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建构
——读刘锡诚先生《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
高有鹏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 闵行 200240）
文化发展需要理论指导，而理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所以，文化传播就形成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我该如何做和我为什么做的模式。今天的文化发展，从当年的大工业革命克服传统的农耕文明，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魅力。因为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历史上的文化，是有阶层性的，分为所谓的高雅文化和俗文化，即不同的文化构成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现实世界表明，知识共享成为时代重要的诉求，如何满足这种诉求，就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目的。其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就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他们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今天的现实仍然具有这种特征，即通过文化建设，构成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建设中，如何保持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属于最广大人群的口头语言艺术即民间文学，更值得人关注。相对于文字形成的书面创作，民间文学具有即时性和最直接的人民性等特点，最易于体现人民的呼声，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读了刘锡诚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些。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详细阐述和总结了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了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和如何服务等问题。固然，这些经典作家并不是专门研究民间文艺学的，但是，他们的思想理论包含着这些内容，也就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实际构成。《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分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列宁论劳动者的口头创作》《拉法格的民歌与神话理论》《普列汉诺夫的神话观初探》《论高尔基的民间文学观》等话题，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形成其民间文艺学思想理论的过程，又具体分析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具体内容与特色，以及他们思想理论的价值意义，包括他们的贡献与局限。如其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兴趣是极为广泛的”，“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对民间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更为重要的不是他们对民间文学的一般兴趣，而是他们在不同时期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与思想观点”，“这些著作中对原始文化的发展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艺术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形式，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其指出“民间创作是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因此从其中可以找到历史生活的回响和遗迹。民间文学诗意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但它本身又不是绝对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文献”，即“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思想理论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但是，它不仅仅属于历史，也不仅仅属于简单的理论。其表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既有服务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特点，又具有深刻总结思想文化价值、特征、规律的普遍性，而且不断显示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性。这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体现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特点，不是空洞的理论比照，也不是各种现代思想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结合中外文化的实际，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中系统阐释论述。其述说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紧密结合各种民间文学的发展变化形态。一方面联系到经典的民间文学，诸如《山海经》神话、伏羲女娲神话、西王母昆仑神话、大禹治水神话和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说；一方面论述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如蒙古族史诗《智勇的王子喜热图》、苗族史诗《亚鲁王》、哈尼族神话、赫哲族史诗；另一方面，表现出广阔的文化视野，诸如其关注的“中日金鸡神话传说”、“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非洲的民间故事”等。如此，其表现出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就具有更广泛的价值意义。
作者非常关注在世界格局中理解中国民间文学的“这一个”意义，以史诗为例，他论述道：“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但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界，却与希腊、埃及、印度的学界以传扬本民族的神话和史诗为职志迥然不同，始终对中国的史诗视而不见，认为史诗不是中国的国粹、史诗研究不是中国的国学。在研究和教学人员中，历来存在着一种非常强大而顽固的惰性。这种惰性来源于文人的无知和贵族的偏见。他们只愿意在老祖宗开创的传统中像守旧的自耕农那样勤耕细作，而不思改进和开创。因为汉民族没有流传下来长篇巨制的叙事文学，于是他们也就拒绝接纳近年来在江南和湖北若干地区发现的长篇叙事诗，甚至拒绝接纳在少数民族中保存下来的如此丰富的民族史诗。”（《建设史诗理论的中国学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原始文化的关注，将原始文明、原始艺术、原始思维与民间文学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比较和思索，常常表现出独到的发现。如其对原始神话艺术与诗学的论说：“有节奏的语言，创造出了原始的诗歌。有节奏和韵律的声调，创造出了原始的音乐。有节奏的身体的动作，创造出了原始的舞蹈。原始艺术研究家们说，诗歌、音乐、舞蹈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是最原始的艺术形式。”作者说：“原始神话（不包括后世神话）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神圣的，是由当时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巫师、祭司）在一定的场合（一般是在祭典时）向部族成员演颂的。它不是虚构的作品，而是在原始人心目中曾经发生过或必须遵照执行的事情。神话把远古人类的图腾信仰表现出来，带有把行为和道德规范化的意义的作用。”（《原始艺术论纲》）表现出远大而深邃的目光。
多少年来，我们的民间文艺学建设，始终不能很好对待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学与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常常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现代学科理论的移入为先锋。其实，这是忽略了民间文艺学以民间文学的审美研究为核心的实际。当然，多学科的研究，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离开了诗学研究，即忽视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诉求，又该如何深入发展呢？
作者简介
高有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