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牛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

刘锡诚

牛郎织女传说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以往研究者一般都赞同这样一种见解：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对于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星辰崇拜；到周秦甚或周秦之前，在星辰崇拜的基础上已初步形成了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星辰神话（以《诗经》的《大东》的记述为标志）[1] ；随着中国农耕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适应农耕文明的需要，星辰神话逐渐世俗化、人格化、道德化，到汉魏便形成了比较完型的牛郎织女传说。所谓完型，即具有人间的牛郎、天上的织女、鹊桥相会三个情节要素。近十年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的推进，在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问题上的争论此起彼伏，讨论中各相关地区所提供的证据和发表的意见使“汉魏形成期”这一结论遭到了挑战，推动了理论研究的深化。

《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这段诗章（《大东》之第五章）是我们看到的有关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最早的文献，被学者们认为是牛郎织女神话的最早的“雏形”或“胚胎”。翻检近百年来关于牛郎织女研究资料，可以见到，较早持“雏形”或“胚胎”说者，其代表性的文章是欧阳云飞所撰《牛郎织女故事之演变》（1937），他说：“牵牛、织女的名见诸于最早的是《诗经》。《小雅•大东》章云：‘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又云‘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是周以前就有这两个星名的酝酿了，不过它是只具有一个雏形而已，还没有指出他们是神仙，也没有说出他们是否有夫妻关系，只是一些诗人随意拈来的想象语罢了。”[2] 稍后，常任侠在《牛郎织女神话•后记》（1940）里写道：“（《大东》诗句）这当是农作的劳动者把人世的艰辛怨叹，借牛女来自写中愁。（引者按：常先生指出了“人世的艰辛怨叹”，但没有说这种“艰辛怨叹”由何而来。）古代人朴美的心灵中，已经把清夜所见的许多星光，拟物化了。这歌中牛女两星的故事，便已早具雏形。……至于牛女两星的名称，中外各异。但都被拟物化了，这是原始社会人类的思想共同之点。”[3] 再后，有王孝廉的《牵牛织女传说的研究》（1974），他说：“织女在这些记载中都是单独地被当做天女而记录的，和牵牛并没有关系，虽然《诗经》时代以前的中国人已经把现实农耕社会中作为信仰对象的‘牵牛’‘织女’作为天上星辰的名字，但并没有把这两颗星结合在一起发生神话联想，后来的人们由实际的天文星象观察而把牵牛织女两星由神话联想而成立了传说的雏形，最早也该是在西元以后的年代了吧？”[4]

汉画像石上的织女星（1）和牵牛星（2）

古人为什么把两颗星星命名为牵牛星和织女星呢？它们各自的原始含义是什么？这应该是研究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关于牵牛星。《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司马迁写《史记》之前，河鼓三星被称作牵牛。所以《尔雅•释天》说：“河鼓谓之牵牛。”所以汉画像石的图像中仍然依照牵牛的形象把牵牛星画成一列三颗的河鼓三星。由于“河鼓二”在河鼓三星中最为明亮，所以《大东》诗里说“睆彼牵牛”，“睆”就是亮的意思，最亮的那颗“河鼓二”就是牵牛星。牵牛星与织女星并没有统属的或关联的关系。关于牵牛星的原始意义，王孝廉说：“最迟在《诗经》的时代，‘牵牛’、‘织女’已经被中国人当做是那两颗明星的名字了，但是在人们把那两颗明星命名为牵牛织女以前，人们已经有了牵牛织女的原始信仰，因此，我认为牵牛织女的传说决不是单纯的天文故事，而是一个由大地上农耕信仰的崇拜对象与天文上的实际星象观察结合而形成的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牵牛织女的传说决不是单纯地由古代人观察星空的天文现象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以大地上的现实生活为背景结合天文现象所形成的。虽然这种结合早在《诗经》以前已经形成了。”他根据所提出的理念，进一步认为：“牵牛星名的原始当就是一匹祭祀大地所用的白色牡牛，也就是说在牵牛作为天上的星名以前，古代中国已经先有了这种农耕信仰。”[5]

