍，正艰难地开始迈步，正曲折地奋力前行那些岁月，他先后在两个编辑部工作，也即是在“文坛第一线”矛盾最集中、最敏感、最尖锐、最突出的“前哨阵地”上亲身体验和耳闻目睹了当时文学界的现实状况，特别重要的是他亲自面临或参与当时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以及经历前前后后的过程。他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他还是个有心人。他平时工作认真、积极、耳聪目明，密切注意和观察文学领域里上下左右、形形色色，积累了许多本工作笔记、个人日记及大量文字档案、文件之类，还有他与不少作家、评论家及有关文学工作人员的来往信件，皆属于文学发展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是外界人难以获得的。……书中材料真实可靠，具体翔实。我觉得，本书对于人们研究那段文学史、研究那些作家作品及其有关文学事件，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状况及文学界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更为可贵的是，这本回忆录不仅仅是作者从事编辑工作时的一些个人感触、个人思索、个人理解、个人见识，而且它切切实实地代表了一批人，一批他同龄的以至上一辈的许多作家、评论家的共同感受、共同见解、共同看法、共同认识。他直接地、间接地将可以搜集到的众多文字记录和朋友同事们提供的各种资料，即当时文坛上一切的一切，尽可能详尽、具体地记录在案，许多地方干脆直接引用原件，从而忠实地再现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