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田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刘锡诚
（一）第四个黔文化的客籍学人
田兵于1937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战争和革命年代里经历了百般坎坷、万般磨难，于九死一生中得以幸存下来。建国后，他在文化部剧本创作室任副主任，因在反胡风运动中保护青年人而获罪，于1956年被谪贬到当时被认为是边远穷困山区的贵州。一去半个世纪，服务于斯，终老于斯。他在留居贵州的漫长岁月中，先后担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主席、《山花》、《南风》主编等职，主持了贵州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编辑和人才培养工作，尽管道路崎岖，命运坎坷，他时刻保持着不变的政治信仰和服务人民的信心，为贵州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左”的路线给他的命途带来的坎坷，也常常使他感到失落和抑郁。他在《黔山纵目》（1983）一文中歌颂了贵州的壮美山水和历史人文，却援引了明代王阳明的《兴隆卫书壁》：“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催；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莺花夹道惊春老，雉堞连云向晚开；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哪有雁飞回？”借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怀，足见他内心深处的荒凉和悲哀。
综观贵州文化的历史，如果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R Clarke)于1896年在苗人潘秀山的协助下在黔东南黄平记录了苗族民间故事和《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开天辟地》等古歌，是最早在贵州涉足当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的人；继之，日人鸟居龙藏于1902年到贵州西部进行人类学和民俗学调查，在安顺地区搜集记录了青苗的《创生记》神话以及瑶族的槃瓠神话等；再继之，抗日战火初起，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于1937年迁至贵阳，以吴泽霖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在贵阳、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记录和出版了《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等调查报告多种，以及《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田兵则堪称是近代以来第四位在贵州组织和实施民间文学调查记录与研究弘扬，成绩卓著的客籍文化人兼人文学者。
我第一次见到田兵同志，是在1958年7月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当时我是工作人员，参加会务工作，朝夕相处了几天时间，但没有什么交往。十年“文革”过后，中国文联各协会陆续恢复活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批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宣布恢复活动，并召开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田兵被选为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我那时的工作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真正与田兵同志有较多的交往，是1982年底我被中国文联党组和周扬同志指定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1983年9月3日正式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之后。同年的12月8—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第二次理事扩大会，我们一起讨论了加强理论研究、启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编纂工作等。继而，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出通知，启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他被聘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委员，并负责贵州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的领导工作。1984年12月，他到石家庄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又在一起讨论和制定新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再次被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他是我的乡党，前辈文友，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我们的交往多起来，成了莫逆之交。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4年7月，他们夫妇到北京女儿家小住，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俩老又从六里桥到安定门外我家里来看我，倾谈之后我们在楼下的小花园里留影。那时，我虽然还没有退休，却已经去职在家赋闲四年，潜心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原始艺术”的研究。作为老前辈，他能来敲我的闲门，看望我这个边缘人（我的座右铭：“闲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我自是感动不已。他晚年在贵阳养病期间，我也常常挂念着他的安危，时常从媒体上和朋友中捕捉他的行踪。没有想到，1994年的见面和留影，竟成了我与田老的诀别。
（二）《民间文学资料》《苗族古歌》和《南风》
（1）田兵从1958年正式受命主持全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织队伍，发现、培养和锻炼人才，首先在黔东南地区、后逐渐及于其他地区，开展各民族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编纂出版和理论研究。在他的主持下，把调查搜集到的和协同地方搜集的各民族民间文学成果陆续编辑出版了《民间文学资料》72集（最早一本印行于1957年1月；最后一本印行于1985年6月）。为保存文献和资料，兹将《民间文学资料》目录附在下面：
第1集：黔东南苗族仰阿莎等叙事诗，贵州省文联编印，1957年1月
第2集：苗族张秀眉、彝族戈阿楼史诗，贵州省文联编印，1957年2月
第3集：苗族嘎百福歌，贵州省文联编印，1957年3月
第4集：黔东南苗族古歌[1] ，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58年11月
