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是个“文体家”
——痛悼汪曾祺先生
刘锡诚
曾祺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不胜愕然，一时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十一天前，曾祺老、林斤澜夫妇与我和夫人刚刚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同一架飞机回京，两天后我又同他通过电话，问候他这次在四川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连日劳顿，身体感觉如何，他在电话里回答我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还反过来问候我的老伴马昌仪怎么样。才不到十天的工夫，我们敬仰的当代文学巨擘，竟猝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四十年前，我认识了汪曾祺先生。我从北大毕业后，踏进王府大街46号当时的中国文联大楼，就在汪曾祺先生的领导下工作。当时他是《民间文学》杂志的负责人。那时他虽然没有后来的成就和名声，但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曾经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在写作上深得沈先生的真传和称赞，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不少文学作品，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市文联，一面编《说说唱唱》，一面写作，文采独具，才华超群，在北京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特别令我敬仰的是，这个文质彬彬的作家兼编辑，年仅37岁，却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平时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行行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但见他写完一张张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于是废稿堆成了一个个小山。当时我很幼稚，对在写作上的这种刻苦磨练很不理解，只是到了后来才悟出，曾祺先生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当代文学巨擘，才华固然十分重要，与当年孜孜不倦的苦苦锤炼与追求也是分不开的。那时，他既写作民间文学论文(那是份内的工作)，也写作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而正是这些散文随笔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他平时谈吐幽默，在那个不平凡的夏天，用“抽烟看云”和“铜绿气”一类的诙谐俏皮语汇讽刺单位里个别共产党员，因而受到严厉批判，在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时，把他给补成右派，并刻不容缓地把他遣送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去劳动改造。他从此被赶出了文艺队伍。1962年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他在劳动中写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我心中甚喜，预感到这个才华出众的作家重新出山的日子也许不远了。(我曾在一篇论述汪曾祺作品的专文中，对此小说作过论述，指出其在他全部创作历程中的转折意义。这次在四川笔会上，汪老对我说，那篇作品发表在那个时代，仍然受到当时“左”的文艺教条的影响，笔墨也没有放得开。)但传来的消息说，虽经老舍先生的极力保举，当时原单位的领导人却仍然拒绝接受汪曾祺回原单位工作。后来，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
1977年夏天我重回文艺界工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作编辑工作，与汪老接触又多起来，除了约稿、开会等见面机会外，也多次到他的家里去。他总是把我当作老部下和小弟弟看待，关心着我的生活和事业。在重建中国作家协会的过程中，诗人李季主持其事，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我与汪老在八宝山李季同志的追悼会上相遇。他把我拉到一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听说要调你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工作，可千万不要去呀。与那个人是不能相处的呀。对他来说，痛苦的历史记忆，虽经历了多年的冲洗，却仍然难以忘却，因为那是用惨痛的政治罪名为代价写成的，因此他急于要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告诉我这个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还能信得过的小朋友和小同行。他的每一篇作品，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设法找来阅读和欣赏。对《受戒》和《大淖纪事》等名篇，在我参与主持刊物评论的版面时，都组织了评论，并将其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一背景上给予了高度评价。80年代我还写过一篇论述他的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的长文，倾诉了我对他的作品成就、美学追求和人格精神的赞赏。
今年四月下旬应老诗人孙敬轩之邀，到四川去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有幸来往双程都与汪老同乘一架飞机，在成都竹岛度假村又与他同住在一排平房里，使我和夫人有机会照料这个年届77岁的老作家，尽一个老部下和老朋友的责任。同时，他同我的多次交谈，也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他的文学观。在谈到如何估价他的文学成就时，他对我和夫人说：“有一位外国汉学家采访我，问我如何看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我想了想，答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大概算得上是个文体家。”他的意思是说，总其一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文体的创新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他在逝世前夕十天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席关于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是恰如其份的，是清醒公允的，使得用任何其他的语言所作的概括，都是蹩脚的，有欠准确的。由于我很赞同甚至很欣赏他对自己创作成就所作的这个概括，于是就对汪老说，你的这个概括很准确，不仅给我，而且也给其他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提供了解读你的作品的一把钥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老关于创作的这次谈话，竟成了他的一个宝贵的临终遗言。
安息吧，曾祺老，你的作品将永存在于一代代的读者中间!
1997年5月20 日
发表于《文学报》1997年 6月 5日
