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传说的现代传承考察

刘锡诚

 

20世纪牛郎织女传说流传核心区

 

20世纪的中国，虽然经历了社会转型（从帝制到共和）、国内外战争（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集体化、公社化）、天灾人祸（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等等社会“大事件”，但作为社会根基的小生产的耕稼生产方式、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血缘家族制度及其礼俗依然相对稳固，作为立国之本的农耕社会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依然处于缓慢渐进的过程之中。战国秦汉间已经形成的故事情节比较完整的牛郎织女传说，在20世纪受着小农经济的狭小空间限制和束缚的广大农民群众中依然记忆深刻，口头流传活跃，故事情节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异和发展， [1]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部沿海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辐射范围达多个省区的“牛郎织女故事圈”。笔者在《试论牛郎织女传说圈》（《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一文中具体描述了这个传说圈的核心区，大致包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6个省区。在这6个省区里搜集并发表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一共有84篇。其分布情况是：河北（14篇），山东（15篇），江苏（11篇），浙江（20篇），福建（8篇），河南（16篇）。

笔者所以认定上面所举的这六个省区是“牛郎织女故事圈”的核心区，是以20世纪一百年中在全国各地先后搜集并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的分布多寡为依据的。在这六个省区里所搜集和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数量为84个（篇），相对比较多，流传也比较密集。一般而言，中国的民间故事搜集者在搜集民间口头作品时，并不是像某些现代西方学者所标榜的带着“问题意识”下乡、或作专题调查，给故事讲述者命题作文，而是遇到讲述者讲什么，就听什么，记什么，尽管被文人记录下来并公开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与在民间实际流传的口头作品的数量并不一定吻合，甚至会有不小的差异，但这一自然状态下所搜集到的作品的数字，毕竟告诉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传说在20世纪的百年间在民间流传和分布的大体情况。统计显示，在“核心区”之外的其他有牛郎织女传说流传（搜集发表）的省区，还有20个，一百年来在这20个省区中所搜集到（发表）的民间传说只有区区59个。两个数字加起来，总共是143个。

从这一组统计数字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下面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一，这个“核心区”大体上是三到五千多年前东夷族群的原住地和后来的流徙地。以东夷先民的高度发达的“物候历与天文历并用并互为参考”的天文历法 [2] 和发达的原始农耕文明 [3] 为土壤的牛郎织女神话，作为这些已经消失了的族群的文化基因或文化记忆，融入到了集体的潜意识中，跨越时代的阻隔，代代传袭下来。笔者在《牛郎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一文中指出，《小雅•大东》里的“大东”，即诗人摄取牛郎织女星座神话的流传地区，指的主要是东夷诸部族（方国）中被称作“东土”的奄和薄姑。《左转》昭公九年：“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奄和薄姑在西周成王东伐中的命运十分悲惨。《史记•周本纪》：“周公东伐淮夷，践奄。”《尚书•周书•蔡仲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尚书大传》：“周公……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蓄水淹)其宫。”阉其强壮的男子，使其断子绝孙。在强权之下，奄人四散。何光岳认为，“奄人便一部分向东迁徙弇中，在今益都县市南，而将一部分奄赐给姜太公，带到薄姑旧城区去建城，这便是《书序》所云‘将迁其君于薄姑’。一部分北迁至萃县弇山，《山东通志》便以弇山为奄所迁。” [4] 《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王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成王在东伐东夷时使用了庞大凶猛的象阵，必欲将其斩草除根，将其赶到长江之南。奄国的遗族逃亡到南方，在江苏省常州市东南建立了淹城。近年有人研究，浙江江山方言可能是从古奄人的语言流变而来，如江山人自称“奄各人”，从而证明一部分古奄人流徙至此。 [5] 现在潍河流域的益都和昌乐的居民管“我”和“我们”发音“俺”，可能就是迁徙到益都的古奄遗民和“赐给姜太公”而后流落在姜太公的封地营丘（今昌乐）的古奄遗民的口语、方言的遗韵。奄人之另一部，则由萃县沿黄河北岸西去，最终到了山西省太谷县的奄谷。四散的奄人，隐姓埋名，被当地的土著居民及其文化传统所同化，但东夷先祖记忆中的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却成为他们集体潜意识中的文化基因流传了下去。

第二，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和自给自足的耕稼方式以及血缘家族制度的缓慢渐进和相对稳定，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后妇女地位的下降和包办婚姻的持续与蔓延，是牛郎织女传说在这一地区老百姓中间得到传承、保存、延续的土壤和温床。如果说，故事中的天帝或王母娘娘这类角色的出现及其对天女（天孙）织女与凡间牛郎自相婚配之婚姻的管束与控制，这一重要情节的形成和持续，是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血缘家族制度及其相关礼俗的巩固相适应的，那么，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牛郎织女传说在核心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流传之所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是与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妇女群体中的科学民主意识以及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有着莫大关系的，牛郎织女传说逐渐成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般的反封建、提高妇女地位的一个代表性文化符号。与“核心区”相比较，周边地区，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或多民族杂居地区，母权制的残余势力还在社会肌体上发生着重要影响，甚至残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婚姻相对自由，牛郎织女传说的影响就很薄弱甚至完全没有。

