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子象征

刘锡诚

笔者在《石与石神》（学苑出版社1994年）一书的后记里谈到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上海《解放日报》编辑出版的《报刊文摘》（1994年1月10日）转载了《法制日报》的一篇题为《石狮子大战》的文章，写的是石家庄市的几个单位，由于石狮子信仰而引起的一场“大战”，反映了迷信思想和愚昧无知在现代社会里仍然时时在制造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文章说：

1993年7月21日，河北省会石家庄市，铁路34宿舍的男女老少上百口子人拿着锤子、绳索将宿舍对面旅游宾馆门前的石狮子围住。旅游宾馆的保安人员用身体护围着狮子。双方僵持对立着。

据老百姓传说，旅游用布印染厂的大门开错了，朝着西北方向，当时有风水先生说：厂子今后要喝西北风，需立两个石狮子驱邪避妖。于是旅游用布印染厂和厂办的旅游宾馆花了几万元买了石狮子，在门前放了两对。而34宿舍的老百姓认为狮子咬住他们了。在放石狮子期间，34宿舍死了不少人。

放石狮子与砸石狮子，争论焦点在是否迷信。砸者指责对方为何不放仙女、鹤等物；放者说，狮子和龙、凤不都是一样的动物吗，为何不能接受呢。双方僵持后便动手动脚了。此战轰动了派出所。

据新华公安分局1993年一份简报载：“近来，单位门前摆放石狮子的现象在社会上逐渐增多，据统计：目前我区共有34个单位在门前摆放38对石狮子。我局已先后受理了6起引起的矛盾激化问题，目前此类现象还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

石狮子一时间成了街头巷尾、报纸、电台、电视台议论的中心话题。人们都怀着怎样的心态看待石狮子呢？龙盛胡同的高老太太说：我在这儿呆了快60年了，过去是地主、老财、有权有势的人家才摆石狮子，咬得穷人没吃没喝。现在新社会了，你弄个石狮子对着大家，大家就像恨地主老财一样恨摆狮子的人。某饭店经理说：我倒不信狮子有多大威力，可是如今新开张的门脸都摆狮子，咱挣钱也不比他少，摆着玩呗！倒是比不摆显得气派！

上面的报道，真有点儿叫人哭笑不得。在宾馆饭店、办公大楼的门前设置石狮子，并非石家庄一地，在全国各地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在20世纪末的今天，这种产生于古代的对石狮子的信仰，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而且这种浪潮还在加剧，却是连狮子本身也没有想到的。在社会转型期，思想观念和生活环境的双重变化，使人们产生某种强烈的求吉避凶心理，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事情的发展也包含着相当的盲目性。石狮子大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因此，石狮子现象还是一个需要解析的话题。

狮子本不是中国原产。在中国人的人文生活中，狮子至少在汉代以前，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不仅不是中华民族传统信仰中的四灵（龙、凤、龟、蛇）之一，甚至连十二生肖中也没有它的席位。狮子是作为贡品，在汉章帝时代由西域诸国的首领向当时中原的皇帝进献，来到中国的。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后汉书·西域传》：“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遣使献师（狮）子符拔。”又：“（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13年）（疏勒国）臣磐复献帝师（狮）子封牛。” [1] 《旧唐书》：“中宗（684年李显即位号中宗）时，有大石（食）国使请献狮子。”后因姚璹上疏而停止。西域诸国向中原皇帝献狮子的事，一直到元代还有记录。狮子进入中土后，逐渐流入民间，并进入普通人的民俗生活。狮子以其勇猛压过其他猛兽，自唐以降的传奇和笔记中，对此多有描写，甚至津津乐道。《博物志》说：狮子一出现，“至洛阳三千里，鸡犬皆伏无鸣吠”。《宋炳〈击象图〉序》说：“俄有狮子三头见于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滥泉巨树草偃。” [2] 《南史》说：“龚县山阳并进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瞑目不敢仰视”。等等。

但狮子何时具有了灵兽的品格，尚难确知。可能与宗教文化有关。相传狮子是佛教文殊菩萨的坐骑。宋·周密撰《癸辛杂识》有《贡狮子》一文说：“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以此知为真狮子焉。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 [3] 又据《后汉书·西域传·论》注：“涅槃经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为五狮子。见尔，时醉象惶惧而逃。” [4] 一方面，由于狮子作为佛教中的瑞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狮子的勇猛无双，来到中土后，人们才赋予它神灵之气质，使它越来越变得神奇了。

旧题汉代东方朔撰《十洲记》（一说六朝人伪托之作）：“西海聚窟，洲在西海中，艮方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有狮子，辟邪巨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汉代或六朝时，狮子就已被赋予辟邪的人文含义，向着灵性动物前进了一步。又据明·陈耀文撰《天中记》卷六十引《益州名画录》载：“蒲延昌者，孟蜀广政中进画授翰林侍诏，时福感寺礼塔院僧模写宋展于虔狮子于壁，延昌一见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耳。遂画狮子一图献于蜀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痁，是日悬于卧内，其疾顿减。王乃召而问其神异。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繇模此二狮子，密隐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题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 [5] 张僧繇，南朝梁武帝朝著名画家，生于公元506年，卒于549年，他画的狮子图也有辟邪驱灾的功能。尽管这些都是传说，但可说明，在汉代或南朝时，狮子就已被人们赋予辟邪的灵性了。