第5集：黔东南苗族叙事诗，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6集：苗族古理歌，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7集：苗族分支开亲叙事诗，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8集：黔东南、湘西苗族情歌，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9集：黔东南苗族民间故事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0集：侗族新民歌、情歌，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8月
第11集：苗族民间传说故事，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11月
第12集：苗族古歌与情歌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3集：侗族叙事歌、神话、传说、故事，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4集：苗族苦歌、反歌、逃荒歌等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5集：苗族传说故事，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6集：苗族古歌，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7集：苗族婚姻歌，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8集：布依族情歌新民歌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19集：布依族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10月
第20集：布依族苦歌、酒歌等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21集：黔东南苗族传说故事，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22集：《苗族传说故事》，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23集：苗族酒歌、祝词、嘎福歌等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9月
第24集：苗族春季歌、活踏歌等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10月
第25集：苗族酒药歌、造纸歌等合集，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10月
第26集：黔东南新民歌，中国作家协会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贵州大学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印，1959年10月
第27集：张秀密起义史料、传说、歌谣，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0年9月
第28集：《布依族情歌、新民歌》，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0年9月
第29集：滇黔、湘西苗族歌谣集，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1年11月
第30集：侗族陆大用歌、叙事歌、传统歌谣等，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0年9月
第31集：侗戏，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1年12月
第32集：布依族传说故事，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2年1月
第33集：苗族“佳”、说古唱今，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2年11月
第34集：彝族洪水汜滥史、水西制度、水西全传，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2年
第35集：彝族《西南彝志》一、二卷，：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
第36集：彝族《西南彝志》三、四、五卷，：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3年
第37集：彝族西南彝志六.七.八卷，贵州省毕节专署彝文翻译组，贵州省民间文学族编印
第38集：彝族《西南彝志》九、十卷，：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3年
第39集：彝族《西南彝志》十二、十三卷，：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3年
第40集：彝族《西南彝志》十四、十五、十六卷，：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63年
第41集：布依族古歌、叙事歌，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3年8月
第42集：布依族情歌，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3年
第43集：布依族民间故事集，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1963年
第44集：布依族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0年5月
第45集：布依族古歌叙事诗情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研究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0年5月
第46集：水族双歌单歌集，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1年8月
第47集：布依族对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2年11月
第48集：苗族焚巾曲，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民族学院编印，1982年10月
第49集：仡佬族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民族学院编印，1982年11月
第50集：彝族古歌、叙事诗，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2年11月
第51集：苗族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编印，1982年11月
第52集：苗族习俗、起义斗争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编印，1982年11月
第53集：苗族游方歌、叙事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编印，1982年11月
第54集：侗族大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2年12月
第55集：侗族情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2年12月
第56集：侗族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年5月
第57集：侗族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年7月
第58集：侗族琵琶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年8月