 

周边地区流传情况分析

 

牛郎织女传说圈之外的外缘地区，有牛郎织女传说流传的，还有20个省区。这20个省区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山西、安徽、上海、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陕西、宁夏、新疆。在这个外缘地带，牛郎织女传说的流传呈现出不规则的辐射状分布。兹将20世纪在这个外缘地区搜集并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分列如下：

 

黑龙江（4篇）

（1）《年年七月七  牛郎会织女》，讲述：孙荣；搜集整理：王朝阳。1987年6月采录于海林市，载《海林林业局民间故事集成》，1987年

（2）《牛郎织女》，讲述：邱锡发；搜集整理：邱鸿飞。1988年采录于讷河县巨河乡，载《讷河民间文学集成》，1988年

（3）《牛郎和织女的事故》，整理：张光织。1989年采录于哈尔滨市平房区，载《平房民间文学集成》，1990年

（4）《七月初七的雨》，搜集整理：朱玉祥。采录于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载《加格达奇民间文学集成》，1988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中国ISBN中心2005年9月）未见收录。

 

吉林（5篇）

（1）《牛郎与织女》，讲述：裴仙女（朝鲜族）；翻译：陈雪鸿；整理：（郑）吉云。1946年采录于珲春县。载《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故事卷》，1987年

（2）《“鹊桥”相会》，讲述：李金山；采录整理：宋景瑞。1946年采录于磐石县烟筒山镇。载《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磐石县卷》，1990年

（3）《牛郎与织女》，讲述：裴仙女；翻译：陈雪鸿；整理：（郑）吉云。1961年采录于珲春县。载《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故事卷》上卷）1987年12月，第240—242页

（4）《喜鹊的传说》，讲述：孙元芹（女）；记录整理：张德祥。1962年采录于东风县以免山乡钢铁村。载《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东风县卷》，1988年6月

（5）《“七夕”的传说》，搜集整理：陈希国。1987年采录于九台市。载《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九台故事卷》，1990年10月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11月）未见著录。

 

（三）辽宁（3篇）

（1）《牛郎》，记录：洪振周。记录时间：1921年。载上海：《妇女杂志》7卷9号（1921年7月）。流行地区：奉天。

（2）《牛郎》，采录时间：1925年（?）。载赵景深《中国童话集》第一册（说明见钟敬文《七夕风俗考略》和《牛郎织女》之附记。）

（3）《牛郎》，讲述：邱玉奎；搜集整理：周亚光。采录于盖县双台乡。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盖县资料本》，1988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国ISBN中心1994年版）未见著录。

 

（四）北京（1篇）

（1）《铜牛潜水会织女》，讲述：李文真；采录：立秋。采录时间：1985年。载李克主编《北京民间文学丛书•颐和园传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87—193页；（台）陈庆浩、王秋桂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集•河北民间故事全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第28—35页。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未见收录。

 

（五）内蒙古（1篇）

（1）《天牛郎配夫妻》，讲述：秦地女（女，农民）；记录：孙剑冰。1954年夏采录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傅家圪堵村。载《民间文学》1957年第6期；后选入贾芝、孙剑冰编《中国民间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内蒙古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未见收录。

 

（六）山西（5篇）

（1）《牛郎织女的故事》，讲述：赵效仲；整理：杨迎棋。1986年采录于临汾市一带。载《尧都故事》（三），1989年7月。

（2）《喜鹊遭贬》，讲述：侯学义；整理：王月香（女）。1987年8月采录于襄汾城关。载《襄汾民间故事集成》（二），1987年10月。

（3）《七月七牛郎会织女》，讲述：常玉龙；搜集整理：赵喜。1988年采录于大同。载《大同民间故事集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4）《牛蹄印》，整理：石玉江。采录于黎城南委泉乡。载《黎城民间故事集成》，1987年9月。

（5）《民间佳话·七月七》，搜集整理：王随生。采录于临猗。载《临猗民间故事集成》。

注：20世纪80年代之前，山西省没有在公开的书刊上发表过一篇牛郎织女传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1999年3月版），未见收录。《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民间文学卷》（刘琦主编、张余、常嗣新副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亦未见著录。2008年，和顺县被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里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并没有见到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未见收录。

 

（七）安徽（4篇）

（1）《牛郎与织女》，常任侠记述。1943年采录，流传于颖上县。首载《民俗艺术考古论集》（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59—65页。

（2）《喜鹊搭桥》，讲述：刘元英（女）；搜集整理：刘新平。1981年3月采录于滁州市市郊。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滁州市分卷本•滁州民间故事》，1987年12月；选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安徽卷》，中国ISBN中心2008年10月，题为《牛郎织女》。

（3）《牛郎织女》，讲述：张刘氏；记录：张品卿。1985年采录于阜阳。首载《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

（4）《鹊桥的传说》，讲述：陈仲；整理：庆祥。1988年采录于泗州。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安徽卷•泗州民间故事》，1998年。

 

（八）上海（2篇）

（1）《牛郎织女》，讲述并写定：施蓉秀（女，十年62岁）。1987年采录于南市区小东门街道文化站。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卷·南市区分卷》，1989年10月。