关于织女星。《史记•天官书》说：“其北织女，天女孙也。”织女星也是三颗，形成鼎足三角形。其形状让人们联想为一个坐在织机前织布的织女。关于织女星的原始意义，常任侠认为，根据《晋书•天文志》：“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也。”织女是天神之女，是主管蓏丝帛之女神。[6] 王孝廉则认为：“织女在成为星名之前的原始意义当是农耕信仰中被视为神圣树木桑树的桑神，……也就是说在人间大地上先有了以织女为桑神的信仰，然后结合了天文现象的观察而形成了织女星的星名。”织女的原始身份究竟是桑神，还是蓏丝帛之神，其实并不重要，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阐明牵牛和织女两星所显示的古人的原始星神崇拜意识，对于理解这个星辰神话的形成，却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论由牛郎织女星辰神话向着传说转化，进入传说形成期的问题时，以往学者们大都援引南北朝（梁）任昉（４６０年—５０８年）《述异记》里的一段记述：“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自1975年11月湖北云梦睡虎地《日书》中关于牵牛与织女的两段文字被发掘和被解读，在《大东》诗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古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学界先前已有的结论，也就是说，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于汉魏的结论，遭到了挑战。有学者指出：“作为民间传说，其形成时间至迟应推至战国中期。”[7]

不错。2008年4月，笔者在为叶涛、韩国祥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丛书所写序言里写了这样的见解：“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秦简《日书》中的记载：‘丁丑·己酉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甲种一五五正）；‘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甲种三背），[8] 其直接的意思，固然说的是不宜嫁娶之日，是禁忌，其故事却已经是牵牛和织女这一对有情人、而爱情最终成为悲剧的传说。这两段文字，不仅改写了长期流行于学界的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于汉代的结论，[9] 将其形成期由汉提前到了春秋至秦，至少不晚于墓主人喜卒亡之日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而且也对《诗经·小雅·大东》由于文体的局限所导致的牛郎织女神话的缺环，提供了重要的情节上的补充和连接。”[10]

探讨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起源和演变，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神话传说最早起源于哪个或哪些族群？以及何以发生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厘清，以至于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竟然演成了一个关于争夺起源地的热门讨论。山东的沂源、江苏的太仓、河南的南阳和鲁山、河北的灵宝和灵寿、山西的和顺和兴平、湖南的郴州和桂东、湖北的郧西，至少11个地区提出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他们那里。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牛郎织女传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另一方面却也折射出“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薄弱。

关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起源，大体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周秦说；一种意见是东土（“东国”）说。所谓周秦说，即主要根据“汉”、“云汉”与“汉水”等的对应而主张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西部的西汉水流域或周秦文化。当下持这种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赵逵夫，他说：“先秦之时称银河为‘汉’、‘云汉’，乃源于秦人关于织女的传说。也就是说，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脩有关的。‘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形成，则是周文化同秦文化交融后，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的。”[11] 其实，认为织女的原型是女脩的观点，早在60多年前，丁山就已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假定，《史记》所谓大业，释为牵牛，那末，‘颛顼之孙女脩织’，显然是‘天孙’织女星；女脩生大业，该是牵牛织女恋爱故事的变相。”[12] 显然赵逵夫延续了、并发展了丁山的观点：“《史记•秦本纪》中说：‘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大业。’大业为秦人之祖，是秦民族由母系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关键人物。……她以织而闻名于后世，是演变为织女的关键因素。”[13]

关于东土说。最早记载了牵牛星和织女星信仰和神话的《诗经•小雅》中的《大东》篇，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大多只关注牵牛星和织女星作为神话传说的雏形形态学及其意象的演变，而忽略了诗中作为隐喻出现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所反映的东方民众反周的思想情绪和深层社会问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中国文学史》在论到《大东》时这样写道：