以石头雕刻狮子最早出现于何时，迄无定说。汉代已有狮子图出现于画像石上，唐代有不少石狮子实物流传下来。唐·阎随侯有《镇座石狮子赋》之作传世：“有西域之奇兽，兽嘉名于古今，因匠石之著象，非虞罗之所擒。……”宋·苏轼《狮子屏风赞·序》说他在润州甘露寺庙墙上有狮子图：“润州甘露寺，有唐李卫公所留陆探微画狮子板，余自钱塘移守胶西，过而观焉。” [6] 《天中记》引《瞑报记》讲的一则传说：“蒲州沙门宝澄，初于蒲坂普济寺创营大象，百丈未成而卒。道积修建十年，雕装始就。初积受请之夕夜，梦崖傍见二狮子于大象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寤惟曰：兽王自在，则见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财施不穷，瞑运潜开，功成斯去。即命工匠图梦所见，于弥勒大像前。”此虽系传奇，不仅透露出了一点有关雕刻石狮子的消息，还说石狮子喻示着宝珠自涌、财施不穷。据称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内和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狮子是最早的石狮子。陕西乾陵、顺陵、昭陵和辽宁辽阳韩贞墓的唐狮，也都是较早的作品。辽宁海城城墙石台上所嵌之唐代雕狮，保留着波斯图样，构图独一无二，异常珍贵。泰山岱庙的宋代铁狮子，气势雄劲，而石牌坊上的石狮子，则在左爪下抚弄着幼狮，在富贵威严中显示出母子亲和的情趣。笔者在河北涿鹿、辽宁北镇等地考察时，看到当地保存下来的辽金时代的石狮子也很多，也很完整，特别是北镇庙前的那四个石狮子，造型特殊。到明清朝，石狮子遍布全国各地，说明石狮子信仰在官方或民间都极为普遍。

石狮子被摆放在陵墓的神道两边和宫殿府第门口，充当着守卫者或镇墓兽的角色。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狮子的勇猛特性，而赋予石狮子以辟邪的人文性格。唯其具有辟邪的象征功能，石狮子在担当着守卫者的职责时，那些为害主人的妖魔鬼怪、秽气邪气就不敢进门来，从而满足了人们驱除邪祟、祈求平安的心理需要。

从保存至今的唐宋辽金时代的石狮子来看，其造型和构思较为简单，所蕴藉着的文化象征涵义，大体也就是辟邪一端。到明清之际雕刻的石狮子，不仅其体躯变得空前丰满富态、毛发空前圆润卷曲、造型和构思也显得复杂了，而且其人文含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富贵生财、子孙繁盛的象征涵义的突显。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两对威风凛凛地守卫着皇城大门的石狮子，雕刻于明代永乐年间，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可以看作明代石狮子雕刻的一个代表作。这对石狮子置于皇城门外两边，雄狮居左，雌狮居右，侧首蹲坐，其视线共同注视着天安门正中的御道，忠实地执行着看守城门的职责，体现了威镇八方的意思。细细看来，可以发现，东边的狮子头略向东歪而眼睛却向西看，右爪踩着一个绣球，是为雄狮；西边的狮子头略向西歪而眼睛却向东注视着，左爪踩着一个幼狮，是为雌狮。如今我们在各地的宫殿、王府、衙署、宅第、陵墓的门前所见到的石狮子，大致都是这样的形制和形态，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雌狮与雄狮的构图关系和幼狮的形态上。雌狮子左爪扶弄着一只幼狮，表示着母子的亲和，也象征着子孙繁盛。至于雄狮子何以右爪踩着一个绣球，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为了镇静神经；也有人说，抛绣球是求爱的表征，踩着一只绣球，也是子孙繁盛的象征。这样的构思和造型，显然已经把从西域进口的狮子在人文意义上充分本土化了，除了守卫者的角色外，又融进了其他的人文内涵。也就是说，在中国，石狮子作为人文兽，其象征功能不限于守卫（安全）、生财（富足）。