（2）《牛郎和织女》，讲述：欣华女；采录：曹雁秋。1987年11月采录于长宁区，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卷·长宁区分卷》，1989年，第243—244页；选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

 

（九）江西（1）

（1）《喜鹊传旨》，讲述：龙启本；采录：李鉴。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西卷·宜春市故事卷》，1987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西卷》（中国ISBN中心2002年）未见收录。

 

（十）湖北（6篇）

（1）《王母娘娘划天河》，讲述：杨翠菊；采录：宋晓英。1982年采录于孝感地区。首载《湖北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之十一：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1982年。

（2）《刘牛郎和周织女》，讲述：居治强；记录：陶简。1985年采录于广济县（现武穴市）。首载《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

（3）《牛郎星和织女星》，讲述：冯明文（农民）；记录：李征康。1986年采录于十堰市丹江口市伍家沟村。首载《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初版；《中国韩国日本民间的故事集》，日本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印制，2004年10月。

（4）《牛郎织女为何七七相会》，讲述：陈利民；搜集：王幼华。1987年6月29日采录于黄冈地区英山县东河。首载《中国故事集成·湖北卷·英山县故事分册》（上），1989年1月。

（5）《织机石》，讲述：郝济民；整理：马刚。1987年8月采录于黄冈地区英山县。首载《中国故事集成·湖北卷·黄冈地区故事集》。

（6）《扁担仙的来历》，讲述：李解叔；采录：何晓春。1986年10月采录于荆州地区京山县新市镇。首载《中国故事集成·湖北卷·京山民间故事集》，1990年12月。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未见收录。

 

（十一）湖南（2篇）

（1）《天女与农夫》，讲述：吴良佐；搜集：凌纯声、芮逸夫。1934年采录于湘西凤凰县。

（2）《七月初七晒织机的由来》，讲述：陈莲花（女，土家族）；搜集整理：向农。1984年12月采录于凤凰县木江坪乡。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凤凰县资料本》，1980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中国ISBN中心2002年版）未见收录。

 

（十二）广东（5篇）

（1）《牛郎织女》（有附记），记录：钟敬文。1925年采录于陆安。首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005年第10期；张振犁编纂《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第3页。

（2）《牛郎织女的故事》，记录：王茀桥。1929年采录于广东。首发《民俗》周刊第80期，1929年10月2日。

（3）《牛郎织女》，程云祥引述。采自粤南。首载梅觉女士《粤南民间故事集》，广州：合作出版社1929年。

（4）《潮州的七月》（七夕传说），1929年采自潮州。首载《民俗》周刊第73期，1929年8月14日。

（5）《石牛的传说》，讲述：朱晓；采录：林典威等。采录于汕头市达濠区。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东卷·汕头民间故事选本》，1989年10月。

注：（1）《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东卷》收有《牛郎织女》一篇，但不是20世纪80年代实地采录的故事，而是钟敬文先生于1925年搜集、首发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005年第10期上的，故此表不列。（2）据《天南》杂志（广东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1982年第1期载毅刚撰《粤人重巧夕》称：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广州风俗，繤重七夕”，“随着社会的发展，七夕风俗慢慢从不大时兴到不复存在了。现今40岁以下的人，大多数没有见过这种风俗了。”

 

（十三）广西（5篇）

（1）《牛郎织女》，讲述：黄六公；搜集整理：黄永林。1986年4月采录于玉林市博白县。首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博白县民间故事集》，1990年4月。

（2）《牛郎与织女的苦衷》，讲述：庞一清；搜集整理：杨培秀。1987年8月采录于玉林市博白县亚山镇。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博白县民间故事集》，1990年4月。

（3）《牛郎和织女》，讲述：梁景新；整理：黄安德、黄励德。1987年1月采录于玉林市葵阳葵中小龙村。首载《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广西卷·玉林市民间故事集成》。

（4）《双角峰》，讲述：梁才周；搜集整理：梁海涛。1988年4月采录于玉林市博白县。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博白县民间故事集》，1990年4月。

（5）《七月七仙水》，讲述：韦大四，搜集整理：黄乾章、杨平山。采自田阳。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广西卷·田阳县故事集》，1988年9月。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中国ISBN中心2001年版）未见收录。

 

（十四）海南（1）

（1）《牛郎织女》（苗族），选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海南卷》中国ISBN中心2002年9月版，第151—152页。

 

（十五）四川（5篇）

（1）《牵牛花的来历》，讲述：程文华；记录：曲野。1985年采集。首载《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陈庆浩、王秋桂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集•四川民间故事全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第386—391页。

（2）《七仙女与放牛娃》，讲述：钟国文；搜集整理：孙德平、傅培珊。1986年5月采录于绵阳市安县河清镇。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安县资料集》，1987年12月。

（3）《鹊桥》，讲述：刘素明（女）；搜集整理：杨蕤林。1987年7月采录于灌县青城山一带。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成都市灌县卷》，1987年1月。

（4）《七姑娘儿》，讲述：李金霞（女）；搜集整理：李吾。1988年9月采录于成都市大邑县斜江乡。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大邑县卷》，1988年9月。

