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忆与思考》的策划、组稿

刘锡诚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30年的风雨历程，尽管道路十分曲折，经验和教训却是极为丰富的。我们组内商定，在《文艺报》丛刊的名义下编辑和出版两本书：一本是《文学三十年》；一本是《当代作家作品论》。我所以提出以“丛刊”为丛书名字，是受到60年代何其芳编辑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丛刊”的启发。计划从下半年起，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一些老作家回顾和总结自己创作道路和创作经验的文章。

这件事情由我分管的文学评论组负责实施，自然也就由我负总责。5月30日我起草了一份约稿信，请主编罗荪审阅签发。罗荪在我起草的信稿上加了四个字：“字数不拘”，就算批准了。我们准备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一部分，全部文章汇齐后，编为《文学三十年》纪念文集。在组内进行了多次研究，并由各位同志按照日常分工把可以约稿的对象排列了个名单。由于是30年文学的总结性文集，具有文献性，所以我们定了一条原则：不管是什么倾向的作家，只要是有成就的，都在约稿之列，不应有门户之见。这一点，对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编辑来说，没有历史旧账的纠葛，比较容易做到。名单没有送审，我看了就算定了。但我们受到知识和闻见的限制，肯定是有许多不周之处。受大形势的限制和影响，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处理而当时尚未改正的作家，没有能够包括进来，当然是这次组稿的最大缺憾。

我拟的选目是：

北京地区：杨沫、曲波、雷加、姚雪银、阮章竞、贺敬之、李季、张志民、管桦、柯岩、艾青、严辰、袁鹰、黄纲、严文井、冰心、臧克家、曹靖华、邵燕祥、吴伯萧、沙汀、柯蓝、浩然、骆宾基、刘心武、刘宾雁、王蒙、邓友梅、刘绍棠

上海市：茹志鹃、吴强、杜宣、黄宗英、孙峻青、柯灵

天津市：方纪、孙犁、袁静、梁斌

辽宁省：韶华、陈淼、马加

吉林省：鄂华

黑龙江：关沫南

山东省：刘知侠、林雨、肖平、王安友、苗得雨

江苏省：陆文夫、方之、叶至诚、杨石、高晓声

安徽省：陈登科、公刘

浙江省：陈学昭

福建省：郭凤、何为

河北省：李满天、田间、刘真、徐光耀

山西省：马烽、西戎

内蒙古自治区：玛拉沁夫、敖德斯尔、布林贝赫、贺政民

广东省：欧阳山、陈残云、于逢、吴有恒、王杏元

湖南省：康濯、未央

湖北省：徐迟、碧野、黄声笑

河南省：李準

广西自治区：陆地、韦其麟、包玉堂

四川省：艾芜、马识途、高缨、梁上泉、雁翼、杨益言

云南省：李乔、晓雪

贵州省：：蹇先艾

陕西省：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

甘肃省：赵燕翼

新疆自治区：铁依甫江、王玉胡

解放军：刘白羽、魏巍、王愿坚、白桦、李英儒、陆柱国、徐怀中、冯德英、胡可、胡奇

约稿信是于1979年6月1日发出的，截止日期定在8月底，留给作者写作的时间只有两个月。时间不很宽余，但对大部分愿意给我们写的作家来说，是可以完成的。这个计划，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向这么多老作家约稿，而且是约写创作经验和体会的文章；二是体现了编者对有成就的作家的创作，不分门派，一视同仁。有些老作家，平时我们与他没有什么联系，没有向他约过稿，也没有评论过他的作品，通过实施这个计划，编辑部与他直接发生了联系。约稿信发出后，得到了许多老作家的响应，他们纷纷给来信，并按时寄来了稿子。

