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王府大街64号

别了，王府大街64号

    北京王府大街64号，是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造的一座六层砖结构的办公楼，俗称文联大楼。王府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之间，夹着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八面槽大街。当年许多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时代的文艺界名流，如作家邵荃麟、冰心、严文井、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戏剧家田汉、阳翰笙、凤子，音乐家吕骥、孙慎，舞蹈家吴晓邦，文学史家阿英，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曲艺家陶钝……都曾在这里办公，留下了足迹；在这里，还举行过文艺界许多重大的会议和活动，连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国要人和执掌文艺界领导大权的周扬，也常到此来开会讲话，观摩电影，与文艺工作者们同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每出品一部新的电影，都是先在文联大楼的小礼堂里现放映，然后再公映。许多与文艺界认识、有着私交的国家领导人常常来这里看电影，也往往是电影放完了，礼堂的灯亮了，突然发现周恩来，或是朱德，或是陈毅，或是李先念，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悄无声息地坐在前面。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更是令人称道。小型聚会啦，朋友见面啦，接待来访啦，一般都是借重这块宝地，环境优雅，有茶水，有糖果，而来此的人，既有著名作家、艺术家，也有普通投稿者。因而，这座浸染着浓浓的书香的火柴盒式的楼房，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象征和标志，不仅在首都北京的名气很响亮，即使在北京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抹不掉的一笔。

    1969年9月30日。第二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八亿中国人将要普天同庆举行大典。但这个历史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在文联大楼里上班的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这一天，我们必须离开首都北京，必须离开这个我们曾在此为共和国及其文艺事业付出过青春、也曾带给我们温馨和痛苦的文艺会所，奔赴各自的“再教育”（实际是改造）地点——文化部“五七”干校。尽管并排横挂在大门左边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那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联谊会、中国摄影学会不在此地办公）八九个红字书写的大牌子，早已从1966年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那一天起就已名存实亡了，而在真正要告别这座熟悉的建筑、从而宣告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即使送行的锣鼓敲得震天价响，我的心里还是被一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沮丧、失望和悲哀所笼罩。让我最后再看一眼这些匾牌吧！

    自从1957年9月4日我第一次踏进中国文联大楼的门洞，到在二楼办公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报到，成为正式工作人员起，我在这栋楼里上班已经有足足12个年头了。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人，包括一些文艺前辈、名家，也增长了许多见识，逐渐成了文艺界的一员。回想我第一次登上一层层台阶，走过小礼堂的大门口时，从半敞开的门缝里飘出来的，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声讨声。后来知道，那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第25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批判会。丁玲的名字，对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当然不仅知道其名，而且读过其作，甚至因其荣赝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而对她崇拜有加。十天后，9月16、17日，在近旁的首都剧场里又连续召开了两次更大规模的批判会，我们这些在文联大楼里上班的作协以外的文艺界人员也是被通知参加了的。于是，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成了我进文联大楼上的第一课。丁玲的身影，从此便在文联大楼里消失了。后来，听说丁玲成了右派，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再后来见到丁玲，已经是22年后的历史新时期，我在作协所属《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了。

    我所供职的单位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名气都很大，理事长是郭沫若，副理事长是老舍和钟敬文。但他们并不来上班，只是开会时才来一下。会务由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主持，在文联大楼二楼给他辟出了一间办公室。但我第一次见到钟敬文，并不是他来指导工作，不是来亲政，而是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的会上。在文联大楼二楼拐角处临街的那间会议室里，会议室的西窗，对着车水马龙的王府大街，南边是灯市口大街。他是无党派人士，听说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给党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中了引蛇出洞之计。但在我们的批判会上，却压根儿没有触及到这些言论，而是重点批判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如何向协会的党员领导人夺权。在批判他的会上，他总是埋着头，听那些在文艺界稍有点头脸的人物和北师大来的他的学生们的批判和阿斥。批判会连续开了三天，三天的发言为他在本单位北京师大所犯下的“罪行”，又增加了好几条。这个从30年代起就被认为是左派文化人士的大学教授，一下子改名换姓成了右派。其后我在王府大街64号工作的十多年里，又见过他一次，记得是在三年困难刚过去，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后的1963年，已经摘掉右派帽子后的钟敬文，应邀到人民剧场去观看乐亭皮影戏的时候。

    孟老夫子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轻时，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钦慕的人的影响。在会里，给我影响较大的有好几个人。汪曾祺是一个。汪在《民间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事，算是编辑部主任吧。所以说“算是”，是因为从来没有下过正式的任命文件。我到王府大街64号来工作之前，就认识了他。20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过书，在沈丛文门下受业，小说散文写得好，毛笔字也写得好，解放后在北京市文联办过《说说唱唱》。听说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过一篇短文，说有的共产党员吃干饭不干事，“抽烟看云”，得罪了某些共产党员领导。1958年春，他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记得内容是讽刺有的人散发着“铜臭气”。“右派补课”时，补为“右派”，接着便被发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劳动改造，从此与王府大街64号脱离了关系。