第59集：苗族开亲歌、巫歌巫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年夏
第60集：苗族古老话，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年11月
第61集：苗族祭鼓词、贾理词，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年12月
第62集：仰阿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4月
第63集：布依族酒歌、叙事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月
第64集：布依族古歌、丧葬歌
第65集【上】：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牛经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8月）
【下】：黔中布依族礼俗歌、牛经书（布依文、汉文对照）
第66集：苗族婚俗礼俗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4年9月
第67集：贵州各族谚语、成语、谜语、格言、歇后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5年5月
第68集：彝族古歌、叙事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5年8月
第69集：侗族酒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同前，1985年7月
第70集：侗族叙事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5年6月
第71集：苗族古歌“天地开辟”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5年6月
第72集：苗族古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5年6月
这套民间文学资料集，不仅在贵州文化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由于生活于贵州山地的诸多民族，多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全是靠社会成员口头传递而流传下来的，因此这套资料集的编印，用文字记录下各民族祖祖辈辈创作和传承的文学和历史，殊为可贵。
（2）贵州民间文学组整理、田兵编选的《苗族古歌》，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搜集和编定，1979年5月才得以出版，作为史上第一本苗族古歌选（其后又有1983年马学良、今旦译注的《苗族史诗》、1998年苗青主编的《西部苗族文学作品选》等陆续问世），首次选录了参加调查者唐春芳、燕宝、汛河、苏晓星、潘光华等用汉语记录整理的《开天辟地》《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日造月》《枫香树种》《犁东耙西》《栽枫香树》《砍枫香树》《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十二个蛋》《洪水滔天》《兄妹结婚》《跋山涉水》等13首古歌。
这本选集在1983年底举行的“1979—1982年全国优秀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中荣获一等奖，得到了评奖委员会的首肯。而这些作品的传唱者，如知名歌手唐德海等，如今都已成了故人，他们演唱的这些苗族古歌，经田兵之手，幸运地留给了苗族的子孙后代，载入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史册。往事已矣，如今许多评委也都逝世了，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历史上第一次民间文学作品评奖的主持者和见证者，这些往事，依然历历如在目前。
（3）在他的主持下，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三家联合的名义，于1980年12月创办了民间文学双月刊《南风》。他执笔撰写的《发刊缘起》是一篇在山城贵阳登高一呼，搜集整理和研究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号角：
贵州是祖国多民族的省份之一，境内居住着汉、苗、布依、侗、水族、仡佬、彝、回、壮等十多个民族。各兄弟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但除汉文和彝族的只掌握在巫师手中的老彝文外，其他少数民族原来都没有足以应用于历史或文学的文字。因此许多少民族自古以来，不得不依靠各自的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和民间故事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继承、发展、传播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也就是少数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特别发达、特别丰富的原因所在。人们艳称少数民族地区是诗乡歌海，并非过誉。当然，即使在书面文学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仍不失为独放异彩的一花；因为口头文学历来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它始终保持着健康活泼的内容和清新朴实的风格；它从来就是书面文学的乳汁和源泉。
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和民间文艺学家，能够生活、工作和学习研究在贵州这样的环境中，实在幸运。我们从事的事业，有取之不尽的矿藏。但过去三十年来，我们搜集、编印的资料虽然不少，公开发表出版的却不多，有影响的更少。这种情况，较之各民族丰富的民间蕴藏，很不相称。特别遗憾的是，我们多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极其珍贵的原始记录，十年浩劫，损失惨重，有的已经永远无法弥补！青年男女行歌坐月，老人小孩说古唱今，都要挨批挨斗。歌场冷落，万花凋谢。著名老歌手一个个离开人间，民族民间文学面临人亡歌息的危险！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主管部门有鉴及此，去年连续召开了昆明会议、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二次（应是第三次——引者）代表大会，一次又一次响亮地发出为受迫害的广大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平反昭雪和大力抢救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号召，给我们带来了民间文艺的春天。影响所及，贵州高原各地的歌场、鼓社、各种民族节日活动，纷纷解冻，人们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基本恢复了原来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各地的采风活动风起云涌。一些地、州、县相继召开了有关民族民间文学的会议。各方面对我们都提出了要求，寄予殷切的希望。在这样鼓舞人心的背景下，我们一面把停顿多年的搜集抢救和资料编印工作，重新抓了起来；一面考虑到不能不另有一个公开发表成品、探讨理论、发现和培养人材的园地，否则必将大大妨碍已经复苏的民间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况且，对于无文字的民族来说，民间文学实际就是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还是民族史、民族学、民族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是多种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资料。