（5）《牛郎和织女》，撰述：雷庆明。采集地点：乐山市井研县。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乐山）井研卷》，1989年6月。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未有著录。

 

（十六）贵州（4篇）

（1）《牛郎织女的故事》（苗族），搜集整理：李贵廷。1958年搜集于贵州黔东南凯里西江，整理于1963年。首载《民间文学》1979年第4期。

（2）《“吃牛”的传说》，讲述：龙胜学（苗族）；搜集整理：杨正银、陈茂林。采录地区：松桃。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松桃苗族自治县资料本》。

（3）《喜鹊的传说》，讲述：满桂氏；搜集整理：满家国。采录地区：松桃。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松桃苗族自治县资料本》。

（4）《李牵牛的故事》，讲述：刘成龙；搜集整理：罗登宜。1989年采录于贵阳乌当区百宜、羊昌一带。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卷》，1989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中国ISBN中心2003年版）未见收录。

 

（十七）云南（1篇）

（1）《牵牛星下凡》，搜集整理：谢远辉。采录于盐津县。首载《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盐津县故事卷》，1989年10月。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中国ISBN中心2003年版）未见收录

 

（十八）陕西（2篇）

（1）《织机洞》，讲述：杨启贵；整理：杨百祥。采录于铜川、宜君一带。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铜川县民间文学集成》。

（2）《七夕巧渡》，采录地点：户县。首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户县民间文学集成》，1989年。20世纪以来，陕西省未见有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文本记录和发表。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9月）未见著录。

 

（十九）宁夏（1篇）

（1）《牛郎与织女》，搜集整理：孙荣华。1987年11月采录于同心县张家塬乡。首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资料丛书·同心民间故事》，1988年。

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未见收录。

 

（二十）新疆（1篇）

（1）《牛郎织女》，讲述：张玉英；采录：王永玺。1989年采录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选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新疆卷》中国ISBN中心2008年版。

 

第一，20世纪一百年中，在由六个分布比较密集的省区构成的“核心区”里搜集到的牛郎织女传说总共是84个，而在“核心区”之外的外缘地区20个有流传的省区中搜集到的牛郎织女传说只有59个。两者加在一起，全国26个省区在20世纪搜集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总数为143个。前者，即在传说圈里搜集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占全国有牛郎织女传说口头流传的26个省区搜集到的总数143个的58%强。而后者，即在“核心区”之外的20个外缘地区中搜集到的59个牛郎织女传说，只占全国牛郎织女传说流传总数的42%强。这种分布状况，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牛郎织女传说本身的性质和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20世纪上半叶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总共只有18个，分布在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广东9个省区；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间，总共发表牛郎织女传说故事1个，即孙剑兵采自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天牛郎配夫妻》；还有一篇是汪曾祺整理的《牛郎织女》，流传地点和采录时间未详，故未予列入。 [6] 1979年至2000年，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总共为122个（包括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搜集采录而在这个时间段发表的），分布在26个省区。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牛郎织女传说还在26个省区的一些地区口头流传。 [7]

20世纪80年代末至世纪末和21世纪初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31个省卷本），其中所入载的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为20个，涉及的省区为：河北（1个）、山东（3个）、江苏（1个）、上海（1个）、安徽（1个）、江苏（1个）、浙江（6个）、福建（2个）、河南（2个）、海南（1个）、新疆（1个），总共11个省区。这说明，上世纪80年代还有流传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宁夏、陕西等16个省区，到上世纪末或21世纪初，有些省区已经逐渐衰微甚至消失了。即使还在口头上有流传的省区，民间文学工作者、基层文化工作者、各级教师们记录下来的传说文本，其数量也大为减少了。尽管发表的传说文本并不等于实际流行的传说，但应该说，也能大体显示出牛郎织女传说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出现了急剧衰微的趋势，甚至到了濒危的境地了。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流传采录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间，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时代，我国的社会也进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相应地，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人口的大流动、不同文化的交融，导致了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文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传承危机。尽管我国自2003年起启动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下的对民族民间文化、稍后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普查，然各地的文化主管机构从老百姓口中记录下来并汇编到各省、地、县的调查报告中的，或公开发表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那些由民间文学爱好者根据自己民间知识编写的作品除外），却极为罕见。2008年4月，笔者在山东沂源县召开的牛郎织女传说研讨会上曾经指出，国家启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时，全国2000多个县（据有关资料，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374个县级市、1642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竟然没有一个单位申报保护牛郎织女传说这一项目。 [8] 全国各地调查采录牛郎织女传说，并有记录文本公诸于世的牛郎织女传说，只有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的山东沂源县和西安市长安区两处，通过有组织的调查，实地采集了一批口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这两地实地调查采录下来的在当代民众口头上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情况如下：

 

（1）《七月里七月七》，讲述：韩凤祥（女），采录：郭俊红（女）。2007年3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辉村。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牛郎织女天河配》，讲述：韩凤祥（女），采录：郭俊红（女）。2007年11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牛郎官庄。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5页

（3）《王母娘娘银钗划天河》，讲述：韩凤祥（女），采录整理：王蕾（女）。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牛郎官庄。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7页

（4）《喜鹊架桥渡牛女》，讲述：解明泉（男），采录整理：王庆安（男）。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刘庄村。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41页

