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杜渐致董均伦江源信论《聊斋汊子》
1986年9月16日,香港作家杜渐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了一篇《山东民间的<</span>聊斋汊子>》文章发表后，他给董均伦江源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来一份剪报。董均伦和江源夫妇随信寄给了我。杜渐在文中说：“他们两人生活在山东沂蒙山一带，深入民间，搜集那地区民间流传的故事。山东是蒲松龄的故乡，因为蒲松龄当年将民间故事编写出《聊斋志异》这本著作，所以山东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在民间叫做聊斋汊子，所谓叉子，就是河流的分支，大概因为《聊斋志异》太出名了，所以把这些故事作为《聊斋》的分支吧，其实也可以这么说，这些故事本来就是《聊斋》的来源。董均伦江源两位热心于搜集这类故事，而且有相当突出的成就。”“董、江两位是有心人，把一生的青春与精力，贡献在这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实在令人敬佩。中国的民间文学是极丰富的，有待我们去开发这无尽的宝藏。”1981年底，笔者作为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作家第一次聚会的“中国作家团”成员，应邀赴港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四十年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大陆作家与香港作家见面会上，与来自《大公报》的杜渐见过面。（参阅拙文《破冰之旅：内地港台作家的第一次聚会》，见拙著《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第616—62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下面是杜渐给的信的全文。
杜 渐致董均伦江源
（1986年12月27日，香港）
董均伦、江源同志：
谢谢你们寄赠的《聊斋汊子》，我在《大公报》写的小文，写的并不好，由于我实在喜欢你们的书，从1959年看《玉仙园》就迷上了。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前我选了民间文学专门化，写的论文是《论宝莲灯》。当时正是大跃进，我们下乡劳动，在劳动之余，搜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后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收进《广东民间故事集》里，不过十分幼稚。《玉仙园》成了我们那小组的范本，所以我很早就敬佩你们两位。文革期间我在广州，所有的书都被抄走了，《玉仙园》自然也难以幸免，直到前年在三联书店展出解放后的出版物，发现展品中有一本精装的《玉仙园》，但那是陈列品，据说出版社也只此一本“样书”了。香港影印很方便，我把它影印下来。后来见到了《聊斋汊子》，厚厚一大册，直令我喜欢欲狂。你们的劳动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不自量力写了那篇小文，目的是向香港读者推介这本有趣的好书。插图是影印后制版的。
我原名叫李文健，笔名是杜渐，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艾青、萧乾两位前辈把我“拉”进协会的。
在香港，由于在报纸工作，领导上要我选一个题目在业余研究，我选了苏联的克格勃，花了三年，写了一本《苏联秘密警察》，在香港出版后，国内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后来，又“遵命”搞亚非拉文学翻译，译了好几本小说，不过我也写别的东西，介绍外国文学，曾译过一本《一千零一日》，是《一千零一夜》的姐妹篇，最近又译了一本《十夜谈》，是《十日谈》的姐妹篇，寄上给你们，以博一笑。
以后，望经常保持联系，请常来信。
亲切
握手
杜 渐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