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照片见证一段历史

刘锡诚

摄于颐和园听鹂馆（1961年10月）

前排左起：魏建功、江绍原、顾颉刚、常惠、容肇祖  后排右一系本文作者

三年困难过去了，国家各个方面都在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以恢复元气。文艺界也开始宽松起来。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1962年3月，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讲了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副总理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强调向知识分子讲团结，感动了文艺界和知识界，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局面。

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秘书长林山的领导下，由国庆十周年献礼丛书办公室主任陶建基先生主持、编纂《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两套系列大型丛书。这时，把我从研究部调到“献礼丛书办公室”工作。新侨会议后，文艺界出现了新形势，于是，我又被调回到原来工作的研究部，组建研究部“学术活动组”，开展团结老专家的工作。我被指定根据“团结专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起草了一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学术活动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从1961年的下半年开始，陆续邀请老专家开“见面会”、举办“学术讲座”。

10月上旬举办的“老专家见面会”，是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这天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了“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老专家顾颉刚、江绍原、魏建功、常惠、容肇祖到颐和园乘船游览昆明湖，久别重逢的老友见面，自是兴奋异常，尽管我们设定的话题是《文艺十条》，实际上，却总也无法离开40年前横空出世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把“五四”时代的元老辈的学者们集中到一起，这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是独一无二的。游览活动结束后，登岸后到坐落在昆明湖北岸的听鹂馆午宴，并全体留影。选择听骊馆招待“五四”时期的老专家，不仅在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这一点上，是意味深长的，甚至在建国20年来，也是破天荒头一次。听鹂馆是1750年乾隆皇帝为其母亲孝圣皇太后祝寿而兴建的，是当时的清漪园唯一一处专供皇后休闲享乐的场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听鹂馆便成了慈禧太后宴请外国使臣和与其宠臣、嫔妃听戏、饮宴娱乐的场所。听鹂馆的“万寿无疆席”、“福禄寿禧席”、“江山万代席”、“延年益寿席”，这些菜席意味着是规格最高的宴席。在此皇家饭店里招待这些几十年来一向被冷落的“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老专家，显然要体现对他们和对学术的尊重。这次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动留下了一张照片，是用当时机关里的一架德国产路来福来照相机拍的，画幅较大，画面至今还清晰可辨，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那一段在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文艺形势、学术形势乍暖还寒的文艺史、学术史。尽管这段历史是转瞬即逝的，毕竟是令人难忘的。

“见面会”起了破冰的作用，揭开了团结老专家的序幕。接下来，是举办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定在1961年的10月13日，邀请顾颉刚先生讲演。无论是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时期、还是后来，无论是《古史辨》还是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吴歌搜集研究，甚至妙峰山香会调查，顾先生对民间文艺研究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都是无人可与比肩的。他讲的题目是《我对民间文艺的认识》（后以《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为题发表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上）。顾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次演讲的内容，是述五十年来“在戏剧、曲艺中多得之知识，及在歌谣、风俗、故事方面之研究。”（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一周后，又举办了第二讲，时间是10月25日，请常惠（维钧）先生讲《北京近世歌谣》。常惠先生是北大出身，学的是法国文学，却对民间歌谣由衷地喜爱，故而成为《歌谣》周刊的常务编辑，对中国早期的歌谣运动作出过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他又是“老北京”，对北京的“近世”歌谣有精深的研究，不仅早在《北大日刊》上就刘半农编订的某些北京歌谣进行过考辨与商榷，而且还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第27期，1924年1月12、27日）上发表过论述北京歌谣的长文《谈北京的歌谣》。鲁迅先生和台静农先生都与常先生有着很深的友谊。常惠结婚时，鲁迅亲自送到常家一部珍本《太平乐府》作为他结婚的礼物，显然是寓意常惠对未来所选定的，是和搜集编辑“乐府”（民歌）一样的事业。台静农先生晚年在回忆他的文章里写道：“我认识维钧夫妇，可能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或第二年，已经记不清了。我所收辑的《淮南民歌》113首，就发表在第二年(1925)的《歌谣周刊》上，虽然，我们的结合，并不单纯由于歌谣的爱好，而是文学，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社，他虽不是其中分子之一，却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在北大理学院对面西老胡同一号，是一座大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址，也就是我与李霁野的住处，西房两间庄尚严住在那儿，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维钧先已认识的同学。维钧为人厚重，热诚正直，我们都以老大哥看待他，而他对我们也如兄弟一般。当我们遇到麻烦事，他挺身任之，决不回避。”台静农1924年的8月底归乡（淮南霍丘）搜集淮南歌谣，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搜集到当地歌谣2000多首，就是“应主持《歌谣》周刊编辑事务的常惠之请”。