石狮子也进入中国本土的洪水神话中，成为一个洪水将至、灾难临头的预言家。流传在吴越地区的神话里说，石狮子嘴里出血，预示着将要地陷为湖。石狮子把这个至关重要的天机只告诉一个忠厚的小孩，小孩天天前往观看石狮子嘴里是否有血，被杀猪的屠夫发现和愚弄，在狮嘴上抹了猪血，小孩以为大难将至，于是得到预告的孩子，带了他的妹妹或背了他的姥姥躲到山上，得以避过大洪水的劫难。有一则神话说，石狮子让小孩躲进自己的肚子里，俟洪水退去之后，再从中出来。人类被洪水淹死了，世界上仅剩下兄妹二人，他们根据天意而结为夫妻，繁衍后代。但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不是石狮子本身，而是原始人对血的崇拜。原始先民看到的一个生命的诞生，是随着羊水而从母体里出生的，血就如同母腹里的羊水。血是流动的，血流光了，人就要死亡。因此血是生命的象征。这类神话故事反映了原始人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大洪水的恐惧和不解，或者对原始时代大洪水以及人类始祖的回忆，无疑是包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的。在这里，石狮子担任着的是洪水预报者和灾难预言家的角色。它也因而从守卫者的角色，引申而成为人类守护神的角色。

石狮子（獐狮）还作为神农氏尝百草时的神兽而出现于中华文化之中。民间传说中说，神农氏为了为人类找到能够治疗疾病的草药，尝百草，遇百毒，后来凡是新发现的草药，就先由獐狮吃。因此獐狮对人类的生存绵延，是立了大功的。所以，直到现在在中药铺的柜台上，还常常可以看到放置着一只小小的石狮子，就是对獐狮的功绩的崇敬和怀念。

流行于世的狮子舞，则展现了狮子作为人文兽的另一面。狮子形象进入舞蹈，想必也应在狮子具有人文灵性之后的事。但清·翟灏撰《通俗编·师子舞》却有这样的记载：“周武帝时造，亦谓之《五方师子舞》。缀毛为师子，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驯甲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依其方色。”学术界公认，师子是汉章帝时代始有狮子引进，翟灏说周武帝时就有了五方狮子舞，似根据不足，至少尚未见到其他文字或图像记载。他所说的五方狮子舞，特别是狮子的颜色，与后来唐代记录十分相似。但他指明五种颜色是“五方”的颜色，其见解特别值得重视。“五方”观念来源甚为古老，即来源于“五方帝”的信仰。到了唐代的文献中，关于狮子舞的记载多了起来。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戏有《五方师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师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师子郎’。” [7] “龟兹部”的这段话虽然没有记录舞弄狮子时的“俛仰驯甲之容”，也没有说明执红拂子的是二人，却增加了“师子郎”的称谓，而且明白告诉读者这狮子舞系流行于龟兹国的乐舞，还不能认为就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乐舞。而诗人白居易撰新乐府《西凉伎》所记，就已经是西凉地区的狮子舞了：“假面胡人弄师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当然他写的是乐府诗句，极为简约。《元史·贺胜传》记载了伶人作狮子舞迎出猎归来的皇帝的事：“帝一日猎还，（贺）胜骖乘，伶人蒙采毛，作狮子舞以迎驾。”唐宋以降，以至现代，狮子舞成为中国各地元宵节傩仪和民俗灯会活动中的重要关目。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带有中原族群图腾遗韵的舞龙相提并论。源自西域的狮子舞，已经完全“中原化”了，成为中国广大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娱乐节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舞狮子（不一定是五个狮子了，多数是双狮对舞的），有一个共同的情节是，狮子前面或为两个执红拂子者，或为一个执滚动的绣球者，多数情况下是执滚动的绣球者，以其逗引狮子的兴奋情绪。这滚动的绣球显然是与雄性蹲狮爪下的绣球同义的。

狮子作为瑞兽灵兽的品格，在中华文化的观念中，不是人造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逐渐积淀而建立起来的。

随着历史长河的奔腾，石狮子身上被赋予了一层层的神秘的色彩，把一个本来世俗的动物充分精灵化了。这是人类为了战胜种种突如其来的厄运（包括驱邪辟灾之类）、祈求平安吉祥的心理的产物。它被赋予的是辟邪驱祟、富贵生财、子孙繁盛和人类守护的象征意义，却从来没有赋予它邪恶秽物的含义。因此，把石狮子看作是邪恶势力的表征，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思维；因为设置了石狮子而引起争执甚至械斗，实在是某些人的庸人自扰。须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和实际生活中，只有个别施行黑巫术的人，才会在意念中把某人某家当作暗中加害的对象。石狮子显然不具备运用黑巫术伤害他人的特点。任何用迷信或巫术的观念来解释石狮子的做法，都是缺乏根据的。

在狮子人文意义的演变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某种否定性的意义。宋·洪迈《容斋随笔·陈季常》：“陈慥，字季常，居于黄州之歧亭，自称龙邱先生。……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邱居氏亦可怜，空谈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狮子吼，佛家以喻威严。苏轼借用佛家的观念来嘲謔泼妇的柳氏。后来民间就约定俗成地用“狮子吼”来比喻那些嫉妒成性和在乡里间耍泼发赖的悍妇了。

文化是移动的。其移动表现为在不同文化的交汇中相互融合，尽管这种融合十分有限。狮子自西域进入中土只有不到两千年的时间，却已充分中国化了，甚至充分民俗化了，由一个不见经传的动物而取石龟而代之上升到“灵兽”的地位，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是耐人寻味的一例吗？

1999年12月27日

发表于《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 200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