《小雅》里的《大东》篇表现了被周人征服的东方殷、奄诸族对周人的憎恨。相传这首诗也产生在（周）幽王时代。宣、幽两代对外连年用兵，可能对东方被征服的民族压榨更紧。《大东》诗中说‘小东大东，杼柚其空’，说明东方诸国的财富都被周人搜刮一空。那里的人民早已沦为周人的奴隶。他们不断因为筋疲力尽而悲鸣：‘契契寤叹，哀我惮（瘅）人！’诗中还历举天上的星斗，怨它们有名无实，叫做箕的星不能簸扬，叫做斗的星也不能舀酒浆。而且北斗的柄儿还向着西方，好像也甘心让西方的周人使用它对东方进行搜刮。这些很奇特的想象，诗人借以发抒悲愤，表示天上也充满不合理的现象，而且天也不是公平可靠的。这首诗不但命意沉痛，而且运用了不平凡的艺术手段。[14]

《大东》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幽怨也是很明显的。不是对“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的织女，“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表示不满吗？不是也对“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表示了埋怨吗？显然是与对箕和斗的抱怨一脉相承的。借用牛郎织女神话所表达的诗人的沉痛的命意，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要探讨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最早是哪个或那些部族的神话传说，就要弄清楚《诗经•大东》中的“大东”的地望在哪里。上面的引文说引述了箕斗两星座和牵牛与织女两星座并“物格化”了的《大东》诗，其命意在表达被征服的殷、奄诸族对周人的憎恨。殷、奄何处？据此，“大东”应该指的是今山东境内的东夷大国奄和薄姑。《左传•昭公九年》：“薄姑、商奄，吾东土也。”李白凤《东夷杂考•鱼族考》：“所谓‘商奄我东土也’的商奄并不在今曲阜，而是在莱芜谷口一带，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称‘南庚迁奄，阳甲居之’的地方。”[15] 何光岳则认为：“奄地当今的曲阜市为是”。[16] 《竹书纪年》中有“东国五侯”之说；《左传•僖公四年》有“五侯九伯”。“五侯”指的是薄姑、徐、奄、熊、盈五个东夷部族（氏族）；“九伯”指的是“东夷九族”。从这些材料看，所谓“大东”、“东国”，都是指的薄姑、奄或“南庚迁奄”后的商奄等东夷氏族邦国。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说：“东方地域广大，周公灭奄，太公灭薄姑，周势力仅到山东境内，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17] 奄和薄姑都被周人灭族灭国，成为周人的奴隶，处在被压榨被奴役的境地。牛郎织女之被“物格化”（常任侠语）后引用在诗中，显然已是流行于东夷部族（至少是奄和薄姑）的神话。

《诗经》研究者扬之水说：“《小雅•大东》，却与几篇《风》诗不同，‘此诗意旨，自欧公以来解释略尽，而文情俶诡奇幻，不可方物。在《风》《雅》中为别调，开词赋之先声。后半措辞运笔，极似《离骚》，实三代上之奇文也’（吴闓生《诗义会通》卷二）。其兴寄深微，郁纡有致，悲愁之思全借夜空繁星写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闪烁映漾中，却非摽有梅野有蔓草的缱绻，而是‘天文’与‘人文’合著成愤满与怨怒，诗中之星象，乃一片愁惨之灿烂。”“《序》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谭大夫其人，似无可考，但‘告病’说大致不错，且诗必作于东迁之前，时号令犹行于诸侯，故东国诸侯之民愁怨如此；若以后，则不可能（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一）。”“大东则指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即泰山以南直至海滨的广大地域，《閟宫》‘遂荒大东’，郑笺：‘大东，极东，海邦近海之国也。’生息于东土的各个部族，有很古老的历史，有很发达的文化，他们历事夏商共主，继则事周，而周初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招诱夷人，奄、薄姑等都参加了。……周公东征取胜之后，到了康王时代，东夷又大反叛，召公与卫侯伯懋父遂大举东征……直攻至海湄。此后，东土才渐趋平静。但小东、大东之民，总是受到严重剥削的一群。……《大东》之怨，正是由此而起。”“诗由‘织女’而‘七襄’，然后蝉联而下，更牵挽出牵牛，层层递进，总是东人哀哀无助之苦状。’”[18]