（5）《织布梭和牛梭头》，讲述：解明泉，采录整理：张宝祥。 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刘庄村。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52页

（6）《牛郎织女》，讲述：孙启文（男），采录整理：王蕾（女）。 2008年4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牛郎官庄。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58页

（7）《天下独有织女洞》（二则），讲述：张守安（道长），采录整理：张宝祥。2006年4月/2007年3月记录于山东沂源燕崖乡道观。载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83页

（8）《粉红仙衣定缘分，触犯天规双城石》，讲述：姜凤兰，采集：蒋瑞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9）《月老牵线定姻缘，触犯天规双城石》，讲述：范喜琴，采集：左琳等。2007年3月17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白家庄。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0）《织女勤织布，机石留人间》，讲述：罗海浪，采集：周蕊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上泉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1）《跪求王母放织女，夫妻遥望盼团圆》，讲述：刘兴文、罗升发，采集整理：赵丽彦。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南沣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2）《偶然捡衣结伉俪，堵妞宫里住牛郎》，讲述：罗升发，采集：蒋瑞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白家庄、南沣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3）《七仙女拨云见董永，织女下嫁放牛郎》，讲述：史振通，采集：周蕊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南沣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4）《天上地上牛女忠贞相爱，错传佳期稀缺被罚搭桥》，讲述：李平，采集：蒋瑞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陕西省咸阳王道村。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5）《牛郎织女相爱王母散，七月七日石婆庙上相见》，讲述：薛克敏，采集：左琳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牛郎织女石刻管理所。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6）《土地说媒牛女成夫妻，牛郎翻山越岭追织女》，讲述：张建华，采集：左琳等。2007年3月10日记录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哪个村子不详）。载傅功振主编《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上面我所选录的16篇牛郎织女传说（沂源调查共记录传说42篇，在此只录了8篇，一些与牛郎织女无直接关联的地方风物传说和讲述零碎的片段，未录于此），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学者们在山东省沂源县燕崖乡和陕西省长安区斗门镇两个地方从老百姓口头上实地采录的成果。这两个调查都是运用民间文艺学的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遵循“真实性、科学性、代表性”的民间文学搜集采录原则，深入到当地乡民中，从乡村故事家和比较有讲述才能的乡民的口述中采录下来的。其调查采录的时机，与20世纪80年代为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而进行普查的那个时代相比，中国的乡村面目和乡民社会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历史性的变迁。沂源的燕崖乡虽然距离县城有几十华里之遥，大体上还处在传统的乡民社会状态之中，但现代化思潮和信息化现实的影响已经十分剧烈了。表现在：（1）传承人的年龄偏大，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2）传承人的讲述文本受外来影响很大，有的是根本性的颠覆。 [9] 长安区斗门镇是西安市的郊区，受到的现代化影响相对比较大，尽管传统文化与商品大潮的博弈处处可见，普通乡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加上昆明池的历史记忆、石爷和石婆石刻像的存在以及牛女庙的香火，使牛郎织女的传说深入人心，但调查显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牛女信仰和传说的承载者和受众群已多为中老年人和妇女，很少有年轻人参加了，传说故事和七夕习俗的传承出现了断层，讲述和聆听传说故事成为老年人的自娱自乐。 [10]

山东省沂源县于2006年向文化部申报“牛郎织女传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山东大学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以燕崖乡为中心的县境内牛郎织女传说进行了两次调查，从讲述人口头上采录了42个传说文本，其中重要的传说讲述人韩凤祥6个、解明泉3个、孙启文1个、张守安2个，一般的讲述者讲的传说32个，这些“活态”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稍后都被选入了叶涛、苏星主编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我在此表中只选择了8个。原报告中都没有标题，现在的题目是我拟的。有些情节过于简单和零碎的、加工太大的和根据文献重写的，都没有选录在此。这些传说文本证明了，除了当地民众和历代官府依据“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古训构建了并留给后代一些与牛郎织女信仰和神话传说相关的遗迹而外，在当地老百姓的头脑里也保留了不少传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他们中间流传。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的直接渊源，学界并没有人做认真而详细的考察研究，但根据地上的相关文物和遗迹所做的研究考察已有了一些结论。主持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调查的叶涛教授所撰调查报告《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的调查与研究》，把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最早渊源上溯至了唐宋。他写道：

 

大贤山上庙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现存最早的碑刻资料是今存织女洞中立于宋朝元丰四年（1081）的一块功德碑，……此碑虽然现存于织女洞中，但从碑文中还看不出与织女有什么联系。

宋代之后大贤山还有一座据说原来为九层的金代石塔，石塔上面出现了金朝泰和六年（1206）的线刻人物和文字题刻。题刻主要记述了大贤山道教的开山人物张道通道士的事迹。……‘乃游此地，谓人曰山名大贤，织女崖，乃同徒众登眺巅峰，山清水秀，而乐居焉。’这里的‘织女崖’，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与织女有关的记载。