可见民间文学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团结，繁荣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学艺术，进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祖国四化，将是何等重要！基于这些理由，在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怀和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经过大半年的共同努力，我们贵州各民族民间文艺的定期刊物《南风》，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各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和色彩。《南风》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山花之美，美在它自有其不可及的美处，正不必乞颜色于牡丹。
强调风格、个性和特点，是不是意味着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呢？不，正相反，没有鲜明的特色，哪来百花？没有独特的见解，凭什么去争鸣？《南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搜集起来以后，不仅要经过整理，而且要经过翻译，所以忠实于原作特别重要。忠实，也就是“信”。《南风》提倡翻译整理的“信、达、雅”，而信是基础。这就是说，在追求明白流畅与文采的同时，首先必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忠实于活生生的民族民间语言。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办事，一切还他本来面目；力求不把知识分子的趣味、大民族主义的偏见、现代人的观点，去粗暴地要求、“改造”、或取代少数民族的（特别是传统的）口头文学。这不仅仅是尊重民族平等权利的问题，首先是个尊重科学，尊重艺术规律的问题。没有忠实，也就没有科学，并且没有艺术。当然，机械论、奴隶式的所谓“忠实”，也是要不得的。
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越来越缩小了，人类文化在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越是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越具有全国性、世界性的意义。例如苗族文化的研究，现在就成了举世触目的热门课题之一。国内兄弟民族之间，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具有进步性质，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打算把刊物办成既是各民族广大读者欢迎的读物和良友，又能提供专家学者以研究的资料和争鸣的论坛。这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目标，也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希望爱护《南风》的同志们，特别是专业的和业余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们，和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向着这个目标迈进吧！（《南风》贵州民间文艺，创刊号，1980年12月15日）
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权利和民族民间文学的宣言。客籍人田兵能有这样的识见和雄心，实属不易，当然这不是他一人之见，而是三个单位和许多同道者的共同心愿。可惜，时过境迁，田兵过世后，被后来的接力者篡改了。是耶非耶？历史会对篡改者的篡改作出公正的判决的。
（三）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的前前后后
田兵既是我国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的执笔者之一，又是这部书的总纂和统稿人。1958年，中宣部批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三选一史”计划，民族聚居的省份开始着手组织人力写作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著《苗族文学史》落在了苗族聚居最多的省份贵州省。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决定由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筹委会承担这一工作，时任贵州作协分会筹委会副主任的田兵被委任为编纂主持人。
说实在的，那时，写文学史的条件，并不十分具备。搜集资料和专业人员等都面临着诸多不足和困难，而以口头文学为主要史料形态的苗族文学史，还有散居于不同省区的苗族资料的取舍运用、两种民族文化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远古神话与汉族神话的关系、口头文学的分期定位等不少重大学术问题，没有先例可援，田兵还是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这副担子。一方面搜集资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一方面当年时兴集体创作之风，初稿的执笔者多人参与，一人分工撰写一章，由田兵负责统稿。前后花费了三年时间，但到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研会专家们最后审稿时，不得不推倒重来，重写的任务落到了田兵和苏晓星两人身上，他们又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改写稿于1961年底完成。写作中遇到的许多学术问题，田兵在《绪论》中都提纲挈领地、实事求是地作了记录和阐释。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出版被无限期延迟了。据资料，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写，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执笔的《苗族文学史》于1981年8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三选一史”计划中策划的多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头一部。
（四）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贵州卷的普查和编纂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委员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主席的田兵，主持、参与和指导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卷的普查和编纂工作。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下达《关于编辑出版<</B>中国民间故事集成><</B>中国歌谣集成><</B>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陆续在全国各省区启动。三套集成的普查、编纂、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先后有几百万人参加普查搜集、其成果是由4000多卷县卷本和298卷省卷本组成的大型民间文学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田兵既是总编委之一，又是贵州卷的总负责人，他主持了全省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的普查和编纂指导工作。他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出版于2004年）和《中国谚语集成·贵州卷》（出版于1998年）的第一主编。