此后，又组织了几个讲座，被邀请讲演的有魏建功先生（《〈歌谣〉四十年》上、下，《民间文学》1962年第1、2期）、杨成志先生（《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民间文学》1962年第5期），等。这些老前辈的讲演稿和回忆文章，自1962年起，开始陆续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

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脉。我们邀请和约稿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是“五四”运动和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的年青学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催生了或以各种不同方式推动过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发展。就说容肇祖吧，他是国学大师容庚的弟弟，包括他们的妹妹、1925年跟随顾颉刚、容庚、容肇祖一起上过妙峰山的容媛，他们都是“五四”时代的北大学子。容肇祖1922年进北大哲学系读书，但他不仅是哲学家，还兼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书时，兴办风俗调查会，到福州采过风；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任职时，不仅参与主编过《民间文艺》和《民俗》两杂志，而且写过很多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如《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和《迷信与传说》（专著）等。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的会长。

最后一个应邀开讲座的是杨成志先生。与前面几位不同，他在学术上的西学背景鲜明，主攻人类学、旁及民俗学，基本上与民间文学无缘。留法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主编后期《民俗》季刊，一改由顾颉刚策划奠定、先后由钟敬文和容肇祖执行（主编）的办刊方向，虽仍沿袭旧名，实则已改造成为一家纯人类学性质的学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文物室工作，由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艺而不是民俗学、更不是人类学，所以他不在该会经常联系的学者名单之中。我们之所以邀请杨成志来做民间文艺学术演讲，主要是他曾写过一篇中国民俗学史方面的文章，特别是他受中央研究院派遣于1928年和容肇祖、俄籍民族学家史禄国夫妇一道到云南彝区去做田野调查、化装进入彝区的那一段非常故事，况且建国以来久已销声匿迹了民俗学也不应该继续被遗忘、被埋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工作的对象是民间文艺，虽然涉及民俗，但毕竟工作重点、尤其研究方向不是民俗。杨先生应邀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来讲的题目是《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与他过去发表过的旧作大体相同，他的这次讲演，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来第一位在公开场合下宣讲民俗学的人，至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历史上。

在新侨饭店讨论《文艺十条》的大背景大氛围下，民间文学领域里，从顾颉刚《我对民间文艺的认识》起，此后一系列“五四”学者的演讲，结束了此前把从“五四”到解放前国统区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作“资产阶级民俗学者”的历史。

转过年来，1962年，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又是北大《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我被指定为贾芝同志撰写纪念文章的助手。整个上半年的时间，陶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祁连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我三人，都在忙着到各个图书馆为贾芝找材料，他根据我们查找和摘录出来的民间文学史料，写作了《论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发表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我除了负责查阅、抄录、复印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三个时期的史料外，还向他提交了一份《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情况简介》的书面材料。陶阳和祁连休撰写了一份《各地民俗学会及民俗学刊物名录》。为了这篇纪念《讲话》的文章，我们还全面查阅了各解放区在1942年后编辑出版的报刊上有关民间文艺的文章、通讯、消息等资料。这部分民间文艺资料，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的名义，编印了一套三卷本的《民间文学理论参考资料[1942——1949]》（1964年4月编印；第1辑362页，第2辑411页，第3辑363页）。搜罗的资料不敢说全（后来我又发现了许多材料当时没有读到，如周文、王亚平的一些文章），但敢说做得一丝不苟。贾芝的文章之外，《民间文学》又在第4期上发表了天鹰（姜彬）撰写的《高原的曙光——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作》的长文。用历史老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权威性的论述里表现出一种不容分说的惟我独“左”和宗派主义色彩。譬如：“《歌谣》中途停刊以后，在南方的民俗学运动中，有些民俗学热心家醉心于西欧资产阶级民俗学，进行‘纯学术’研究，也有一些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党国’效劳的分子积极主张从了解民俗入手，‘改良农村’；在北方，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中，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也被当作民间风俗的一部分，在农村娱乐活动的项目下受到了注意。民间文学从此不仅是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有些人把它当作‘改良农村’、巩固反动统治的手段，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而‘民俗’也越来越加重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俗学的色彩，五四革命精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这样的论断，在当时往往被视为不可置辩的真理。