对于我们理解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最为重要的一段史料，出现在明朝万历七年（1579）的《沂水县重修织女洞重楼记》中……“唐人闻个中札札机声，以故织女名。”在这段文字中，还十分难得的透露出把织女和牛郎牵连在一起的机缘：时任沂水县知县的王风竹对主持道人打探玄妙之理，道士说：“守者会公意，即礼多方金粟展力为之，对面并起牛宫……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明代末叶孙氏家族迁居沂水，定居沂河岸边时，“牛宫”已于万历年间修建而成，村庄因位于牛宫附近，因而命名村庄为牛郎官庄。 [11]

 

笔者以为，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渊源研究，似不应止步于此。笔者在《牛郎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最早的族属，应是已经消失了的东夷部族的某些氏族（部族）。更具体一些，认为是奄或薄姑氏族（部族）的神话传说。而现在的沂源，且不说原是“沂源人“的故乡，有着悠远的历史，到了东夷文明时代，奄和薄姑都是东夷的大部族，现在沂源的所在地，应该就在古代奄或薄姑的势力范围之内。东夷研究学者李白凤说：“商奄并非鲁奄，它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之莱芜谷。” [12] 从原始的牵牛、织女的星象崇拜，到《诗经•大东》里的牛郎织女神话，这些民间记忆也许就以潜意识的方式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东夷氏族（部族）及其后来的传人或被周人同化了的汉人的头脑之中。当然，我的这个假设还需要学界更多的论证。但由于东夷的史料大都湮没无闻了，要得到更多强有力的论证，还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西安市长安区于2007年把当地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批准。长安区文化局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傅功振教授带队在武汉挖掘昆明池遗址和立石婆（织女）、石爷（牛郎）的斗门南沣一带进行调查，采录了19个牛郎织女传说故事，我选择了其中的15个迻录在此表中。这些传说故事，从文字上看，整理者的加工、尤其是标题的拟定并不一定可取。但这是另外的话了。在长安的历史上，昆明池的开凿以及在其两岸设立石婆石爷雕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汉武帝（庚子BC141—甲午BC87年）执政时期，以及在位之前的西汉王朝时代，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就已经具备了牛郎、织女、银河三个情节要素，这个完型的传说已经在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广为人知、甚至在民间广为流传了。2007年对这些传说进行的实地采录并将其记录文本公开发表，在长安区，在西安市，乃至在陕西省的文化史上是第一次，填补了在陕西文化史上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的缺位（此前公开发表的文本只看到两篇，见表二），确认了西安市长安区作为牛郎织女传说圈的西部边界标志的地位，以及经历过2000多年的历史风雨之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还在民间“活态”流传的文化生命力与文化嬗变事实，故而殊为可贵。但，把长安区说成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的观点，如同说和顺、南阳、太仓等地说成是其起源地的观点一样，是缺乏说服力，站不住脚的。

山西省和顺县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确定的三个牛郎织女传说保护地之一。2007年7月5日该县文化艺术中心根据申报要求，在向文化部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评审组提供的《申报书》的《附件》里，附录了20个当地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1）《南天门》、（2）《八仙洞》、（3）《相思背》、（4）《金牛凹、金牛洞、牛郎山》、（5）《天河梁（天河山）》、（6）《喜鹊山》、（7）《天河池（天马池）》、（8）《驴打滚》、（9）《老牛口》、（10）《双龟石》、（11）《塔岭》、（12）《葫芦垴》、（13）《磨簪石》、（14）《笸箩凹》、（15）《杏树湾、桃树沟》、（16）《牛郎峪》、（17）《牛郎沟》、（18）《花山与哪吒塔》、（19）《莲花山与观音垴》、（20）《簪峪（磨子峪）》。专家组审看后，认为这些所谓传说文本，大多是当地与牛女传说和七夕有关的地方旅游景点的解释文本，而与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要求的从老百姓中口头讲述的传说故事记录文本有一定差距。该文化艺术中心于11月6日对所提交的附录材料进行了修改和撤换，又提供了《兄弟分家》、《大战老鳖》、《池畔娶妻》、《神驴显威》、《天河断情》、《鹊桥相会》6个传说的记录文本。该县的申请终于获得专家委员会的通过和文化部与国务院的批准，认定该县为牛郎织女传说的保护地。但五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看到该县根据“真实性、代表性、科学性”三性原则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的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公开出版。

根据我所能见到的材料，除了这三个国家认定的保护地之外，至今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向公众提供出他们在实地调查基础上采录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还在当地口头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前文所认定的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还有这个传说流传的11个省区，已经大大地缩小了。惟一令我们欣慰的是，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记录下来的15个牛郎织女传说，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图景中的“牛郎织女传说圈”的西部边关的实证材料。

 

几点思考

 

对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可以得出几点思考：

一，20世纪一百年，牛郎织女传说的流传地区，最昌盛的时期，北起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河北，依次南来，沿海的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中南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西北部的宁夏、陕西、甘肃、新疆，共涉及25个省区。这些地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天上的仙女（织女）与地上的牛郎自由婚配而后被天帝或王母划银河将其分开不得相见因而演为悲剧结局，只在每年的七月七日借助于鹊桥相会的故事；另一部分，则是牛郎织女传说与地方风物相粘连和结合的地方风物传说。而综观这25个流传地区的牛郎织女传说的分布状况，大体可以画出一幅牛郎织女传说的流布区域图，我们姑且把这个中心流传区域叫做“牛郎织女传说圈”；这个传说圈的中心地区，应该就集中在北起河北、山东，南到江苏、浙江、安徽、福建，西部到河南、陕西的这一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应当与古代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东夷文化以及后起的周文化、楚文化、齐文化、汉文化的流布和影响不无关联。从上面的流传统计和地理分布中可以看出，在战国到汉魏之际已经形成较为严整完善的故事情节和内容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到了现代，情节没有出现大的改变和拓展，主要流传地区逐渐趋于萎缩。

