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过三代”析
刘锡诚
据说，中国的银行业滥觞于小小的山西省祈县乔家堡村，清末“乔在中堂”的票号拥有相当于如今80亿人民币的资金。说来也真是了得。笔者不是金融研究者，对这种说法的虚实真伪，无从辨别，姑且相信它。作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种风格和一个典范，乔家大院历经过150年的战乱沧桑至今保存完好。由于张艺谋在那里拍摄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名播四海。现在被辟为祁县民俗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游览。乔家的第一代创业者乔贵发有一条警策性的家训：“富贵不过三代”。他用这一家训激励子孙们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为了防范乔氏家业的衰败，还制定了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治家的确很严。有感于当下腐败之风的泛滥，游人们无不对他的这六条原则赞不绝口。但事情仍然被他不幸而言中，乔家一个堂堂的巨富之家，到了第三代果然就开始衰落了。
近读《中国老年报》（7月16日）所载之《香港富豪的家教》，得知亿万富翁王永庆也用同样的家训教导子孙们：“中国有句老话，‘富贵不超过三代’。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如果不努力，根本没有出头的日子。第二代多少受到第一代言行的影响，还知道用功。到了第三代，大都连什么是‘苦’，也没见过，最容易松懈。这种演变过程，又往往使人疏于防范。”据报载，王永庆系台湾富豪，主要经营塑料，现有资产55亿美元，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为1977年世界500大富豪中的第44位。（《南方周末》1997年8月1日）看来，他对没有受过苦的第三代躺在先辈积聚起来的财富上，不思进取，只知享受，能否把万贯家业继承下去，不是没有隐忧的。
两相对照，两个家族，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历史地位不同，却以同样的信条为家训、为警戒，说明家业从兴到衰是带有规律性的。
历史上，大凡新兴的企业家、金融家，如乔在中堂，如王永庆，都懂得创业的艰辛和持业的不易，为了他们所创之基业，不致毁于一旦，往往都制订严格得近于苛刻的号规和家规。然而那些处在非创业阶段和非创业地位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以及那些靠了某种势力或时机而轻而易举地发起来的暴发户，就大不相同了，由于他们不了解创业之艰辛、因而也不懂得守业之不易，往往有了钱就耽溺于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之中，最终把祖上创立的业绩葬送在自己手上。
“富贵不过三代”之说，虽然不是科学的预言，而不过只是一种约略的比喻的警示的说法，但它在资本主义发育很不充分和很不完善的中国，所包含的真理性却是勿庸怀疑的。今天老百姓茶余饭后常常谈论的一些暴发户的淫逸奢侈、精神世界和文明程度的低下，自不待言；即使是一些继承了前人的业基或名为国有资产实则变为私人所有的国营企业家，他们也往往不自觉地堕入一朝权在手便疏于管理，便及时享乐，甚至挥霍无度、荒淫腐朽的泥潭，从而由国有资产的守护者变成国有资产的蛀虫，在这些人的操持下，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也许不出“三代”便会给掏空了。最近被新闻媒体爆光的石家庄市国棉五厂，亏损总额高达5100万元，使企业面临着倒闭的危难局面，说穿了，就是被各种关系掏空的。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相对独立的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里也所在多有。有的人施展某种“登龙术”登上了领导岗位之后，便一方面忙着安插亲朋，拉帮结伙，晋级提职，瓜分“疆域”，普通干部不无嘲弄地套用“分田分地很忙”来形容他们的作为；另一方面则私欲膨胀，利用职权攫取各种社会头衔和专家头衔，忙着参加各种有利于抬高其社会地位的社会活动，到处兜售自己的“墨宝”，用公款装修住房，讲排场，汽车升级，捞钱捞物，拉关系，搞女人，用各种名堂出国旅游……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的开展上，他们的哲学是：为官一世、好处捞足，有权不用、过期做废。一个好端端的单位，很快就会被他们葬送的。他们不是创业者，他们也无心守业。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所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财富，而且还有无形的财富，那就是艰苦创业和勤俭持家的作风。这种无形的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和事业家们来说，应是更为珍贵的遗产。
1997年8月1日
发表于《济南日报》1997年9月7日；《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9月9日；收入《追寻生命遗韵》，武汉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