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宝卷》序

刘锡诚

尽管宝卷这个名称最初出现于何时，学界一向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至今也还未能定于一尊，然而说宝卷是自唐五代佛教的俗讲、变文发展变异而来的一种民间讲唱文学或民间文献（类），这一认识，大体是靠得住的。宝卷是一种源远流长、虽经多次社会制度转换和不同社会阶段上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与制约，却至今仍然“活”在广大受众（主要是信众）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它的存在与流变，旨在“释导”、传授和宣传宗教教义，即以“讲经文”、“说姻缘”为其基本功能；它的宣（念）讲方式，多与忏礼法事相结合，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就是宗教的“科仪”。为了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所传播，宝卷的叙事采取了通俗的、文学故事的形式，却又不失其神圣性和可信性。宝卷的内容是庞杂的广阔的，除了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如神道故事、修行故事之外，还吸收容纳了许多民间故事传说、俗文学中的传统故事、不同时代的时事故事等等。由于其主要的内容倾向和价值观与宗教或民间信仰有着相依相存的紧密关系，蕴含着诸多宗教的理念和虚幻的神秘思维，使得作为民间讲唱文学的宝卷多少有别于民间文学的其他门类，长期未被学界名正言顺地归属到民间文学名下。

我国学者对宝卷的关注与研究，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未久。如果把顾颉刚1924年开始在《歌谣》周刊上分六次刊登1915年岭南永裕谦刊刻的《孟姜仙女宝卷》，郑振铎于1928年在《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上发表《佛曲叙录》为起点的话，那么，我国学者的宝卷研究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由于学者们的学术本位不同，所持立场不同，关注点不同，有的从文学的角度，有的从宗教的角度，对宝卷的特点、功能、价值、艺术等的阐述也就大异其趣，并非一样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40年来，各相关地区的宣卷活动度过了五六十年代的休眠期后，先是在甘肃的河西地区、继而在一些吴越地区的民众（主要是妇女群体）中开始复苏，在他（她）们的精神世界中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宝卷研究，不论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是人文科学（文艺学的，俗文学的）的研究，也都有了较大的拓展和提升。但应该指出的是，作为遗产的宝卷研究固然成绩斐然，而相对于宣卷活动在当今很多地区的盛况来说，“活态”的宝卷调查、研究和评论就显得较为滞后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件的制定，2004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第一批缔约国。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而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启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非遗保护运动，这对于中国的宝卷文化、民众的宣卷（念卷）活动，以及专家学者的宝卷研究，都具有转折的意义。根据2005年3月26日发出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开启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酒泉市肃州区申报的河西宝卷被评审专家通过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紧接着，靖江宝卷和张掖宝卷也于2008年被批准进入第一批名录的扩展项目名单。2014年11月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苏州市申报的“吴地宝卷”进入了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宝卷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类，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保护工作上，都具有转折性意义。以往，我国学界在给民间文学下定义时，认定民间文学是民众（有一个时期还特别强调人民或下层劳动者）的口头艺术创作，是下层劳动者的精神产品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样的定义下，宝卷虽然包括了大量世俗的、弘扬真善美、传袭普世价值的民间传说故事和俗文学中的传统故事，传递了向善的、同情弱者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其主旨和主要部分毕竟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和文体向民众（特别是信众）传袭、释导宗教教义与民间信仰，教化信众，与经典的民间文学概念多少有些并不相符，所以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我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理念，即重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重视其在一定社区被创造、再创造、被传播与被认同的特点，并不强调其创造者和传承者的社会地位，这样，宝卷便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加入到“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中，在国家的层面上加以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是传承发展中的，是生长中的，不是死亡的，那么，对宝卷的保护，自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的、传承者的保护，而要对其作为“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整体性的、生态性的保护，其研究的理念亦应作相应的调整，既有版本目录学一类的静止式的研究，也应有鲜活的诗学的、文艺学的批评式研究。

常熟市是江南吴越宝卷或吴地宝卷的重点流传地区之一，不仅宣卷活动历史悠久，而且形式（如庙会、法会、斋事等）各种各样，毎一图（图又名里）都有社庙，连乡间小庙所供祀的社神，如猛将、总官、小王都有其专属的宝卷，如徐市八赤庙的《八赤宝卷》，白茆五仙庙的《五仙宝卷》等。由民间的讲经（宣卷）先生或私娘保存下来的印本和抄本数量众多，据市文化局《简述常熟宝卷》称：常熟市自2003年开始启动了宝卷的调查与收集工作，仅在2013年组织的征集中得到的材料，全市范围内现存的印本和抄本为480来种，去掉同种异本，也有430多种。

当今在常熟流传的宝卷，没有明显的民间教派色彩，更多的以江南世俗生活为题材，显示出作为说唱文学类或和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是常熟的历史发展和地域文化传统所造成，殊为可贵。常熟文化工作者们所提供的当世还在流行的或使用的地域性宝卷叙事文本，从城镇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思考之间关系的维度，向宝卷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考路径。

《常熟宝卷》的编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该市文化史和文化志领域里的一大历史性文化工程。现在这部巨制就要付梓了，市文化局的领导约我为之写序，尽管我不是宝卷研究的专家，但我毕竟在青年时代就曾于1958年春跟随路工先生、周正良先生到白茆考察过那里的田歌，并促成了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的实现，此后的五十年来，多次到常熟考察民间文学并共同研讨问题，进入21世纪，还曾于2009年底有幸作为文化部派遣的非遗保护督察组成员到常熟市做过调研督查，这种文化姻缘使我盛情难却，勉力写出如上这些一家之言，算作常熟的老友对这本书出版的祝贺吧。

2015年5月12日

《中国常熟宝卷》，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