贵州各地市州县出版的资料卷本，是前述72种《贵州民间文学资料》之后，于80年代从讲述演唱者口头上记录下来的活态文本资料，显示着贵州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样相，其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是无可代替的。我手头没有可靠的统计材料，据中国民协口头文学数据库工作组提供的材料，贵州省编印的地县卷本入网该数据库的是271本，去掉《贵州民间文学资料》72本，应是199本。（有待于贵州有关方面发表准确的统计材料。）据金黔在线记者吴一文2004年2月17日讯，各县参与调查记录的人数达8000人，县卷本的总字数2500多万字。
（五）苗汉神话的互渗与交融
田兵不仅是一位民间文学工作的组织家、带头人，而且也是一位卓有造诣的民间文学学者。他写的《民间文学工作三十年》（写于1986年秋，《今日文坛》1987年5期；《南风》1987年5期）和《瞬息四十年未曾顾到的——民间文学的前前后后》（《南风》1990年6月第3期（总第58期）；收入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学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不仅记述了贵州民间文学工作走过的艰难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毫不掩饰地倾诉了历史局限和个中甘苦。更为可贵的是，他以一贯的“诤言”者的脾性和责任感，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工作中那些“未曾顾到的”、实际上是我们在民间文学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上带有倾向性的失误，即对“有些一触即逝的民谣，在当时当地的特定条件下，有讽刺时弊的意义，甚至是十分尖刻的”不予收集。他的这篇文章，发人所未发，因其有些别人没有的新见解，被钟敬文先生看中，收入到他所主编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这本书中。
田兵在苗族神话/古歌研究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试论苗族神话与东方民族的关系》是《苗族古歌》一书的《前言》，该书出版于1979年，文章很长，融入了作者一些经过长时期思考、甚至考证的观点和立论，是否单独发表过，我没有查到。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篇较早地论述苗族古歌、神话、民族起源、发展、迁徙、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的论文，旁征博引，有理有据，观点明晰，触及了此前一些修养有素的神话学者在古典神话研究上存疑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故而被钟敬文先生生前在不同场合赞誉过。譬如，田兵写道：
从这个故事（兄妹结婚故事）梗概看来，好像比汉族中形成文字的故事要早，那就是说故事的流传要早于楚国时代。好像在远古时期，就似乎汉、苗两族的先人同在一个大部落联盟里面，或者两个部落住地很近，经历着共同的自然灾害，有着共同的神话传说。
今日的苗族其先人住在楚黔中地区，地近洞庭，因之不仅是当时楚国民族之一，也有很大可能是古代三苗民族之一。所以汉、苗两族的文化交流，华夏文化也就在各兄弟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融合。秦统一全国后，更派五十万人守五岭，同当地人杂居，从此岭南个兄弟民族，不仅在文化上有更大的交流，而且在孝敬先人等伦常的心理状态，也都好像大体接近了。因之今天的苗族古歌，有着同汉族及西南个兄弟民族类似统一母题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只是根据地区和民族的不同，传说各有其特点和风格就是了。（《苗族古歌》第3—4页）
他对众说纷纭的兄妹结婚神话母题的渊源问题，从苗汉民族的历史渊源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六）诗学：五言体与盘歌
特别值得一提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作者对苗族古歌五言体的形成及文学史意义的阐述。他说：“这部古歌全都是五个音节一句的，也就是说全部是五言体的。从汉族文学的发展看，《诗经》是四言体，集神话大成的《楚辞·天问篇》也是四言体，到汉朝文人的诗开始才有五言，但《乐府》多是五言，也就是说汉朝民间的诗歌主要是五言的（也有的是七言）。苗族因为没有文字，全部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因此，这部古诗歌，尽管故事内容是古远年代的，但形成这种五言体的样子，若从汉文学的发展借鉴来看，最早似不能超过汉朝，只能往后不能往前。因为再往前，就是《诗经》形式的、或者类似苗族古歌神话的《天问篇》形式的四言体了。但由于苗族地处偏远的南方，经济发展与汉族不一样，也不能和汉文学作形式主义的类比。”“至今黔东南地区，五言体的诗歌，仍是民间最擅长的形式。”学界一般认为，最早见于记载的的五言体诗，是汉高帝时代的《戚夫人歌》（《汉书·外戚传》）、汉武帝时的《李夫人传》以及《汉书·贡禹传》所载民谣《何以孝悌为》、《汉书·五行志》所载民谣《邪径拜良田》等。但汉代文人的五言诗产生在何时，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田兵关于苗族古歌的五言体的论述，为五言体诗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提供了别一种思考的维度。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2008年6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安徽省桐城市申报的“桐城歌”纳入其中，就是因为桐城歌是五言体诗歌的一个代表，桐城市也因而成为五言体民歌的发源地之一和国家认定的保留地。
从五言体的话题延伸开来，田兵又提出了民歌文体的另一个问题：盘歌。“这部古歌还不仅是五言体的，而且几乎全是问答式的，像是巫师、理老、歌手，或是当时认为德高望重的有学问的老人，遇到一起，互相盘问古事的‘盘歌’（不过这只是有些盘歌遗迹，不尽相似）。从这种留有盘歌遗迹的形式看，也可能说明，在盘歌以前，是有古远年代的故事存在着的，不然就无从盘问起了。”据我所知，盘歌这种诗歌形式，不仅苗族古歌里有，其他一些民族的古老口头文学中也有，却很少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论述。《天问》里提出的那么多问题，也是盘歌，我想并不是作者屈原的忽发奇想，而是来自于已有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楚人先民的原始思维。田兵提了出来并作了一些论述，但好像说的并不充分。
田兵还以苗族的口头文学、特别是古歌所提供的史影和观念为材料，写了几篇有关苗族族源、民族迁徙、民族关系、文化变迁的探究性的论文，如80年代中期写的《从<</B>苗族古歌>看古代南人与东人的关系》（《南风》1987年第6期）。这里就不多谈了。
远逝的田兵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4年11月26日于北京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