对比周秦说和东土说两种主张，在牛郎织女神话的起源问题上，分析《小雅•大东》诗的作者谭大夫简略地引录的牛郎织女神话以及曲折地表达的民众悲愤情感，我倾向于认为，在其最早的阶段上，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正是小东、大东等东夷部族在民族危亡和亡国之怨下诞生的口头文学创作。其时已达到很高文明的东夷，是一个已经发明了铁器，“从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出已经是父权制和私有制建立以后很久的时代了”[19] 的大的族群，被东进的西周灭国之后，各个部落或邦国遭到了灭国灭族之难，把包括氏族（部落）领袖在内的民族全体被沦为奴隶，整个部落或邦国被迁移到其他地区，逐渐被同化。作者把一切神话的美丽都变得惨淡无光，以激发人们对东方人遭受掠夺的同情，对掠夺者的愤怒。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说：“《大东》之诗，历数天汉牛斗堵星，无可归咎，无可告诉，不得不怅望于天。”

写到这里，不禁令我回想起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中对不幸的爱尔兰民族被英格兰消灭后弹唱歌手们所传唱的民族歌曲所发表的议论：“……到了十七世纪，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荷兰威廉把爱尔兰人民全部沦为奴隶，劫掠了他们，夺去了他们的土地，把它交给英格兰征服者，使爱尔兰人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成了被压迫的民族，而流浪歌手们也像天主教的神甫们一样遭到了迫害，到本世纪初，他们已逐渐绝迹了。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他们的诗也只保留下一些片断；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然而未被征服的人民留下的最优秀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部分充满着深沉的忧郁，这种忧郁在今天也是民族情绪的表现。”[20] 东夷族群的被灭族灭国，其悲惨的程度，比起爱尔兰人来有过之无不及。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悲剧性，就是他们的民族精神通过艺术的棱镜对悲惨境遇和反抗意识的折射。可以设想，东夷的牛郎织女神话传说也被带到了其他地区，被西部的民族和后来形成的汉民族所接受、融汇和改造。至于到了汉魏时代，牛郎织女神话向传说演化达到比较完备形态的时候，如《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所表现的，出现了“河汉”的地名和鹊桥相会等情节，阻挠牛郎和织女相会的人物，也改换成了王母娘娘，与西部、与西汉水联系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应该说，如此推想或诠释《大东》中这一段语焉不详的诗句，从而表达作者“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毛诗序》）的愤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想。但要把天空中的自然星象和布局，想象成世俗生活中一个挽牛耕田的牛郎和一个治丝织布织女，被一条浩瀚的银河隔开而不得见面，只有每年的七月七日借助于鹊桥才能相见的神话传说，这中间却需要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性的、象征思维的催化剂。这催化剂不是别的，而是西周东进及其对“东国”民众的奴役与剥削所激发起来的家国情怀和群体情感。任何一种先民的神话传说之被创作出来，在民众中不胫而走，其驱动力，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民众的社会生活，是民族“大事件”对民众的激发。而在牛郎织女这一悲剧传说来说，就是周秦的武功带给东土百姓的压榨与剥削导致了民众的“哀哀无助之苦状”，而这才是激发神话传说产生的真正的根源和动力。奴役者对东土民众的奴役与压榨所激起的“地火”，把牛郎织女星神崇拜和星辰神话的主题，由对“不以服箱”的牵牛和“不成报章”的织女的不满和讽刺，转向了对人间社会——织女与牛郎不能相见的悲剧的“刺乱”（《毛诗序》）。有些研究牛郎织女传说的学者，在阐释《大东》中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关系时，往往仅就星空的布局和天文运行就事论事，而忽略了这首诗所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的内容的指向，这样的解读，是无法回答天空中的牵牛郎星和织女星是如何走进神话传说领域里去的悬疑的。

2013年8月30日脱稿

发表于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集刊发表于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集刊第8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