我们收到的稿件有：茅盾的《温故以知新》；于逢的《历史将会最后判明》；马烽的《三十年创作小结》；马识途的《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方之和叶至诚的《也算经验》；王蒙的《我们的责任》；王汶石的《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前》；王杏元的《生活是创作之母》；王安友的《我是怎样学习写小说的》；韦其麟的《回首一瞥》；公刘的《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艾青的《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芜的《关于三十年文艺的一些感想》；包玉堂的《诗坛学步二十五年》；冯德英的《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刘心武的《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刘宾雁的《时代的召唤》；西戎的《走向广阔的道路》；冰心的《从“五四”到“四五”》；杜宣的《生活和作品》；杜鹏程的《谈谈我的生活和创作》；李乔的《不要违反艺术规律》；李英儒的《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满天的《该歌颂的尽情歌颂  该批判的放手批判》；杨沫的《我的生活和创作》；杨益岩的《学习的过程  创作的过程》；何为的《关于〈第二次考试〉：现在和过去》；张志民的《从“我”说起》；邵燕祥的《创作需要的是同志式的批评》；吴强的《我的回顾》；吴伯箫的《经验？》；严文井的《我怎样开始为孩子们编故事的》；知侠的《漫谈拙作话当年》；陈残云的《热爱生活，表现生活》；陈登科的《艰难的道路》；林雨的《回顾》；苗得雨的《风格及其它》；陆文夫的《为读者想》；赵树理的《生活·主题·人物·语言》（此文系我们代选的）；欧阳山的《文学生活五十五年》；草明的《探索》；茹志鹃的《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柯蓝的《文学创作断想》；郭风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高缨的《一份简单的汇报》；秦牧的《三十年的笔迹和足印》；敖德斯尔的《在各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学中做出贡献》；袁静的《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晓雪的《在学习与写诗的道路上》；徐光耀的《溪流的跌宕》；康濯的《我这三十年》；黄钢的《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的》；黄声笑的《我的创作三十年》：彭荆风的《三十年和十年》；雁翼的《生活感受与创作》；浩然的《一桩往事的回忆》；鄂华的《创作回顾》；韶华的《我写工业题材的一点感受》；碧野的《我走过的创作道路》；管桦的《扯碎魔鬼网罗》；臧克家的《京华练笔三十年》；魏钢焰的《创作——心灵震撼的记载》。

这60篇文章，陆续在《文艺报》和其他报刊上先行发表，最后收为一集出版。《前言》是我执笔写的。《前言》写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随着共和国的成长经历了30个不同平凡的年头。它走过的路是曲折的、崎岖的、艰难的！30年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但这样的总结似乎一时还难于做得出来。在建国30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向各民族、各地区和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一百余位作家约稿，请他们把30年来自己的创作经验、心得、体会、意见写出来，大家共同来总结我们的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题目自定，文体和篇幅不拘。截至年底为止，我们共收到了60多位作家寄来的文章，现汇集成册，作为对建国30周年的一个小小的纪念。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几十位作家未能将自己的文章寄来；还有许多成绩卓著的作家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暴政下含冤而死，他们的丰富的创作经验，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同时，限于篇幅，作家们在这里所谈的也只是他们丰富经验和体会的某个方面。因此，这本文集只能反映出当代文学历程的一个侧影——然而是重要的侧影。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繁荣的时期。一批数量很大的青年作家进入了文学队伍的行列，他们正以深刻的思考、洋溢的才华和坚韧的探求精神，向着文学创作的高峰攀登。可以预期，到建国40、50大庆的时候，文学肯定不必再为自己身上的创伤而喟然叹息，将会自豪地宣布：我们向人民提供了优秀的精神食粮，我们称得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时，我们的经验将决不是这样一本薄薄的文集所能容纳得下的。”我最后编完的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出版时，书名改为《文学：回忆与思考》，《文艺报》编辑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这本汇集了如此多作家的写作经验总结的文集，出版20年后，到建国50周年的今天，重新翻阅，倍感可贵。可惜的是，还有许多我们当时致函约稿的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交来稿子。还有一些已经过世的、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优秀作家，没有能够包括进来。更明显的缺陷，是没有向30年来活跃于文坛的、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们征稿，没有评论家们的参与，中国的文学史绝对谈不上完整、全面、公正和科学；这主要是我个人的思想和认识局限造成的。没有这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创作经验，无疑使这部《文学：回忆与思考》变成了一个本意是三十年文学经验总结的大成，而实际上却不过是个残疾者，从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的一大遗憾。当时这本书印行了24，000册，数量不算少，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愿意把当代文学史写得比较客观和比较丰富的文学史家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个年代，编辑是无名英雄，义务劳动，大家都不署名的。现在根据记忆，把参加这本书稿的约稿和编辑工作的同事和朋友记在下面：高洪波负责北京地区（可能还有部队）；雷达负责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也分担了部分北京作家的联系）；郑兴万负责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李炳银负责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阎纲也给了我许多帮助，审阅了一些稿子，记得采用现在这个书名，也是他出的主意。

计划中为建国三十周年编辑出版的两种“《文艺报》丛刊”，只出了一种。第一种《文学：回忆与思考》问世了；第二种《当代作家作品论》却胎死腹中。其实，后一本书的稿子，我们也已经组织好了。无奈那份选题计划，至今还躺在我的纸箧里，只能空做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