    我刚到这座大楼里工作时，研究会的秘书长是著名街头诗人林山。他平易近人，上班时穿着拖鞋，完全没有延安来的那些干部的矜持和威严。1930年入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桂林、苏北新四军等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在苏北盐阜区提倡“街头诗”，参与《大众知识》杂志的工作。1938年1月25日在延安战歌社举行的“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街头诗运动》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后，成为中国诗坛开展街头诗的宣言。1943年到了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再后，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在柯仲平手下，和安波、陈明等组成说书组，帮助盲艺人韩起祥整理《刘巧团圆》。以倡导“街头诗”和题为《新的土地》的诗集知名于延安文坛。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林山是解放区来的民间文艺方面的代表。在文代会期间，曾与钟敬文一道酝酿成立全国性民间文艺研究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应钟敬文之约写了题为《盲诗人韩起祥》的文章。由于其时广东还没有解放，文代会一闭幕，便随欧阳山等广东籍作家们一道南下了。1958年从广东省文化局长的位子上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秘书长。他虽然在学术上缺乏造诣，但在领导民研会期间，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组织和出版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莫大贡献。1962年反右倾运动中，因其从苏北解放区去延安途中被国民党俘虏的历史问题和工作中执行陈伯达的“厚今薄古”方针而被批判并解职，遣送回原籍汕头，终老于斯。

    还有一个人，我的顶头上司路工，研究部的主任。战争时期热衷写诗，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诗人。进城后，曾在铁道报任职。后来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组建文学讲习所，他到文讲所任教员，教授古典文学，从此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初期他就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喜欢买书藏书的巨擘大家。他常到郑振铎先生的家里去，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学问。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逛古旧书店，看书、买书、收藏书。硫璃厂、东安市场的那些古旧书店，是他常涉足的地方。后来，买书、藏书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地，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1957--1959年间，我曾两次跟随他到江浙和福建的一些地方去访书、买书，我们走遍了苏州、常熟、昆山、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地的大小书店，为单位、也为个人买了不少古旧书籍。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在跟随路工先生到江浙闽一带访书的过程中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流学者，如江苏省文化厅长周邨、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姜彬、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以及当时已经成名、后来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的魏同贤，等。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访书见闻录”。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和研究室里无法学到的知识，深深感受到了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深厚，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初步懂得了“学海无涯”这个成语的含义。他还带我到烟台芝罘岛、福建海防前线和江苏常熟白茆等地采风。路工先生发现和购买了许多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和手抄的歌本唱本，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丰富了他的私人藏书，编纂出版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明清民歌选》《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明清平话小说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等。

    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从1964年因有毛泽东的两个批示而发动的“小整风”中就被指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烂掉了的单位，“文化大革命”爆发自然成为重灾区，宣布砸烂、解散。全部人马下干校后，由原来的首都工宣队管理，改由河北省军区接管。我们被列为不能留在首都过国庆节、必须限期离京的人！几年来一直以亢奋的心情投入打砸抢批斗，从来在走资派、保守派、漏网右派、历史和现行反革命面前昂首挺胸的革命造反派们，直到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也跌落到了与这伙人同一条水平线上，革命优越感顿时被一道命令击得粉碎，不得不一起被赶下去接受再教育——劳动改造！当我们呼拉拉地登上一辆预定的解放牌大卡车，驶出大楼的熟悉的大宅门时，所有的人无声地向曾经在此抛洒过青春、在此寄托过理想的地方告别！谁也不知道此去是不是永久的告别。

    汽车驶过熟悉的北京城的街道，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对我这种自认为出身农村农民、多年来顶着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头衔而“文革”开始以来被当作“老保”、“修正主义苗子”和“苏修特嫌”遭到审查、最后归到“另册”里的人来说，无法怨天尤人，只能面对现实自己寻找宽慰，而对那些革命造反派们来说，却无异于天降灾难，其心情之沮丧是不难想象的。

    再见了，王府大街64号！再见了，中国文联大楼！此去，再也没有可能回到这块生活、学习、工作、斗争过十多年的文坛圣地，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从此将成为永久的记忆！

汽车一路向北，向北！把昌平和十三陵抛在了后头，过了抗日战争中曾一度名声大振的花园口，直达河北省官厅水库的北沿。我们跳下车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鹅卵石，夸张点说，俨然赤地千里。这里就是我们的栖息地。这里就是我们用使惯了笔的手开始修理地球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开始了历史书上记载的“五七干校”生活。我们的使命是，从水库里取水和泥，干打垒盖房子，要在改造中自食其力。人们发现，除了脱坯盖房子外，这里似乎没有其他的生计可做。譬如并无寸地可供耕种。可叹，终因此地不宜于“五七战士”们的生存，不得不在不久之后就开始搬迁，先是宝坻，再是团泊洼，那已是后话了。堪可称道的是，终于在国庆节前一天，圆满地完成了把这群危险分子送出首都的指令。

                                              2003年4月20日脱稿；

                                            2014年10月25日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