出于对学术的追求，作为一个小小的年轻干部，我曾向领导上提出过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歌谣》周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建议书，但被否决了，被搁浅了。那时会里已经有了几个大学毕业生，除了我来会的时间早些外，1959年暑假一下子分配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牟钟秀、四川大学的张胜泽、厦门大学的陈建瑜等几位。（后来他们各自都术有专攻，成就骄人。牟钟秀与丈夫陶阳合著了《中国创世神话》；张胜泽在1964年文艺界“小整风”中因站出来维护受到批判的阳翰笙同志而被错误处理遣送回原籍重庆，新时期担任了大型文学期刊《红岩》主编；陈建瑜转到电影界，创作了名噪一时的电影《红高粱》。）这几个青年人自动开了一个神仙会，商讨了一个活动方案。我们的计划终于在7月28日由路工先生主持的研究部部务会议上被通过，列入了研究部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决定届时与北大联合召开纪念学术座谈会。8月4日，由我根据研究部部务会议的决定，起草了给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函件。

同年8月23日，又在国际俱乐部举办了一次民间文学界“专家交谊会”，除了一些常常在报刊上露面的主流人士外，重点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到会，到会的还是顾颉刚、魏建功、江绍原、常惠、容肇祖。12月15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了《歌谣》周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显示了对“五四”歌谣运动的肯定。《民间文学》杂志1962年第6期集中发表了出席座谈会的“五四”专家们的发言或文章。这些文章是：魏建功的《〈歌谣〉发刊四十年纪念》、顾颉刚的《我和歌谣》、常惠的《回忆〈歌谣〉周刊》、容肇祖的《忆〈歌谣〉和〈民俗〉》、周启明的《一点回忆》。考虑到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判了刑，现在虽然保释在家，却还在管制期内，所以用的是他的笔名周启明。

通过组织这些民间文学学术活动，我不仅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学术发展的历史，与这些前辈学者们的交往，也对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研究人员终生受益。蜗居于黄化门碾儿胡同一所四合院里的常惠、借居于八道弯周作人住宅里的江绍原等先生的简陋条件和刻苦精神，时刻感染和激励着我。时任科学出版社编审的江绍原先生，家中有一个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常年卧病在床，而古稀之年的他还每天出入于科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和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将自己的译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苏联布宾诺夫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赠送给我，还提议并于1959年帮我和马昌仪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第一本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我约他撰写了题为《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的文章，交《民间文学》杂志1961年第9期发表。大概是这位28岁就当上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后来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我和他成了往年之交。他的那种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文革”后，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顾问，我则先后到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他逝世时，我已应周扬同志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候供职的民研会，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命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也许这是一种缘分吧。他逝世后，他的藏书，通过王文宝同志的沟通，捐赠给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图书资料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其藏量，还是有价值的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迷信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全101期，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如今，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代民间文学报刊私藏！

我因在意识形态环境比较宽松的1961、1962年提出建议、起草了计划和报告并具体组织了“资产阶级民俗”专家学者作学术讲座以及纪念《歌谣》周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从而获罪，在1964年7月开始的文艺界小整风中被责令作检查，并列入中国文联和各协会向中央报送的文艺整风报告中。继而在1966年5月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批判、抄家，成了文联大楼里被揪斗的少数几个“修正主义苗子”之一。甚至有幸被一位当时被当作“走资派”的领导在被迫向红卫兵交代时说“我的那些修正主义理论都是从刘锡诚那里来的”！当我听到这样的传言时，真是感到又滑稽又无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时，身价竟会陡然变得如此之高！

历史的烟尘把这些细节给冲淡了。值得欣慰的是，这帧尘封了40年之久、负载着6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镜像的照片，不仅在我的相册里、同时也在我的记忆里完整地给保留下来。照片里的这几位“五四”时代的先贤都已经远逝了，但他们的学问和贡献，却永远是我们应该承续的遗产。

初稿于2008年10月25日

改定于2009年6月22日

发表于《文汇报》2009年9月26日，题为《老照片里的专家们》，后面两小段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