陕西省应该是牛郎织女传说圈的西部边线。陕西历史上虽有汉武帝在长安境内开凿昆明池，并在东西两岸分置牛郎和织女石像之举，但一向并无传说发表。20世纪80年代全国为了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普查，以咸阳地区而论，也编辑出版了由民间文艺家梁澄清主编的《咸阳民间故事集成》四大卷，但编者并没有收集到一篇牛郎织女的传说、甚至与传说相关的风物传说。近年来在全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甘肃省陇南市所辖的西和县的七夕习俗，保存得十分完整而独特，而该省本应有更多的牛郎织女传说流传，但所惜者，民间文学工作者们并没有发现和提供出已经发表的传说记录文本，而且那里的乞巧习俗，并没有传说中织女之外的另一主角牛郎显身，故而难于对那块土地上的流传情况和传说故事特点作出判断。新疆的一篇采自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讲述者是汉民，是当地土著，还是移民，不得而知，故难下定论。

云南、贵州距离中原地区较远，那里素有自己的土著文化（包括宗教），那里的牛郎织女传说，有的与内地的牛郎织女传说内容和结构近似，可能因受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和相互文化交流所致，但多数为风物传说之粘连式。曾有研究者、收集者报道，苗族有牛郎织女的传说。上表中，列入两篇苗族的牛郎织女传说：海南一篇，湘西一篇。已故神话学家丁山在生前曾论及湘西苗语中的“大业”与牵牛织女传说的关系，有普遍意义，笔者另文曾提到他的论述，惟其重要不妨引在此处：“曾读严如煜《苗疆风俗考》，中有云：‘湘西苗语，呼黄牛曰大跃，呼水牛曰大业。’大业之名，竟与女修之子大业语音相同；令人不能不疑及牵牛织女神话。假定，《史记》所谓大业，释为牵牛；那末，‘颛顼之孙女修织’，显然是‘天孙’织女星；女修生大业，该是牵牛织女恋爱故事的变相。”他的意见是，二十四史中那群四裔民族，当时都还是游牧民族，而他们的神话，无不反映着“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熏染华化以前的原始生活的形态”。 [13]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牛郎织女传说在民众中有较为广泛的流传，可以作为见证的是，从1921年起的28年间，当年还是自发地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的一些热爱民间创作的文化人，从民间记录发表了或搜集记录了18篇民间传说。这18篇传说的流传地区涉及吉林（延边朝鲜族）、辽宁（奉天）、山东（诸城、高密）、安徽（颖上）、江苏（灌云）、浙江（永嘉）、福建（安南、泉州、漳州）、广东（陆安）八省。凌纯声和芮逸夫1934年在湘西苗族地区做调查时，也发现和记录了一则当地的苗族变体。从1949年10月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这30年间，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政治运动的连绵不断，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破坏，文化工作者也忙于收集记录新民歌、革命歌谣和革命性较强的义和团、捻军、抗英等内容的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和记忆中几被遗忘，报刊书籍上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参考的记载，这30年间一共发表了一篇牛郎织女传说，即孙剑冰先生1954年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记录的《牵牛郎配夫妻》（秦地女讲述）。这篇传说记录稿由于情节、语言等因素，首发于影响很大的《民间文学》杂志上，接着又收入贾芝、孙剑冰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中，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丛刊》的第一部书发行，在中国文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从而为后来的教科书多所选载。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收入了经过整理的《牛郎织女》，其整理方法和文本风格在《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上引发了一场争论 [14] ，由于那个文本不是从老百姓口头上直接搜集写定的文本，加工较大，故在此不论。1957年，汪曾祺整理的《牛郎织女》发表（上文已经交代，原始出处未详，也就无法确定其地域归属）。“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是李贵廷在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中采集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发表在复刊未久的《民间文学》杂志1979年第4期上。在内地采录的牛郎织女传说在报刊上再度发表，已是六年后的事情了。1985年7月为配合七夕节而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12篇传说。这12篇作品涉及的地区，依次是河北（束鹿、保定）、山东（济宁、青岛）、江苏（苏北泗阳）、安徽（阜阳）、河南（南阳）、湖北（广济）、湖南（长沙）、四川。在上文认定的“牛郎织女传说圈”中，除了几个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如山东的沂源、长安的斗门、河南的南阳、山西的和顺、河北的邢台、江苏的太仓、湖北的襄樊等地，由于这些历史遗迹常常能唤醒民众的记忆，甚至成了“当地重要的地方性知识”， [15] 牛郎织女传说在这些地方还多有流传外，其他更多的地方，牛郎织女故事已经很少流传了，或者说故事情节完整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已经难于见到了，以至于只能在20世纪80年代各地编纂的“县（区）级”民间文学集资料本中搜寻到上表中所列的大约六七十个故事传说（另外六七十个故事，不过是地方风物传说罢了）。根据各地县卷本的资料选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每省一卷）大型系列丛书中，31个省卷本中只有10个省卷本中还能见到它闪烁不定的身影，亦即只剩下19个传说了！它们是：

河北1篇：《傻牛郎和织女》（太行山）、

山东2篇：《牛郎认媳妇》（嘉祥县）、《牛郎织女鹊桥会》（梁山）

江苏1篇：牛郎织女的后代（邳县）

安徽2篇：《喜鹊搭桥》（滁州）、《牛郎织女》（阜阳）

上海1篇：《牛郎和织女》（长宁区）

浙江6篇：《鹊鸟传错旨》（玉环县）、《七七相会》（永嘉县）、《喜鹊只那会癞头》（永嘉县）、《织女的泪水》（嵊泗县）、《牛郎织女》（象山县）、《喜鹊搭桥》（宁海县）

福建2篇：《牛郎织女与“记节”习俗》（周宁县）、《牛郎织女会七夕》（政和县）

河南2篇：《牛郎织女》（杞县）、《牛郎织女》（桐柏县）

海南1篇：《牛郎织女》（苗族，保亭自治县）

新疆1篇：《牛郎织女》（讲述者汉族，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16]

在此，还要补充的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之外，20世纪80年代在各地发现并对其进行过采访记录的著名故事讲述人，除了河北藁城耿村的靳正新、山东费县的尹宝兰、湖北伍家沟的冯明文每人留下了一个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外，其他那么多故事讲述家，如辽宁岫岩的满族三老人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朝鲜族女故事家金德顺，公民县的谭振山，河北耿村的靳正祥，山西朔州的尹泽，山东青岛的宋宗科，沂蒙的胡怀梅、王玉兰、刘友发，湖北宜昌的刘德培、孙家香、刘德方，重庆走马镇的魏显德……，都没有看到他们讲述的牛郎织女传说的记录文本。而在我国著名的故事搜集家中，除了孙剑冰采录的《牵牛郎配织女》外，其他的人，如董均伦、张士杰、李星华、肖甘牛、萧崇素、陈玮君、裴永镇、黎邦农、刘思志等，都没有搜集记录下牛郎织女传说！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还在26个省区的一些地方“活态”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除了海南苗族的1篇和新疆木垒的一篇这两个特例外，已经锐减为8个省区——一个以东部沿海（即牛郎织女神话的原发地古东夷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较为狭小的地区了。一向被称为“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现在已经变得名不副实了，如照这样的衰微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完全退出让人们的视野。目前我国确定山东沂源、陕西长安、山西和顺三个地方为保护单位，显然是太少了，与濒危的境况太不适应了，而濒危的状况要求更多的地方纳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三，牛郎织女故事趋于萎缩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转型，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和宗法伦理制度影响的削弱乃至消失，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巨大进步，使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播逐渐失却了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民俗人文土壤；其次，牛郎织女传说没有像七仙女故事、梁祝故事那样受到戏曲、音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勾联和互动，借助戏曲和音乐的力量带动传播、提升生命力，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减弱。牛郎织女传说的这种生存状况，正可看作是仅仅以口头方式传承和传播的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年来出版物引用最多的，是孙剑冰于1954年在河套地区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牵牛郎配夫妻》。八百里河套地区是内蒙古南部与现今宁夏部分地区的结合部，就文化性质而言，这里属于晋文化的延伸地区，山西的移民与蒙古族杂居，各自带来和发展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但两族文化的交融非常明显，形成一种互为交融、但汉文化占据着很强地位的河套文化。秦地女的讲述，显然不能认为是古之周原的核心腹地，而是边缘地区，故而未必是最典型的文本，而且我以为秦地女的讲述，也许仅是一个孤例，并未见到河套地区有其他故事家的传述和群体性的传承公诸于世。汪曾祺版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2004年10月，由日本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小泽俊夫发起,聘请中日韩三国民间文艺学家精选的以少年儿童为阅读对象的《中日韩民间故事集》（日本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印制），湖北丹江口市伍家沟农民冯明文讲述、李征康记录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选入，由日本文部省印发并赠送三国的教育部，作为中小学作为乡土教材和课外读物。 [17] 这个流传在伍家沟的故事，其文化身份如何，不得而知，如果伍家沟的居民像武当山周边地区的一些地区居民一样，是明代万历年间修建武当山时抽调去而后流落在当地的中原民工，那么，不能排除是他们带去的中原的故事。但丹江口一带，地处武当山后山的偏僻山区，在秦岭以南，汉水以北和以东，原应是一个荒漠地区，并不是有些学者认定的《诗经·小雅·大东》里的“河汉”——汉水一带的故事。而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三个保护地区所搜集和发表的作品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荣膺全国性的声誉。在我看来，我们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好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作为我们的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文本，既能供广大读者阅读，又能作为精神产品传之后世和推向海外。我们选哪一个呢？

2007年8月15日—2013年9月7日

 

刘锡诚  中国文联研究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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